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夫：我的曾祖父何桐生
央视曾经热播过一部纪录片《客从何处来》，内容是几位知名人士寻找自己家族的历史。由此，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寻根故事。
从爷爷这辈，我们三代人都出生在成都。户口本上，我们的籍贯却是云南昆明，我曾祖父出生长大的地方。
引子
幼年时候就听家人说，曾祖父叫何桐生，云南昆明人，毕业于讲武堂，后在黄埔军校（成都时期）担任教官。
上初二那年的暑假，我骑自行车到新华书店，在有关军事的书架上找到了一些关于黄埔军校的书籍。其中一本书后面附有黄埔军校各期同学录，我翻看几个小时，眼睛都看花了，也没找到曾祖父的名字。
一个周末，我跟爷爷讲，要不我们找时间一起去新华书店翻翻看？爷爷很开心，一口答应说，等我期末考试完，就一起去书店。没想到，半个月后我期末考试刚结束，爷爷因病过世了。
后来偶然得知一个查阅文献的网站，我输入曾祖父的名字，竟查到了陈予欢先生编撰的《黄埔军校将帅录》，上面有曾祖父何桐生的简介：
何桐生（1900—1959）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毕业。别号家炯，云南昆明人，中央工兵学校高级班、中央训练团国防要塞研究班毕业。历任军政部第六工兵团连、营、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校工兵科爆破教官。1945年任工兵科上校爆破主任教官，西北战干分团工兵大队长，川鄂湘边区绥靖司令部工兵指挥部副指挥，陆军总司令部工兵署少将科长。
在这之前，“何桐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名字，一个传说，网上的资料让这个名字变得鲜活起来。我决定对资料中的几个城市——昆明、广州、南京、成都逐一探访，追寻曾祖父的足迹。
昆明
我首先出发去了昆明。火车上午到昆明，下午我就急忙赶去了云南省档案馆。在说明缘由后，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找出一张讲武堂同学录的光碟，让我自己查找。
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同学录》中，我又发现了一些曾祖父何桐生的资料。原来曾祖父的名字是何家荣，桐生是他的号。18岁那年，曾祖父家住昆明县武庙街，20岁那年搬到了城庙街。
我向工作人员询问昆明现在还有没有这两条街，工作人员说没听说过。回到青年旅舍，我又问老昆明人，武庙街在哪里，城隍庙街在哪里，也没人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去云南讲武堂的路上，我过马路时看到路牌上写着：人民中路，原名长春路、武成路。中上段因近城隍庙，故称城隍庙街；中下段因有武庙（今武成小学址），故名武庙街。1936年统称为武成路，1998年更名为人民中路。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禁感叹，100年前，我家可是住在昆明的繁华地段。我把这条街从这头到那头仔仔细细走了一遍，虽然我不知道100多年前家的具体位置，至少我的足迹与祖辈们的足迹踩在了一起。
在翠湖公园，湖面上有很多到昆明过冬的红嘴鸥。阳光灿烂，波光粼粼，红嘴鸥起起落落。当我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里时，想起那些曾在这里求学的朝气蓬勃、心怀理想的少年们，如今已变成文献档案里一个个冷冰冰的名字，心里真是感慨：烈火青春，烽烟战场，如今都归于平静。
曾祖父出生于云南昆明，在此度过了生命的前20年。听家人说，曾祖母童义如是广东人，但不知具体什么地方，一说是广州，一说是澳门，但已无从考据。姑婆回忆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曾祖父喜欢吃辣，而曾祖母和大多数广东人一样，喜欢做一些粤式的小糕点给儿女们吃。
我也不知道曾祖父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是否去过位于广州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否是在广东认识的曾祖母。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出发去广州。
广州
参观黄埔军校纪念馆时，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浙江档案馆对黄埔军校这段档案整理得非常好。后来登录浙江省档案馆官网，惊喜地找到了一张照片，标注是何桐生当年教导迫击炮时的军装照，照片比较模糊，要付费才能看清晰的。
后来我去杭州找到浙江省档案馆，花了10元钱拷贝何桐生的照片。
因为家里并没有保留曾祖父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曾祖父的样子，我不敢确认照片上是否是我的曾祖父，回去赶紧拿给奶奶看。奶奶确凿地说，是的。作为后辈的我能找到曾祖父的照片，真是有幸，也感谢浙江省档案馆。
此刻，何桐生再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我这个后代会去寻找他的足迹，将他一点一点还原。
根据陈予欢所著《云南讲武堂将帅录》中的记载，何桐生1932年至1935年先后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2期学习，毕业后仍任教官。那么，我的下一站就是南京。
南京
到了南京，我直奔位于青岛路的江苏省档案馆，被告知没有相关文献，只好作罢。
那时候，我对宋史感兴趣，在地图上看到王安石的墓在中山陵附近，到了才发现王安石墓在海军指挥学院，属于军事管理区，不让参观，便也只能作罢。但也机缘巧合地路过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里曾是朱元璋定都称帝时明皇宫的一部分，而近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是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的所在地。现在，它被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历届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
我跑去向门口站岗的武警询问，武警礼貌地说没有介绍信不让进。那时作为学生的我，连什么叫“介绍信”都不知道。还好，我准备了之前查阅到的一些文献，在我好说歹说、软磨硬泡之下，他拨通电话，请示了一番，还是让我进去了。
在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留下了我的地址。后来，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一张关于曾祖父何桐生的任命状，寄给了我。
