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远征——杨锡基(马来西亚)

杨锡基（1924—年），广东大埔人，马来西亚侨生。1940年回国在云南保山国立华侨中学读高中，1942年随校迁至贵阳。1943年考入贵州大学外语系。1944年3月投笔从戎。在第五军炮兵营美军联络组当翻译，参加了滇西、湘西对日作战。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读贵州大学，1946年转学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1950年在马来亚北部担任小学校长，并于当年受马来亚教育部招聘担任华校视学官，先后在彭亨州、霹雳州、吉兰丹州，最后在雪兰莪州教育局工作，为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作出积极贡献。

一生的远征

我的家乡在广东大埔县百侯村。由于家乡贫穷，父亲杨娘顺在十六七岁时，跟着我的祖母背井离乡前往南洋寻找好日子。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人地生疏的新加坡后，祖母由于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加上水土不服，不幸染病去世，葬身异乡。父亲在一年后只身独闯马六甲，自立门户开了一家白铁店，并在这里成了家。1924年，我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一、家乡体验之行

父亲在南洋成家立业，闯出天地，但家乡观念丝毫没有改变。为了让我们也对家乡有所认识，约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安排母亲杨陈书娘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交托乡族水客带回家乡——大埔县百侯村。当年大概七八月间，我们母子四人离开了马六甲到新加坡去乘货船，从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征。我不知道回家乡的路途有多远，只是傻傻地跟在母亲身边，寸步不离。母亲从未出过远门，究竟家乡在哪里，她也茫然不知。整个行程全由水客一手包办，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我们被安排在货船底舱，舱里装满了货物和蔬菜。这里灯光微弱，空气污浊，臭气难闻，如人间地狱。数日的海上航行，惊涛骇浪不分昼夜，货船总是颠簸不定，大家昏头昏脑，呕吐不已，全身乏力，痛苦万分。母亲自己也晕船，还得照顾怀中哭啼的妹妹，倍加辛苦，不在话下。

船抵香港，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羊儿，被海港检疫处傲慢的英国官员和其华人助手送到一个检疫小岛任由吆喝。男女分开到大浴房，赤身洒湿消毒，扣留数日，没有发现搭客有传染病才将船放行。船离香港到达汕头，水客安排我们乘坐火车去潮州，我们才有透口气的机会。

抵达潮州后，我们改搭乡间小船沿韩江去高陂。经过数日行船到达高陂后，我们开始了翻山越岭去大埔的徒步长征。在烈日下沿着山路行走，真够累人。眼前重重叠叠连绵不断的山岭令人生畏。我使劲爬上斜坡，好不容易来到山岗上，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从高陂、湖寮至百侯家乡究竟走了多少天，我已模糊不清，只感到路途是那么遥远，回乡对我们母子是多么陌生呀！

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广东省大埔县百侯村——父亲的诞生地，举目一望，一切是那么生疏，不习惯。我们没有选择只得从头开始无奈地过农村生活了，但也正因为陌生反而引起了好奇、新鲜和兴趣，使我对接下来短短几个月的乡村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百侯村交通闭塞，远离外界。居住在这里的杨氏和肖氏各族系分布在青山环绕的山谷盆地里。我们家的祖屋是一座四合院。正门的上端悬挂着一块“中宪第”的牌匾，门框上面写着“德馨”二字。当时穷乡僻壤的百侯村没有供电，乡下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而有规律的田园生活。夜里四周寂静无人影，只闻虫儿鸣叫声。家家户户点着菜油灯，发出有气无力微弱的光。恼人的蚊子成群结队四处飞舞，嗡嗡声不绝于耳。一旦被叮上，痛痒难受啊！

正是秋收季节，田里是一片片金黄色的成熟禾稻。母亲是福建人，从未干过农活，但是下乡随俗，也扮着农妇人家的模样跟随伯母下田去割稻和打稻谷。我们小孩倒是乐在其中，在稻田里四处嘻玩，或捡拾掉落在田里的谷子，或去捉蹦跳的青蛙寻开心，或走去不远的山脚下拾残断树枝带回家做柴火。我捉青蛙十次有七八次失手。偶尔逮捉到一只，我也只是好奇地看看后便放走了它，它本能地逃之夭夭。当夕阳西沉，大人们把谷子挑回四合院后，才能暂歇口气。母亲从未在炎炎烈日之下做过如此辛苦的农活，真难为了她！

