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衡、张邦珍的友谊和情愫
上海《收获》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叫做《私人照相簿》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由旧照片引发出的纪实性作品，其中刘心武有一篇题为《留洋姑妈》，里面就写到“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时有去那里探望何先生的，当时罗衡和张邦珍也在巴黎留学，自然更常出现。罗衡不仅完全男装，而且自我感觉也全盘男性化了，张邦珍是全盘西化的巴黎小姐时装打扮，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香水气味，留学生中都传播着她俩同性热恋的绯闻。这两个人1949年都飞往台湾，据说均已作古。天素姑妈回忆起那时侨寓巴黎的生活和后来的人事变迁，总不免百感交集。”
刘心武《宽阔的台阶》
“张邦珍和罗衡在巴黎时就不是一般的亲密，后来回到中国，两个人同在一所中学主政，同室居住，张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罗的男士装束十分粗犷，人们对她们从瞠目以视渐渐到见怪不怪，因此，大决战胜负迅速分明时，张执意要去台湾，罗怎舍得？也就去了。二姑妈跟我讲张、罗故事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那时我虽然在政治话语上还使用“反动派”之类的名词，却已经有机会看到白先勇刚出版的《孽子》，开了些窍，懂得张、罗的“孽女”情缘必须尊重，再回过头来看她们上世纪初在巴黎的留影，越发憬悟到世事的诡谲与人性的神秘。”
張邦珍女士事略
作者／申慶壁
張邦珍女士字韻壁，民國前六年七月十八日，生於雲南省鎮雄縣平鎮。其兄邦翰於民國元年出長雲南交涉司，迎母至昆明奉養，女士隨往，遂定居昆明焉。
女士抵昆明後，進入雲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繼升師範，畢業後，以優等生留校任教。嗣於民國十三年赴北平，考入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是年冬， 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在北大演講，女士得親聆三民主義之精闢理論，心中深受感動，樹立其三民主義之堅定信仰，對共黨言論，加以排斥。民國十五年共黨製造「三一八」慘案，以青年生命，作為宣傳工具，用心殘毒，女士親與其役，幸以鎮靜，而免於難。憤而以虎口餘生，自動於三月十九日，至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申請入黨，成為中國國民黨之砥柱，終其一生。
民國十八年，赴怯國留學，入巴黎大學研究教育及行政等科，歷時七年。在此期間，周恩來、鄧小平等共黨份子，亦因倡導「勤工儉學」之機會，參雜留學生中，為俄式共黨張目，女士與羅衡女士則成為對抗之主流，每遇必辯，不罷不休。
1938年至1946年担任校长的张邦珍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起，遂束裝返國。民國二十七年受聘為南菁中學校長，並連任至三十五年，長達八年，為歷任校長中任期較長者。此校為私立男子中學，女士到任後，兼收女生，實為當時創舉，並將該校改為南菁學校，施行幼稚園、中學、高中，十三年一貫制嚴格教育，在當時為雲南設備規模較好之中學。權貴子弟，競相入學，學生中桀驚不馴者多，難於管教，女士之教育目標，則是「希望青年在宇宙之間做一個活潑有力的人」，「做一個有光有熱有血氣的人」，而其管教之法，則服膺韓非「嚴家無格虜，而慈母有敗子」之義。遇學生犯錯，縱為最高權貴之子，亦照罰不誤。於是人心咸服，少觸犯者，南菁學校所施品學並重之教育，深獲好評。在此期間，雲南省臨時參議會成立，膺聘為議員，在會中建言，多關教育，影響深遠。
國民參政會成立，女士當選為參政員。時羅衡女士亦為參政員之一。在抗日戰爭中，我軍以血肉之軀，當敵精銳武器。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鑒於處理傷患，應本崇德報功，殘而不廢之原則，令羅衡女士計畫設置榮譽軍人實驗區，以激勵士氣。女士亦從旁協助，將所領之參政員公費捐助，以貼補開支。一般青年員工，受其感召，益加努力。
