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沈昌将军

2015年9月3日,我走上天安门观礼台,代表父亲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阅兵,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奖章。不久前我还代他接过由马英九颁发的、几乎相同的纪念勋章。

父亲沈昌遽尔长游已76年,当年小小的我也到了耄耋之年,“爸爸”两个字是那样亲又是那样涩。几十年间,记不清曾有多少次拿起笔想要书写父亲,又多少次颓然把笔放下,个中滋味比父亲的传奇本身还难表达,不是过来人很难懂得。

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滇越、滇缅两线铁路工程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衔的中将司令,也是从中缅边境野人山活着走出来的幸存者之一。1942年回到昆明,九死一生的他无暇休息,立刻投入纷繁的国家事务。就在妈妈好不容易趁他百忙中抽出的一个晚上,为他活着回到亲人身边欢聚时,年仅38岁的他猝然倒在桌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我亲爱的爸爸就这样活活累死在我的眼前。那年的我不足6岁。

母亲按照父亲生前所嘱:“万一我死了,就葬在云南,让我留在这片土地上,和那些死去的战士和工人在一起。”他的遗体没有送回我们的老家浙江乌镇,而是埋葬在他亲手建设的昆明小石坝川滇铁路公司墓园。1992年我和老伴第一次找到并来到他的墓前,发现小小的卧式石碑上竟有鲜花和还发烫的纸灰。一问才知道,这么多年当地老百姓年年祭扫,裱纸鲜花,心香泪洒,就是十年浩劫也未间断。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见过沈昌,对当年情形也不清楚,只是父辈祖辈们传下来的“总经理是好人,他是为我们丢的性命,这个墓,你们一代一代都要好好看护”的嘱咐,让这些质朴的百姓做到了我们子女做不到的事情。

独当一面

父亲原名沈家蕃,号立孙,1904年1月生于浙江桐乡炉头(今乌镇)。沈昌19岁毕业于东南大学并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3岁获康奈尔大学工程学硕士学位。获博士录取通知书时,欣闻北伐成功,遂放弃深造,毅然归国,从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小秘书做起,数月后调任内政部民政厅任专员。

1927-1931年,中国大旱并引发大饥荒,仅陕西一省就死亡250万人、逃荒40余万人。政府紧急成立由孙科、孔祥熙等人组成的赈灾委员会,调沈昌任秘书长。沈昌的工作涉及中央拨款、动员捐款、组织展览会游艺会义演筹款、以工代赈、安置难民、收容孤儿等等,千头万绪。赈灾后数月,沈昌被任命为镇江县县长,时年24岁。

时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江苏省会迁到镇江。沈昌甫一到任,就是安排蜂拥而至的省政府机构,数月内,原先杂乱无章的小城就治理得井井有条。江苏省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他当年密集签发的一系列训令、通告、文件、指令——整顿财政、整顿四乡警察、限期成立垦荒植桑委员会、规划农业试验区、城市开发、民生服务……这也是他独挑大梁的开始。

镇江步入正轨后,他又被调到首都南京,任内政部导淮委员会委员,马不停蹄地在沿淮各处视察、调研和指导。中国那时百废待兴,急需一批干练、有眼光并敢担当的人开出一条路来。沈昌整顿“国企”——浦镇机厂,仅仅3月,工厂面貌焕然,经济效益大增。怪不得国民政府内务部在公务员甄别审查中为他写下“敏干有为,堪胜烦剧”的评语,并加注曰:“性情质直,行为敏练,办事勤敏练达而学有专长,识见远到,诚恳质直,不避嫌怨,年正力富而条理甚清,为将来极有希望之才”,定为“甲等”。

平绥铁路局任上

平绥铁路是沈昌再次施展抱负与才华之地。当时军阀混战,国力贫弱,平绥铁路局因为经营不善,负债达9000万,且债权人为英美德法日列强,故人人退避三舍不敢接手。1933年,国民政府钦点沈昌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面对这个烂摊子,他毫无惧色,迎难而上。来北平前他就做了不少调查:诸国列强是棘手,但反过来说不定也是把开门的钥匙。若他们联合,我自无还手之力,但若分而治之,他势我用,则可游刃其间。