曾祖父是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2期毕业。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又去了位于黄埔路的励志社，即南京中央军校的旧址。
根据陈予欢先生所著《云南讲武堂将帅录》记载，抗战爆发后，曾祖父随军校迁移西南地区，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第15期第6总队少校总兵器教官。那么我的下一站，自然就是成都了。
成都
按照在网上查到的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地址，我来到一条小巷子，骑自行车一路问过去，终于找到了。工作人员给了我一本黄埔军校同学会编的同学录，我在其中只查到一个名字。
第二天去了四川省档案馆。档案馆很大，浩如烟海的书啊，根本不知从何查起。
曾祖父是黄埔军校（成都时期）教官，工作人员说你要不就随便挑两期查吧。我就挑了最后两期,觉得当时何桐生军衔比较高，应该有记载。四川省档案馆有黄埔军校成都时期最全的资料，工作人员把原版同学录给我看。
翻着原版同学录，感觉很有历史厚重感，那段历史仿佛穿过书页走到我面前。同学录第一页是黄埔校训“亲爱精诚”，校徽；第二页是校歌；第三页是孙中山的照片；第四页是蒋介石的照片；第五页是廖仲恺的照片。然后是每个科的教官和学员名字，最后几页是黄埔军校阵亡同学名录。
这些学员、教官大多已不在世。我在这些名字当中寻找曾祖父，希望能发现他留下的足迹，这种感觉真的很微妙。
后来我整理了一下关于曾祖父的文献，算是我寻根之旅的一点成果吧。
何桐生（1901—1961），别名家炯，云南昆明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8期炮兵科毕业；中央陆军步兵学校机炮工兵高级班、中央陆军工兵学校高级班第1期、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2期毕业。
1922年夏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8期学习。1923年冬毕业，分发滇军部队服务，历任滇军初中级军职，后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
1932年至1935年先后入中央陆军步兵学校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习，毕业后仍任教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军校迁移西南地区，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第15期第6总队少校总兵器教官。
1940年4月，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第1总队中校迫击炮教官；1941年12月，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工兵科上校爆破教官等职；1944年3月，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0期工兵科上校爆破教官；1945年1月，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1期工兵科上校爆破主任教官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获颁胜利勋章。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2期第1总队工兵科上校爆破教官、第2总队上校爆破教官，第23期教育处工兵科上校爆破教官等职。
借用《客从何处来》的旁白：“已经不存在真相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这样一段旅程，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它能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趟旅程的成果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只要去做，就一定会有收获：我最初只知道“何桐生”是与我有关的一个名字，通过寻找，慢慢把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形象变得更真切，更充实。如果我不去寻找，他就永远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冷冰冰的名字。
通过寻根之旅，我深刻感受到我家的历史和近代军校史是一样的——从云南讲武堂到南京中央军校到成都中央军校；从昆明辗转到南京，最后定居成都。我的曾祖父年轻的时候离开故乡，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
祖辈们都生活在昆明，曾祖父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军校由南京迁至成都。作为后辈的我们，成都反而成为了故乡，昆明反倒成了他乡。由此想起一位台湾作家说过的话：所有的故乡原本都是异乡，故乡不过是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最后的最后
从去云南昆明寻我父亲家族的根开始,到后来去湖北麻城寻我母亲家族的根，再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去祭拜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河南省淮阳县伏羲陵，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湖南省炎陵县炎帝陵，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山东省曲阜市孔林，河南省洛阳市关林。说起这一次次旅程，我如数家珍。
最后以《客从何处来》中的一句话结束吧：踏上未知的旅程，去探寻属于自己的历史，奔波万里百年，去认领尚未启封的血脉遗产。谁会在远处等你的到来！
本篇内容由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何桐生后人何一夫于2015年11月撰写
何一夫，1991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籍贯云南昆明。因为想了解曾祖父何桐生的生平，14岁的他踏上了寻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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