民國三十五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女士膺選為代表。會中，女士與羅衡女士咸認為實施民主政治，應提高婦女參政興趣，培養婦女參政能力，保障婦女參加權利。女士領銜提出「為求澈底實現全民政治，請在憲法中規定各種選舉之婦女當選名額最低限度應為百分之二十案」，並商請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領銜提「請於憲法第十二章加列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案」。雖然事屬創舉，反對者多，但現行憲法第十二章，仍有「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應選名額，以法律定之」，亦留有擴充餘地也。
女士離開雲南後，出任國立重慶女子師範學院院長。戡亂失利，由重慶而昆明，而廣州、香港，輾轉至台灣。三十九年起先後任教育部特約編纂、設計委員會專任委員。四十二年出任台灣省教育廳副廳長，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並兼台灣區教育文化組召集人。四十三年與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合併，仍兼任委員，對教育興革，均時有意見提供。 蔣夫人命其擔任中華反共抗俄婦女聯合會（今名：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委員，曾銜命與徐陸寒波女士等籌建軍眷房舍，嘉惠軍人，安定軍心，功不可沒。
民國五十五年起連任考試院第四、五兩屆考試委員，六十七年起應聘為考試院顧問，先後在考試院為國掄才，致力於健全考銓制度，達卅一年之久，貢獻良多。五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為中央評議委員。女士在執行監選任務時極為認真，使執行任務者絲毫不敢苟且行事。
女士於執行公務之餘，對於培育家鄉清寒子弟，至為關切，五十年春曾在雲南同鄉聯誼會中，倡議設置清寒優秀獎學金，輔助清寒學生完成學業，並組織委員會負責，女士被推為召集人。當時台灣經濟發展，尚在萌芽階段，一般鄉親多靠微薄薪津度日。但在女士領導之下，先訂「雲南同鄉清寒優秀獎學金辦法」，明定「為獎勵雲南在台青年努力求學特發起勸募經費以協助清寒優秀學生完成學業為宗旨」，隨即展開勸募之下，仍能集腋成裘。在當年起，即開始發放獎學金，名額由當初之三名，漸漸增至二十餘名，一直連續至今，女士之大力也。
女士對在台同鄉關心殷切，原與羅衡女士在台北市中心──徐州路，共同購置一房舍，民國七十三年，羅女士逝世後，女士即將該屋提供與雲南旅台北同鄉會作為會址。此區地價高昂，坪以百餘萬計，常人所不願為，女士幼讀儒家之書，具儒者推己及人之心，晚年篤信耶教，懷博愛之情，凡此種種存諸心，而見之行也。
張氏雲南顯族，曾祖學禮先生，自江西吉安赴雲南任官，以鎮雄為滇、川、黔三省交界之要道，宜於商賈，旋開設協昌商號。祖父紹基先生承祖業，經商有成。父隆璽先生喜讀書，考取秀才，淡泊名利，樂善好施，獲「張善人」美譽，惟年僅四十，即英才早逝。母潘氏性情豪爽，賢淑明達，隻身養育子女，懿德可風。女士二兄邦翰留學法國，曾隨 國父革命，在中樞任監委、立委，在雲南先任交涉司、建設廳、民政廳首長；四兄弟邦藩曾任營、團、旅長、憲兵司令、滇越鐵路警察局長；建樹均多。家恭、家寬、家信、家敏，侄女品莊均在海外發展，甚有建樹，成就斐然，令人欣羨。
女士志向高遠，具獨立性格，身體亦甚強健。惟九年前發現脊椎骨生刺，在美割治後，行動不便，少與外界接觸，仍心繫國事，終日以讀書為樂，幸有侄輩經常遠渡重洋來台探視，更勤於馳電候安，鄉晚及所僱護佐亦悉心照料，甚覺寬慰，得以安享餘年，八十六年十二月二日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福壽全歸，夕陽西下，而永留漫天彩霞，堪云幸運人生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
張邦珍（女） 1905年出生，雲南鎮雄人。張邦翰之妹。早年畢業於北平女子師範大學。1926年加入國民黨。