田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儿，不可以长久空置。忙完秋收后不久，家家户户又开始忙着种植包菜，青菜，茄子和番薯等。我们家里仅有伯母和母亲两个劳力。母亲每天举起锄头用力地锄松硬土，一寸寸地锄，汗流浃背。松土之后便开始种上作物，浇水施肥。我们不时都要去浇水，眼看一排排绿油油的菜或瓜类逐渐长大，开心极了！刚长大的嫩叶幼瓜，毛虫不请自来，进行侵袭。我观察它们的动静，它们懒洋洋地爬行在嫩叶和瓜儿上细嚼，毫无顾忌。叶儿不是缺了一小边就是来个小洞，不久便枯萎了，瓜儿也逃不过腐烂的厄运。如不及时消灭这些害虫，我们付出的辛劳和汗水就会毁在它们贪婪的利齿上。我本能地抓住毛虫，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它大难不死仍在苟且偷生蠕动，我拾起树枝一点都不留情地打死了它！

家里养了数只大小猪，每天要喂它他们一日三餐。我对猪儿甚感兴趣，也喜欢看喂猪。我常常站在旁边兴奋地看着猪儿争先恐后饿鬼般地抢食，听它们互相争抢的叫声。猪儿进食完毕后，要赶着它们出外走动排泄粪便。听大人们说，猪粪是不花钱的肥料。乡下人何来余钱购买肥料，家家户户养猪拾粪习以为常。我便提着粪箕和竹夹跟在猪的后面，不断夹起路上的猪粪。

经过半年的时光，父亲安排我们重返马六甲。长大后,我才慢慢体会到父亲的用心良苦。他是让我们从小体验家乡，培养对家乡的感情。这种感情伴随着我的一生。

二、回国求学之行

我在1940年6月初中毕业试考完不久，从报上获知两则消息:(1)中国云南省保山县国立华侨中学招收海外学生及介绍学校概况，(2)新加坡六六社(华校老师团体)主办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团。我知道父亲是期望我们回国受教育，外出闯世界的。他支持我回国读书的决定。1940年6月23日，我再次离家出行。这次远行改变了我的一生。

然而回国求学的行程并不顺利。一艘数千吨的“摩里士隆”号货轮载着数十位来自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荷殖民地苏门答腊和暹罗(今称泰国)的男女学生朝向法殖民地安南(今越南胡志明市)航驶。大家挤在仅用厚帆布盖顶的甲板上面，受尽风吹雨淋波浪冲打之折磨，提心吊胆而又疲乏不堪度过了数天后终于抵达西贡。上岸后心神未定之际,又遭到移民局和海关的法国人仗势向我们厉声呼喝检查。可恶的海关法国人翻箱倒匣，敲开封密的饼干盒和糖果罐，像饿鬼似的顺手拿起里面的食物往贪婪的嘴巴塞去，一些侨生口袋夹着的钢笔和手表也成了他们的胜利品。面对突如其来的蛮暴，我们因为身在异乡，言语不通，只能无奈地忍受着凌辱，任由他们摆布。可是祸不单行,他们竟把我们押送到牢狱。我和七八位学生被关进一间仅有普通人高度且充满恶臭尿味的牢房。大家无语相对默默地站着，靠着，挨饿着，惴惴不安，忧虑交加。法国殖民官员为何如此狠毒把我们关起来?我们犯了何罪？直至黄昏，我们才被释放出来，重见天日。他们沾污了我身心的清白，令我一生难忘!

我们坐上火车沿着滇越铁路向北怒吼奔驰。1940年7月19日抵达昆明，借宿于育侨中学。然后搭上校方安排的西南运输处卡车，沿着闻名于世的中国抗战运输命脉–滇缅公路,从昆明开往保山。这是黄泥山路，车行颠簸不已，泥粉滚滚飞扬，我们都变成了黄粉泥人。艰苦的行程让我认识到从此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生活下去。四天后，我们终于到了保山，投入国立华侨中学的怀抱里!

国立华侨中学于1941年底更名为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我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学习时光。1942年5月4日是学校举办校庆运动会的第二天。中午正值大家在宿舍休息之际，我步出宿舍前走廊台阶,望见数架闪亮的飞机在蔚蓝色天空中飞过来。我以为又是盟军的飞机，刹那间却听见了爆炸声,方知是日机侵袭。同学们纷纷往后山奔跑，以躲避敌机轰炸。过了好一阵，天空没有了动静，大家三三两两回到学校，方知女生宿舍中弹燃烧，十五位同学蒙难。全体师生为罹难的同学悲泣，往日的欢声笑语全消失了。可恨的日本侵略者夺去了她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保山侨一中是我们的家园,如今也毁在了日本强盗的血手上！

