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三剑客”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平津很快沦陷,中国北方的三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教育部的指令下先迁到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春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物理系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物理系组成,师资力量雄厚,在多个分支学科都有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一门课可以由多位教授讲,而一位教授也可以开讲多门课程,因而研究生课程内容十分精彩、丰富。
1941年秋,黄昆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研究固体内耗的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199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介绍,被西南联大物理系聘为助教。黄昆到了昆明,见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系主任饶毓泰先生。饶先生第一次接见黄昆时,就直截了当地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做研究。”事实也的确如此。黄昆的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据吴大猷说:“我接受了他(指黄昆),让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黄昆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物理学知识的精华。他不但听物理系高年级以及研究生的许多课程,还选学了多门数学系课程,如群论、微分几何等等。黄昆在第一年里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尽管课后不复习,大部分内容没有真正完全弄通,但仍感到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不同程度地学到几个领域的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化学、电磁理论、群论。他后来的体会是:“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能用得上,在用之中把它掌握起来。”
由于张守廉的缘故(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张在燕京大学比黄昆低一届,1940年从燕京大学物理系转学到西南联大),黄昆很快地结识了和张守廉同班的杨振宁。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学习思考风格迥异,但都是天赋极高、聪明绝顶的人。杨振宁比黄昆小三岁,经常穿着一身旧军装改成的衣服,整天背着一个大书包,黄昆叫他“小孩背着大包裹”。杨振宁全面发展,数学功底尤其深厚。张守廉有点怪,物理直觉非常好,人称“张怪”。
1942年夏天,他们都报考了西南联大的研究生。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虽然导师不同,但所学课程是统一开设的,所选课程大多相同,在一起上课。西南联大的学风非常好,老师一般备课很认真,学生习题做得很多。联大期间给黄昆印象最深的是吴大猷先生的课。2000年3月4日,得知吴大猷先生去世的消息,60年前的听课情形又浮现在黄昆眼前:
“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大猷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抗战爆发以来,物价飞涨,远远超过名义工资增长幅度。昆明的物价是国民党统治区最高的。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也即黄昆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的第二学年,实际生活水准下降了98%,在整个抗战时期,这是生活水准最低的时期,研究生补助金更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于是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了一个在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需教三个班,每人教一个,学校提供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个人合住。
昆华中学的宿舍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当时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喝开水,联大学生泡茶馆盛行,黄昆等三人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他们的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度过。到了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水,而是为了交流。黄昆从小酷爱争论,他们三个人走路,喝茶,都争论不休,讨论各门学科,尤其是物理与数学。由于他们三个人一段时间里几乎形影不离,又都是学习尖子,因而成为西南联大十分著名的“三剑客”。通过学术讨论和课外无数次的辩论,黄昆、杨振宁、张守廉等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人品与学问的了解。他们的感情变得非常密切,从此结成了长达60年的深厚友谊。
杨振宁在1989年一篇为祝贺黄昆七十大寿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写道:
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是完全不存在。
黄昆和杨振宁1983年摄于北京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近年来,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又成为研究的热点。笔者曾问杨振宁和黄昆两位先生,在他们三人的争论中,谁持与玻尔相近的观点,谁又与爱因斯坦观点相近,两位先生都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点蜡烛翻书的细节。杨先生答应等他们三人下一次聚会时,再一起好好地回忆当年的争论。但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三人自从1945年分手后,将近60年里,俩俩见面机会很多,三人聚会在一起,也只有在1992年6月祝贺周培源先生90大寿学术报告会时唯一的一次。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黄昆》,作者为黄昆院士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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