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云南插队的“黄金时代”

1968~1970年,16岁的王小波从北京来到云南德宏州陇川县(陇川:傣语称”勐宛”,意为太阳照耀的地方,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山水相连,阡陌相连,距省府昆明779公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最前端)弄巴农场插队,这段独特的经历,无论是在王小波的人生历程还是文学生涯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王小波在云南德宏插队的经历对其小说《黄金时代》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作者:房伟) 介绍了王小波在云南插队的这段经历: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青年人对“上山下乡”怀有无限热情。1967年11月27日,北京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写下了立志下乡的誓言,得到了周总理的批示。而这一事件改变了王小波及那个时代很多青年的命运。

1969年3月,在教育部礼堂里,一位来自云南的负责人给北京知识青年做宣传,描述了仙境一般的“魅力云南”、“彩云之南”,深深吸引了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艾建平回忆当时,苦涩且开玩笑地说:“那真是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飞,说到了云南,头顶萝卜,脚踏甘蔗,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还有美丽的少数民族风情!大家听得如痴如狂。”听完报告后,二龙路中学的孩子们都争着抢着要去云南插队,王小波也态度坚决。

吃晚饭时,王小波对家人说:“和大家说个事儿,我想去云南。”

一语出口,大家都沉默了。母亲的手微微有些颤抖。父亲则目光严肃。许久,父亲才缓缓道:“你要求进步,这是好事情,我们不阻拦,但你一定要想清楚,此去云南,迁了户口,想要再回京,可不容易了。”

“到哪里不是干革命,”母亲小心翼翼地说,“小波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干校?”

王小波咬着嘴唇,还是摇了摇头。

1969年5月15日,这是王小波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他离开家乡,乘火车奔赴未知的远方。

经过11天的长途跋涉,22名北京知青最后到达弄巴农场景罕十四队,也就是后来的云南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三营二连。

刚到农场,大家充满新鲜感。然而,农场革委会主任的训话,却劈头盖脸地来了一个下马威:“你们这些知青,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不是家里有问题的!你们要认真劳动,不许偷懒,扎根边疆,争取早日成为毛主席的合格的战士!”大家预计的热烈欢迎场面并没有出现。教训像一盆凉水,浇得知青们有些迷惘。

紧接而来的,就是每天千篇一律的劳动。正值农忙时节,按照规定,每人每天要完成三分地的工作量,主要工作是插秧。王小波个子大,弯着腰,显得很吃力。他的手很大,像小蒲扇似的,因为不太灵敏,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秧苗向地里摁。每摁一下,水田就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当地的人就笑:“野牛栽秧厉害呀,像蛤蟆放屁。”王小波插秧的事情在弄巴农场传了好多年,大家常常回味王小波插秧时的样子,“张牙舞爪,像半截黑柱子戳在田里,又像超级大蜘蛛”。

少年王小波被大家叫做“野牛”。到了弄巴农场后,当地人对他“野牛”的外号也十分认同。

野牛同志最大特点就是邋遢。他的邋遢在中学就很有名,沈芬的印象是“(他)总是一根裤腿儿长、一根裤腿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弯着腰,一晃一晃的”,“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而在云南,王小波仍然把这个习惯传承了下来,农场上下对都对他的邋遢之风目瞪口呆,而他自己却安之若素。

王小波讲义气,实在又幽默,很多人愿意和他交往。

赵东江至今对王小波的友谊念念不忘。刚分到瑞丽卡郎农场,他的小腿就被蚊子叮咬感染了,加之水土不服,格外难以忍受。凌晨3点,王小波拿上了一条武装带,打着手电筒,翻山跋涉七十多里地,看望赵东江。傍晚时分,疲惫的小波才到达赵东江所在的知青点,赵东江喜出望外,小波却幽默地调侃说:“我不光看你,在路上我还打了一头野猪,可惜个头太大了,要不就扛回来给你补补身子。”赵东江只当小波开玩笑,也不说话,只是笑着,眼睛却有些湿润了。