这一天,保山适逢集市，日机疯狂轰炸扫射，城乡居民伤亡不计其数。县城几乎被炸成废墟，遍地尸体，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无人性的浩劫啊!第二天，全校师生开始撤往昆明。我也于次日备好包袱，奔到城外滇缅公路，夹在人群中逃难。公路上人潮、车阵排成长龙，堵塞有数公里之遥。我们喘着气，向前跑呀跑，看哪一辆卡车有空位，便强行爬上去，顾不了司机的喜怒。无情的烈日晒得我们浑身臭汗，车子却寸步不移。我们又饥又渴不敢离车半步。夜幕低垂，饥寒交迫，我们无法入眠，只能仰望星空等待天明。天破晓了,发觉车子仍在保山城外, 只移动数个车位。为了逃命，我们下车向前走。前面抛锚的车子被推倒了，路又通了。在这紧要关头,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爬上了另一辆卡车。我们身无分文，坐了霸王车死赖着，司机满肚子不高兴,幸好没被强拉下车。一路上战战兢兢,时时警惕，不敢随意下车。偶尔停车小息时，我们紧盯住司机的动向，轮次下车以最快速度向小店讨水或走去不远的江边取水。我们唯有靠水来维持生命。卡车司机最后还是把我们甩掉了,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又遇到一位好心肠的华侨司机，搭了他的卡车继续前行。抵达下关时,这位司机叔叔发觉我们一路上以水充饥，送给我们一块大饼并略带歉意地说，他亦有困难，身上钱有限，不能多买食物让我们吃个饱。身疲力乏的我们怎可嫌少呢？我们心中只有说不尽的感激，这可是雪中送炭的大饼,是一顿丰富的晚餐啊!我终生难忘这位救命的华侨司机叔叔,他很伟大!我遗憾当时无知,没向他问起大名。

侨一中迁校至贵州省贵阳清镇的五里桥乡复课,全体师生从此开始了另一段千辛万苦的生活。因战争影响，侨生与南洋的家人失去联络,侨汇断绝,往日在保山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复存在。在困境下,老师们仍本着职责和爱心毫不松懈教导,总说一句,大家都在同甘共苦生活下去。刘石心校长是大家的精神支柱,最好的保姆。他始终不渝地关心和照顾全校师生。1943年夏我高中毕业,考入国立贵州大学外文系。我深深感激校长和教师们在苦难环境中不遗余力教诲，我高兴没辜负双亲当年送我回国深造的期望，我悲感的是与双亲无法联络，未能给他们传报佳音。

1943年秋，新学年开始了，我迫不及待赶去贵州大学报名。我在校本部办妥入学注册手续后，到新生宿舍报道时，舍监教官看我只有一个包袱，便问为何没带应备之床褥床单，面盆，漱口盅等物。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说明侨生因南洋沦陷，身无分文，无力购买，请求通融。他还好有同情心，嘱向训导处取准免条子方给床位。在贵州大学的日子里我倍加艰难。我没有床褥，只有一张草席铺在硬硬的木板上。旧棉被里的线格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严冬夜里，冷得我蜷缩如虫，难以入眠，急盼天明。我多年仅有的一双鞋已经老化，鞋头常年不分季节，张口呼吸新鲜空气。冬天的寒风把我的双脚吹得冻僵，我只能苦苦地忍着。我无钱买书或簿子，听课只好靠脑袋记，可是无法全部记住。总得做些笔记，但纸张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联系英国和美国新闻处,要求寄来新闻简讯阅读。寄来的新闻简讯除了让我知晓世界动态，提高英文程度外,还能利用背面空白做笔记。铅笔从何而来?在侨中时留下数支铅笔,我和黄天理同学商妥轮值做笔记共阅。使用铅笔是件提心吊胆的事,写得多了铅笔心短了或者不慎写断了,心亦跟着跳动,苦恼不已。我咬紧牙根忍受着苦不堪言的学习环境,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了！

三、投笔从戎之行

1944年3月,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员来校招考部队翻译官,我主动放弃学业,报名参军,投笔从戎。参军后,我先在昆明的翻译官训练班接受培训,于1944年6月初被分派至第五军炮兵营美军联络组当翻译。部队接受美式75MM榴弹炮训练后,奉命赴滇西前线对日作战,我们亦随之上前线。炮兵营经过保山扎营待命时,我回去侨一中校址(腾冲会馆)探访。往日情景幕幕涌现在眼前,女生宿舍残迹仍在。我心中默默地说，亲爱的同学啊，我们为你们报仇来了！