留洋姑妈
刘心武
在1991年4月份的《团结报》头版上看见了一张专发的照片，照片上是我的姑妈刘天素，文字说明中提及她早年追随何香凝先生，解放后一直在民革山东省委会工作。见到这张照片我既欣慰又难过，欣慰的是姑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难过的是报社发表这张照片时，并不知道我姑妈已于1990年底在济南去世，享年82岁。
我曾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叫做《私人照相簿》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由旧照片引发出的纪实性作品，其中有一篇题为《留洋姑妈》，里面就写到天素姑妈，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公布出她的名字来。
天素姑妈留洋，去的是法国，学的是教育学，时间约在1929年夏。她是公费留学，拿的是国民党的钱。乍一听，似乎很不光彩，其实，却是很值得自豪的。
天素姑妈1908年出生在四川，一小就随我祖父来到了北京。1925年后，祖父放弃北京政府蒙藏院佥事的职务，到广州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1926年天素妈姑才18岁，她也同女友张邦珍、罗稀等结伴去往革命圣地广州。天素姑妈去后即考取由何香凝先生主持的妇女运动讲习所，由于她活泼热情，积极肯干，兼以伶牙俐齿，敢于冒尖，很快就成为何香凝先生的爱徒。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锐进，妇女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经过短训后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或到工厂街巷演讲募捐，或到野战医院救护伤员。1926年深秋武汉光复，天素姑妈赶到武汉向先期抵达的何先生报到，何先生握住她的手问长问短。许许多多年之后，天素姑妈讲起那一情景，似乎仍感受到何先生慈蔼的目光与不退的手温。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个大转折。天素姑妈当时才19岁，事后她承认，她那时并不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及还会发生什么事。她被拘禁在宿舍中数天，有人出面要她写一纸“悔过启事”，说登了报即可放她一条生路。她当时只牢记住何先生关于坚持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教诲，觉得何先生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学生违背这基本信条的，因而拒不写所谓的“悔过启事”。数十个小时里有人被拉出去带走，很快听说被处决；有人出于怯懦勉强按照指定格式写了“悔过启事”，因而也果然被释放。天素姑妈以19岁的活泼生命，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正当命如危卵之时，何先生派人来救出了她，那人把她一直带到上海，一径送到了何先生面前。何先生便把她留在了身边。
国共合作破裂后，何先生对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基本路线，非常气愤，异常痛心。她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不屑与蒋、汪等为伍。毕竟何先生是孙中山一辈的元老，论革命资历，连廖仲恺的加入同盟会，还是她当的介绍人呢，所以蒋介石等对她还是不得不尊重几分。1928年夏，蒋介石托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出面，请何先生到南京小住。何先生去了，带了两个随员，一个是罗衡，一个便是我姑妈刘天素。据天素姑妈回忆，当时住在南京牛皮巷国民党军委招待所里。这是一所很敞亮的中西合璧式住房，中间是客厅，一侧何先生自住，一侧是姑妈与罗衡合住。姑妈她们住的屋门旁，还由招待所的人郑重其事地挂上了书写着“随员”二字的牌子。