他先找债权数额最小的美国谈,后找德英法,把数额最多的日本晾在一边。谈判中放出风来,在他任内一定尽其所能还债,拟先还清同意放弃利息的债权人本金,直至公司破产也在所不惜。谁都听得懂这话里之话,先表态不要利息将成众矢之的,但憋到最后就可能做冤大头,连本金也拿不到。沈昌来来回回与各债权人周旋了半年有余,从北京谈到上海,从上海又谈回北京,从一分利降到八厘,八厘又降到六厘,就这样一厘一厘往下抠。弦既要拉紧又不能绷断,整个过程中五国各怀鬼胎,互相探底,互相放风,互相哄骗,互相打压。特别是日本这个最大的债主,反过来压力也最大,万一拖到最后先还了其他国家,平绥局破产血本无归呢?这责任谁也承担不起。但也不敢随便让步,因而谈判代表换了一轮又一轮。最后逼出负责对华债务的内田胜司亲自出马,终在日本政府各派和银行的压力下,以利不超本50%的结果先谈下来。平绥原欠日资本金520万,利息已滚至1200万,现一下子砍下千万。以此类推各个击破,最终为国家减少2691万元负担,谈判以经济、外交双赢告终。

谈判同时沈昌开始内部整饬。在他到任16个月内,平绥局营业收入共计1275万余元,为设局以来最高。他改进装货办法,实行国内各路货物联运以提高货运能力,建立提货单制度,预防旅客逃票,惩办卷款潜逃警员,查禁私运物品及违禁品,不准铁路系统外脚行(包工头)把持装卸等等。不但“客机车已敷运用”,甚至还有能力分拨车辆支援全国其他干路。这里要特别提到沈昌的“铁路游览”。北戴河海滨区内外侨甚多,各国使领商民每于夏季赴海滨避暑,年来受战事影响,中外人士裹足不前。河北省府委托路局负责经营,设置自治区,锐意恢复。1934年的中国北方险象环生,日军已强占东北,行车仅由北平起止于天津。沈昌据《辛丑条约》中“北戴河不容阻隔,双方均负有维持交通之责”的条款,迫使日军将山海关内段交出。当年夏季,北方中外人士再次麋集海边。难怪事后胡适、冰心等均撰文盛赞沈昌为中国路政辟一新纪元。沈昌的另一项重要的贡献,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从清华、北大将大批古籍善本、科学仪器运输到云南西南联大。为躲开日本间谍耳目,他决定在平时不装货的清华园车站连夜秘密突击装车抢运,凌晨始发,疾行向西。日后西南联大在中国那样危难的情况下还保存下那么多古籍,培养出那么多大师,我们的铁路和火车功不可没,我们的工人和父亲功不可没!

川滇铁路任上

卢沟烽烟骤起,国土大批沦陷,日寇气焰嚣张,首都被迫迁往重庆,华北、华东所有出海口被封锁,与国际的联系只有借道越南,运输能力却低到几近于零,大批急需的国际军援在海防港口堆积如山运不进来。沈昌奉命紧急组建“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对西南运输统筹布局。

当时日寇渗入已久,到处特务充斥,危机四伏。为躲避日本侦探,沈昌以开办做南洋生意的“通运公司”掩人耳目,暗度陈仓,几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抢运国际军援物质,另一面则将江西的钨矿石运到越南海防出口,换取外汇购买武器,同时动员各方力量,紧急赶修滇缅公路,并与陈嘉庚先生联手组织南洋华侨机工队,抢运滞留越境的物资支援抗战。他明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运力还是要靠自主建设新铁路,遂部署开辟香港至广州的交通,筹划建筑湘桂铁路以沟通越南。

在强敌压境、资金匮乏、劳力不足、器材短缺这些足以让人却步的大山面前,他将最为紧急的川滇铁路建设重任担了下来,亲任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滇缅铁路督办公署顾问和叙(叙府,即今宜宾)昆(昆明)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面对无钱无人无物资的困境,沈昌从中央到地方筹措资金,一面又采取“以工代役”和提高待遇等政策征得三十余万民工,几十万人筚路蓝缕,不顾山高林密,风雨烈日,瘴疠疾病,饥饿艰困,义无反顾地深入横断山脉深处,用最原始的人挑手挖,一步一步掘开大山,把铁路路基不断延伸。铁路所经之地瘴疠横行、蚊叮虫咬、荒蛮至极,许多人得了疟疾和肠胃病,民工体弱不支加上生活供应困难,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

