西南联大时期的潘光旦先生
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正式开学，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前后共存在八个年头。动荡不安的时局，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磨砺了师生们的意志。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坚持弦歌不辍，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维持着高品质的教育与学术水准，从而创造了我国战时教育的奇迹。
1938年4月至8月，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潘光旦两度兼任西南联大教务长。1939年8月至1941年7月兼任清华大学秘书长。1943年8月以后兼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为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维持与发展作了不少贡献。
潘光旦1899.8.13-1967.6.10），字仲昂，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 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教育家，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曾先后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
潘光旦生于世代乡绅之家。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所幸那次与校方对话不久，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终于顺利出洋。其实，潘光旦的那条腿也是丢在清华。清华当时注重体育锻炼，潘光旦在跳高时右腿伤残，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成了“独腿客”，在家休学两年。潘光旦是个志存高远者，尽管腿残，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视，看书似“闻书”、“舔书”，但丝毫不影响 他的鸿鹄之志。他做诗述怀：
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
1922年始，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因他成绩优异，仅用4年时间便获硕士学位。1926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冯小青》、《优生概论》。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至谢世。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左二为潘光旦
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师资，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班底，吸收了南开大学的文化学教授陈序经与人类学家陶云逵组成。这一时期进入教师队伍的新教授，有留美归国的李树青和留英归国的费孝通。由于原系主任陈达教授在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工作，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主要由潘光旦先生主持。
西南联大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潘光旦所开设课程的优生学和社会思想史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教室座位有限，修习者众多，经常在教室破窗前挤满了旁听的学生。潘光旦乐于与学生讨论，并以讨论来深化对学术问题的探索。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图书资料缺乏，战前集中做的那种专题研究难以开展。潘光旦却能够善于适应当时艰苦的条件开展工作，因而做出的成绩仍然不少。在译著方面，主要有：1939年11月至1941年11月，完成了约四十万字的译注本《性心理学》；1941年8月底至1942年5月底，完成编译《优生原理》；1944年译述《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个人著述方面是优生学与社会思想方面的一些单篇文章，后来依其性质分别编为《优生与抗战》和《自由之路》两本文集。
由于长期以来在优生学与中国文化渊源上的探索，和多年来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和儒家社会思想史课程的积累，潘光旦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优生学结合中国文献的专题研究逐渐向融合优生学和中西人文思想的方向转移，优生学不再是他最为核心的学术对象，优生学所提供的见识更多地消融在范围更广的人文思想的阐述里。
1940年夏，潘光旦全家在昆明，潘光旦和赵瑞云一生育有七个女儿，取名为乃穟、乃穆、乃和、乃谷、乃年，以及在两岁半时患痢疾夭折的乃绎、乃秋。赵瑞云曾渴望有个儿子，而潘光旦却吟诗：“女比儿柔不厌多。”
学术上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与物质生活条件的急剧下降伴生在一起的。由于日军空袭的威胁，许多西南联大教授多次迁徙居处其条件大都十分简陋。潘光旦曾有几年疏散在乡下，他租赁了昆明西郊大河埂河堤西侧一个农家院的楼上，房屋旁边是河堤，堤边种满了高高的松树，风吹过时不断发出细细的松涛声。
这里距城有七八公里，一个商人朋友葛敬忠（运成）先生在他家对面的小院子里拨了一间新盖的房子给他作书房。从这里向西可望见螺蛳山，东面则有铁峰坳，所以潘光旦将书房命名为“铁螺山房”，还特意写了一篇《铁螺山房记》以记其事，抗战时期他的诗集也因之题为《铁螺山房诗草》。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创造出文人的诗意，以此来减轻生活的艰涩感，是潘光旦以及许多西南联大教授的风格。
抗战岁月，潘光旦在西南联大完成了诸多书稿，其中有两本书在他一生学术研究成果中具有特殊地位，一是《优生原理》，一是《性心理学》。20多万字的《优生原理》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用优生学原理研究和探索民族进步，其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至今仍然对我国“优生优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潘光旦不仅以积极的态度生活着，甚至以这种态度来看待日军空袭给西南联大师生带来的无穷麻烦。在代梅贻琦校长起草的《大学一解》文里，他谈到当前大学教育的问题，认为大学生在生活中最缺乏的是个人的修养。由于青年课程太多，闲暇太少，没有时间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品味欣赏、体会自然万物，没有充分的自修时间来咀嚼融化知识；由于缺乏自我独立思考的空间，事事附从社会化、集体化的要求，不能充分制裁一己的情绪，磨砺一己的意志，达到自我修养的目的。而当前的跑空袭警报，竟不期而然地具有加强青年自我修养的功效。
1942年，潘光旦在赠赵文壁的诗中表达了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的心态：
知吾不作稻梁谋，避地五年一敝裘。
未信文章赠命达，只将身世寄鸥游。
应怜士道衰微甚，莫为师门贫病忧。
爱汝囊中无浊物，买薪权当束修收。
“反右期间，潘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他的主要“罪名”竟然是“破坏民族关系”。“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孝通先生拿了一件大衣和一床很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1967年6月10日晚上，他在费先生的怀里含冤离世了。”
去世前，潘先生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描述自己的一生，即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和succumb(“灭亡”)。费孝通先生发出过这样的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本文摘编自吕文浩著《潘光旦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标题为编辑所加。
版权保护声明：云之南华人频道（yznchinese.com）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请尊重原创内容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 yznchinese 电邮联系。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单位和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