那时候何先生已年近50岁，姑妈才刚刚20岁，罗衡比姑妈略大一点，师生间的年龄差距，是相当悬殊的。但据天素姑妈回忆，何先生同她们玩笑起来，不像是年长的前辈，倒像是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姐，很随和，也很诙谐。姑妈早于1926年在广州时，就同青梅竹马的伙伴曾庆集订了婚，当时何先生和刘清扬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订婚茶会。姑妈不会打扮，何先生是画家，便指点姑妈说：“国事紊乱，浓妆淡抹总没心思也是自然的，不过你穿旗袍，浅颜色的就不要配穿深色袜，深颜色的却又可配穿浅色袜。”当时罗衡已显露出爱作男装的倾向，总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旗袍不要腰身向大褂靠拢，何先生便提醒她说：“总是自自然然才真正像个样儿，强拗不好。”但总的来说那时候何先生还是心事重重、面色严肃，乃至忧虑的时候为多。
天素姑妈回忆起宋美龄和蒋介石来拜望何先生的情况，总引发出我丰富的想象与许多的感慨。这对夫妇没有一起来，先是宋美龄来到牛皮巷，姑妈回忆说，是她把宋引到客厅中的。那天宋美龄打扮得很仔细，确实光艳照人，还提了一盒非常精致的点心算是礼品，完全是世交晚辈对长辈进行非政治性的家常看望的姿态。姑妈进到何先生住室通报后，传何先生话请宋美龄进去坐，宋美龄笑吟吟地款步走了进去。姑妈倒茶时她们二人似乎颇为融洽，宋美龄问候何先生身体，何先生也同她拉几句家常。但姑妈退出房间没多久，就听见里面何先生一声比一声高地质问、训斥起宋美龄来，宋美龄却一点声息也没有。又没多久，宋美龄也就退出来了，脸上红红的，但并没有失却其固有的光度，当着天素姑妈，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边叮嘱天素姑妈要“好好照顾何先生，一早好好烧皮蛋瘦肉粥劝她喝”，一边从容地走了出去。隔了几天蒋介石才来，是一身戎装。姑妈回忆起那一幕时，顺便批评时下电影、电视剧，说里面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或许演技确实不错，但往往身材过于高大，却又不如真实的蒋介石英俊。那一年的蒋介石刚刚40岁，容光焕发，步履矫健。但他进入何先生居室后，遭际大不如宋美龄。天素姑妈和罗衡两人在客厅里不仅听见何先生不客气地用广东官话大声地训斥蒋介石，还因激动而砰砰地拍起了桌子。蒋介石还有些辩解和劝说的声音，后来也不再开腔。蒋介石告辞出来后，何先生追出屋来继续训斥他，天素姑妈和罗衡站起来目睹着那场景，只觉得气氛紧张。蒋介石却一转身，两只靴子跟一碰，腰板挺得笔直，中规中矩地甩起胳膊并起五指，给何先生来了个举手礼，一脸逆来顺受、尊敬前贤的表情，倒让何先生身后的两位年轻随员忍不住抿嘴发笑。而何先生却仍在气头上，蒋介石已经走远，她还站在门槛里数落了他好一串话。
何先生对蒋氏夫妇彻底失望后，对天素姑妈和罗衡说：“国民党现在被搞得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出洋留学的好，等以后再回国发挥作用。”
这样何先生就亲自为天素姑妈要了一个国民党官派留学的名额，并且对天素姑妈说：“你去打前站，我过些时候也要离开这些污七八糟的名堂，到国外去生活一段。”
天素姑妈1929年夏天去法国后，当年深秋果然迎来了何先生。姑妈的遗物中有当时何先生题赠她的画册，上面写道：“民国十九年以国事紊乱寄迹巴黎，晤故人天素于法京车站，异地相逢，悲喜交集，天素留学于法，赠此以留纪念。”
从1930年至1931年，天素姑妈一直同何先生住在一起。何先生抵达巴黎后，先去了一趟德国，在德京柏林会晤了宋庆龄，并设法营救当时因参加反帝同盟会而被德国拘禁于汉堡监狱的爱子廖承志。回巴黎前，她来信给天素姑妈嘱代租房，当时我祖父的义女李洁民正自费留学巴黎攻读生物化学专业，何先生早知其人并觉可靠，天素姑妈便同李洁民姑妈租下了桑特·米切尔大街公寓楼中的一个小单元。这里除厨房卫生间外只有三间屋子，何先生来后住一间，我的两位“留洋姑妈”住一间，当中一间作饭厅，饭后便将餐桌收拾干净，变为何先生的画案。何先生的一系列绘画名作，如《红梅菊花》、《红叶雪景》、《月虎》、《雪虎》，便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时有去那里探望何先生的，当时罗衡和张邦珍也在巴黎留学，自然更常出现。罗衡不仅完全男装，而且自我感觉也全盘男性化了，张邦珍是全盘西化的巴黎小姐时装打扮，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香水气味，留学生中都传播着她俩同性热恋的绯闻。这两个人1949年都飞往台湾，据说均已作古。天素姑妈回忆起那时侨寓巴黎的生活和后来的人事变迁，总不免百感交集。