对沈昌来说,更艰难的是国内没有自己生产的钢材,而进口又被日军完全阻断。怎么办?他利用从滇越铁路拆下来的旧钢轨、旧枕木铺设昆明北站至曲靖的160公里铁路。用湘桂铁路泖江大桥的钢梁,架设跨越盘龙江的北站大桥。其间又凿通昆明西山的碧鸡关隧道,铺设35公里铁路至安宁。沾益修建飞机场需续修连接机场的铁路,他又拆除滇缅铁路安宁站至石嘴站间的钢轨,移铺曲—沾间11公里铁路。就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沈昌完成了自昆明北站至四川宜宾与清水河口岸出境的两条铁路的路基,累计1700多公里。尤其是叙昆铁路沾益段,线路虽短但贡献巨大。仅1943—1945年间,就开行军用列车807列,运送中国远征军兵员46万人次,旅客周转量2.53亿人公里,货物周转量6560万吨。川滇铁路建设期间,敌机轰炸达1987架次,曾炸断小龙潭大桥,炸毁芷村机车车间,对河腊、老范站、白寨轮番轰炸。1940年10月15日叙昆铁路刚铺出19.9公里日机便来盘旋投弹,敌机走了,即刻再铺。

两线司令长官

沈昌同时还负责国际军援的抢运。奉国府交通部之命,他以川滇铁路公司的名义在越南成立川滇铁路公司海防办事处,实为交通部所属各单位的铁路、公路和电讯器材进口内运的业务枢纽。办事处顶着日军炮火,一直坚持工作到日军登陆海防前一天才撤往河内。殖民地法军仅仅抵抗了一个月便向日军投降,滇越线经营权落在已成纳粹帮凶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国民政府紧急成立滇缅、滇越两线战区司令部,沈昌被委任为战区司令,他正式成为一名抗日军事将领。

日军登陆海防,装甲车陈兵于与中国一江之隔的越南老街滇越铁路上。中央政府本以为云南是后方的后方,滇军主力已全部调往中原抗战。千钧一发之际,沈昌以两线司令长官名义发布通告,申明主权国法,稳定法方员工,同时照会法、越和各同盟国:鉴于法军目前状况,根据国际法,中国有权收回路权。就这样,沈昌不费一兵一卒,提前四十余年收回了法国殖民者经营的滇越铁路。紧接着下令炸断中越界河上的河口大桥,炸毁中方一号隧道,拆除河口至碧色寨间靠近中越边境的177公里铁路。

出身土木工程专业的父亲深知,建造这条被誉为世界奇观的铁路成本是多么高昂,故对人字桥、白寨大桥等做出了只打炮眼,不填炸药的决定。生死存亡关头,沈昌却在思虑将来的建设成本。就这样,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时,他也为日后的新中国保住了昂贵的基础设施。日军之所以不敢选择更为平坦的滇南发动攻势,而要从拥有怒江天堑的滇西事倍功半打入中国,因素之一就是滇越铁路无法通行。

远征军铁路特派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日寇从东南亚的突袭,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战区组建了中国远征军,沈昌兼任中国远征军铁路特派员和总视察,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授予中将军衔。当时缅甸境内靠近前线的铁路员工几已逃亡一空,人员及设备均不足应付战时需要。沈昌仓猝受命,审时度势,临机应变,抽调各路技术及行车员工,亲率队伍疾驰缅甸,主持前线的火车运行调度,输送大军和粮食辎重。不料驻守后方的英军,在日军远未到达前便闻风而逃,连个招呼也不打,使我远征军落入日军重兵包围之中。沈昌率工程队修路搭桥,保证大军及物资的撤退。分秒必争之际,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的列车在司维堡撞坏,致全路堵塞。虽经父亲亲率工程人员奋力抢修,无奈因此痛失一昼夜宝贵时间,日军抢先占领了密支那,截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之路。