知青生活紧张而忙碌地进行着。理想主义逐渐褪色,生活流露出它的残忍无情。王小波的“惫懒相”也露出了苗头。野牛同志三天两头闹病,不是头痛感冒,就是腰疼,算下来一个月也能休息个七八天。闲暇时,王小波喜欢一个人躺在屋子里看书,他不仅吃饭的时候看书,睡觉的时候看书,下工回来,脚也不洗往床上一坐,拿被子往身上一披,就开始看书。甚至过了十二点,大家都睡着了,小波也要看会儿书。

同时,小波讲故事的天赋又有了新的发挥。农场职工休息时,最喜欢听野牛讲故事。无论《三国》、《水浒》,还是《一千零一夜》,他都讲得绘声绘色,听众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十日谈》就不相宜了,小波只在晚上熄灯后,给宿舍的人讲,大家听到“荤段子”时,总发出阵阵怪笑。

随着年龄增长,情窦初开的知青们情感也开始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王小波虽然邋遢,人也有几分放荡不羁,却赢得了不少女生的注意。据很多当事人回忆,那佳对王小波很有好感。她对王小波特立独行的派头十分欣赏,时常会给王小波送挂面吃,这在当时让很多男知青心生羡慕。农场的老职工私下里喜欢给知青“配对”,他们总爱把那佳和小波放在一起,但这段情感无疾而终。


日子枯燥乏味,但也不是全无波澜。一个突发事件差点改变了王小波的命运。

牛在当地是主要的劳动力。王小波虽然生活邋遢,但对牲口很好。那天,负责赶牛车的龙闷儿心里不痛快,扬鞭专抽牛的耳朵,小波不高兴了,对龙闷儿说:“有啥事儿,别对着牲口使劲儿,牲口整天给咱们干活,可不欠咱们的打。”

“野牛,我放我的牛,关你屁事!”龙闷儿跳下车,叉着腰,用当地土话愤愤地骂道。

“你会说人话吗?我看你还不如牛,牛也不会乱踢人,牲口让你使唤坏了,到时候我也跟着受连累!”王小波利索地用北京话回骂。

龙闷儿一听到这话,火气更大了,扑上来就要揍王小波。王小波个子大,胳膊长,龙闷儿还没碰到小波,就被横着丢在了水田里,像一块板结的牛粪,还被小波打了一个乌眼青。十四队“野牛”王小波能打架的“名声”传了出来,有的职工甚至拿王小波吓唬孩子,颇有“止小儿夜啼”的效果。没过多久,一个北京知青慰问团来云南,王小波打架的事情传到了他们耳中。营指导员很生气,王小波被接连批斗三天。

离家时间久了,知青们的思乡情绪越来越严重。要离开农场,当时有几种方式,而探亲最易被批准。另外,办理“困退”或“病退”,也常被运用。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北京知青靠父母,昆明知青靠大夫”,说的是北京和云南知青回原籍的办法。根据规定,王小波不符合困退的条件,但他得过肝炎,可以因病退回城。但即使病退,名额也很少,很难得到批准,而探亲假相对容易。

1970年底,王小波因病回京探亲,期满后按时归队,并给大家带了礼物。

1971年5月,小波再次请假回家。队上的领导对他很同情,连续两次准假,主要因为王小波是一个“病号”。

自1970年夏开始,王小波就觉得胃疼,不爱吃饭,但他没当回事。11月,王小波高烧不退,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吐了胆汁,连夜被抬到八里地外的农场医院救治。

据王小波自己回忆:“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问: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是闹黄疸。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

小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的时候人瘦了一大圈,一脱衣服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他向农场请假回家探亲,前段时间农场刚因肝炎死了一个北京知青,领导很谨慎,准了假。

“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的身体就彻底毁了。”王小波有一次对朋友说。

1971年的这次回京,实际上意味着王小波云南知青生涯的终结。


王小波离开云南后的情况:

1971年十九岁 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后做民办教师。

1973年二十一岁 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

1977年二十五岁 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


1978年二十六岁 参加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

1980年二十八岁 1月21日与李银河结婚。

1982年三十岁 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

1984年三十二岁 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8年三十六岁 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1991年三十九岁 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

1992年四十岁 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1997年四十五岁,4月11日因突发心脏病辞世。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

作者:一片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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