后来曾庆集来巴黎与天素姑妈商议婚事，廖承志也终于出狱到了巴黎，李洁民则转往里昂就学，姑妈他们就迁往巴黎郊区红山威尔乃街一处公寓四楼居住。那套公寓房共四间，何先生住东头一间，曾庆集住西头一间，廖承志住北面一间，中间一间则天素姑妈住，他们母子、师生四人构成了一个有趣而和谐的家庭。他们自制四川泡菜和广东卤菜，保持中国式的饮食习惯，何先生分工煮饭，廖承志分工切菜，天素姑妈分工炒菜，而曾庆集即后来我的姑爹则负责餐后洗涮碗盘。
他们自己洗衣服、搞卫生，生活简朴而快乐。
岁月悠悠，何先生和廖承志后来有着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天素姑妈和曾庆集在巴黎结婚后，因姑爹曾庆集后来在美国学军事取得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姑妈也就回到中国，断断续续地搞了些教育工作，其间生育了四女二子。解放战争时，姑爹在成都起义，作为起义有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后来以山东省政协委员身份病逝于济南。1949年后姑妈几次到北京拜见昔日情同母女的何先生，何先生总是嘱咐她要好好发挥一技之长，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文革”中天素姑妈去何先生家，发现前面廖承志居住的房间门都上了锁，隔窗可望见里面一些坐椅都倒放到了桌子上，显然廖承志已不知被移到了何处。但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巴黎一起生活时，廖承志一边切牛肉一边将刀子敲击肉块发出砰砰的节拍，并辅之以谐谑的口哨声那一类的情景，也就觉得以廖承志乐观的天性和旷达的胸怀，兼以早经风雨浪涛的历练，眼下的处境不管多么诡谲，总能突破化解的。那一回何先生见到天素姑妈格外激动，坐在轮椅里，双手拍了几次膝盖，连连地说：“天素来了!
天素你来了!好啊!”她们坐在一处回忆起侨寓巴黎时的一些生活场景，天素姑妈有意没提廖承志，何先生也没提起，就仿佛她儿子还住在前院一样。
1972年何香凝先生逝世，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天素姑妈没有来北京参加追悼会。1982年何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廖承志把姑妈请到北京，嘱姑妈撰写关于何先生的回忆录，后姑妈写成一万余字长文，收入北京出版社《回忆与怀念》一书。在北京时，廖承志几次询问姑妈的情况，嘱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可写成材料，好给予解决。当时姑妈生活上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我们晚辈都劝她趁这难得的机会递上材料，顺理成章地获得迅速解决。她却认为我们晚辈太不懂事，她告诉廖承志自己一切都好，无所要求。
天素姑妈多少年来从不向外人道及曾与何香凝先生有过一段异乎寻常的亲近关系。我发表《留洋姑妈》一文，她颇有微辞，不过文中并未提及她的名字，也并非专门写她，涉及到她的事比这篇文章还少，所以她总算没生我的大气。现在天素姑妈已然仙逝，我把从她那里零碎听到的关于她追随何先生的一些事情(远非全部)写了出来，恳请她在天之灵原谅。我想有些闪现于历史流程中的雨丝花片是不应任其湮灭，而是应该留下记录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那些历史的大关节永志不忘，也更能丰富我们的历史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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