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中,沈昌奉杜聿明长官令,率工程人员残部徒步进入中缅边境原始蛮荒的野人山,踏上了此次远征伤亡最大、众所周知的“死亡之旅”:上有敌机擦着树梢盘旋搜索,下有步兵拉着狼犬紧追不舍,白天稍有动作就会暴露,晚上也只能趟着河水走,只有这样狼犬才闻不出味道。但野人山里连水都有毒,几天下来,士兵和民工腿部开始溃烂,更不用说喝了。不少人实在饥渴难忍时喝了一口,结果没走几步就在持续不停的呕吐中倒下。还有一种毒蚊子防不胜防,咬上一口,便铜板大一个洞,血流不止。有时实在太累了,两个人背靠背想坐下来休息片刻,只听“嗖”的一声,一个人就不见了,接着在远处听到微弱的呼救声,原来是蟒蛇用尾巴卷走的。饥渴交迫中,沈司令把心爱的坐骑杀了,每个人都分到小小的一块马肉……坚强的信念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危,辗转二月余他们终于返回祖国。

向蒋介石面陈前线战况

从野人山走出的父亲从70多公斤瘦得只剩下40公斤。他迅速将随同幸存者三百余人悉数安排入铁路医院治疗,自己却不顾医生力阻,赴重庆向蒋介石面陈前线战况。

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作战方案、指挥权限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分歧,急需一个既懂国际规则,又与各方面都有良好关系的人从中协调。沈昌原非军人,与军队系统内盘根错节的派系毫无瓜葛,加上沈昌本是留美海归,不仅本人与史迪威相熟,且与史氏的首席联络官和翻译曾锡珪不但是康奈尔的同学,还是连襟。沟通工作,非沈昌莫属。

入缅第一战失利,蒋介石将过错一股脑儿加在史迪威头上,二人闹到势不两立、严重到影响中美同盟的地步,以致杜鲁门总统不得不派特使前来调停。沈昌深知兹事体大,拖着骨瘦如柴的身体穿梭于中央政府、远征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大军团之间作游说、沟通、协调和斡旋工作。在重庆第一时间面见蒋介石,他就以亲历者身份对众说纷纭的远征军第一次失利原因给出客观公允的剖析,尽全力缓和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这才有了后来仍由史迪威率领的远征军第二次出征的胜利。

英魂长萦滇云

1942年9月9日,父亲乘坐铁轨摇车赴叙昆铁路沿线视察并参加一座大桥的开工仪式。晚上8点回到家里,人未进门就爽朗地呼唤亲人“我回来了!我回来了”。爸爸的回家是全家的节日,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留给亲人最后的声音。进门后刚刚坐到餐桌旁,爸爸就猝然倒在我的脚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我最亲爱的爸爸就这样眼睁睁地消失在我的面前,时年38岁。

沈昌殉职,各界扼腕痛惜国失栋梁。小小的我只记得那满眼的惨白挽联和满院子吊唁的人群。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蒋介石特委何应钦带来亲书“英爽犹存”的匾额并致悼词:“公学问优长,识力宏通,叠膺艰钜,均能卓然有所表现,实为少有之人才,方期充当大任,不意遽损英年。其报国矢忱,因劳致疾,鞠躬尽瘁,虽不同于效命疆场,而奉职忘身,实无惭于以死勤事,忠勇报国而浩气长存!”

父亲尽瘁昆明,英魂长萦滇云,落葬于他亲手建设的昆明小石坝川滇铁路公司墓园。

作者:沈蓓

来源: 《桐乡通讯》

资料:

沈蓓,生于1936年。1938年,何宛芳刚生下沈元后,因上海、镇江、南京相继沦陷,就带着沈蓓,艰难转移到西南大后方。抗战胜利后,与何宛芳回到江浙。1993年退休,到美国生活。1994年到2008年,担任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华人艺术团体——中美舞蹈社的艺术总监,举办大型公益演出,探访为中国抗战作过贡献的美国老兵或他们的后裔。20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是明尼苏达州的华人侨领。[6]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作为国民党中将沈昌的女儿,沈蓓应邀回国在北京参加阅兵观礼,还代沈昌领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给抗战有功人士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外事系统也向沈蓓本人,颁发了纪念牌。

沈蓓的弟弟 沈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原籍浙江义乌,生於上海,中國历史学者。據国立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回忆,沈元是其親表弟,出生不到一歲父亲便因抗战之故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只留下沈元由奶奶帶大,等到抗戰勝利后,沈元才知道父亲已殉职,只有母亲和兄姐三人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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