1944年11月,收复龙陵芒市的战斗打响,我炮兵营进入战区。骡马拉着山炮进入日军阵地对面的山头,我随美军联络组同样与部队告别公路,徒步翻山越岭穿过密林，黄昏前进入阵地。翌日,天未拂晓,薄雾笼罩,突然间阵地附近炮声隆隆，敌人乘我们不备先下手为强。炮弹从对面山头的密林打过来了，我军毫无预防,动弹不得。我急忙找个斜坡伏下,听天由命任炮弹在身边落地爆炸。约二十分钟后,炮声停止,全体官兵分头检查损失状况,十二门山炮安然无损。我炮兵经过一番整顿,根据前方观测兵之侦察回报,集中炮火向正方密林反击。我本是一个青年书生,如今置身四周炮火的战场,我没有了危险和死亡的感觉,脑袋里装的全是杀敌。反攻滇西攻下松山力克龙陵芒市后,离滇缅边界畹町已不远了。一场生死争夺战在回龙山展开。日军防御堡垒设在山顶, 工事坚固,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俯视我军之行动。我随美军联络组奉令前往与敌阵遥遥相对的山头执行任务。我们以无线电话联络空军对日军阵地施行轰炸。我们在美机飞抵上空时即与飞行员通话联络,并发射烟幕弹以指示敌方位置,美机轮次低空巡回轰炸。我炮兵亦不断炮击敌人阵地,步兵如蚂蚁般爬上斜坡攻击。敌军居高临下顽强抵抗,我军因地形不利,前进速度稍慢。我方指挥所下令限黄昏之前攻克回龙山,否则全体官兵战死成仁。联络组美军少校知道攻击困难,看到长官神色不佳,便问我何事。我将军令告之,令在场之美军官兵惊讶感动。山头争夺战更加激烈,炮兵接令连续齐放,炮声震耳,硝烟弥漫。我军官兵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前仆后继，不怕牺牲。黄昏落幕时,终于占领了山头。我亲眼目睹敌人阵地被我炮火彻底摧毁,密林叶枝烧成焦黄，残尸遍野。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收复滇西之后,我们又奉命前往湖南芷江,与日军展开湘西会战。我和联络组一名军官两名美军士兵随一位美军炮兵中校前往师部。一路上迎面而来的人潮携老扶幼,背着,挑着,提着行李,紧张地向后方逃难。从他们慌张的神色,可以测知前方战事吃紧。我们问个究竟,他们都说鬼子在后头。我们提高警惕继续前进,幸好没碰到敌人。在师部,我看到前线不停地来电话报告战况。师长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指挥战斗, 严令部队死守寸土,否则杀身成仁。美军联络组全体人员知道战事危急,大家亦日夜寸步不离师部,不时询问战情。经过数日激战,前线捎来胜利消息,师部同时向前推进。我看到战场上尸首遍野,焦土烟火仍未熄灭。我再次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带来的这场战祸，真是罪不可恕！

湘西战事告一段落,我随美军在湖南新化进行炮兵整训工作。数月后,传来了抗战胜利的喜讯!炮兵营和村里的军民兴高采烈欢呼,笑逐颜开,逢人开怀互报佳音。我身经滇西和湘西反攻两战场年余,在枪林弹雨下与部队共同出生入死,目睹荒山遍野战死的无数无名英雄,对战争的残酷早已司空见惯,真有点儿麻木不仁了。经过八年抗战,我们终于如释重负放下一口气。为了庆祝胜利,官兵们杀猪宰鸡开宴,干杯猜拳之声此起彼落,不分你我开怀畅饮,个个酊酩大醉直到深夜。我和同僚颠颠倒倒,在蹒跚走回联络组宿舍途中，竟跌下稻田而全然不觉,呼呼入睡直至天明。翌日太阳当空,过路的村民用奇异又好笑的眼光围观欣赏我们的睡态,把我们吵醒了。醉得那么痛快！睡得那么甜蜜！他们怎知我们是走过残酷、危险、死亡战场的鬼门关而活过来的啊!此时我萌起思念多年无音讯的遥远家人,他们都平安无恙吗?我恨自己没有翅膀立刻飞回去。我还渴望早日复员,回贵州大学继续我那中断的学业。

1945年10月中旬,我正式复员回贵州大学。我不再为买不起纸张和铅笔而担忧。我唯一挂念的是远在南洋尚未取得联系的亲人。我多次到花溪邮局查询有关国际邮务情况,却渺无音信。我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终日坐立不安。我每隔一周或十天左右投邮一信,默祝早日抵家。我还投邮给新加坡两家华文报馆,请求刊登传讯,寻找我的家人。

12月24日黄昏,我如常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传达室。信件散布在台上任由挑捡。我捡呀,翻呀,天啊!奇迹出现了!这封信是我的吗?我紧紧握着,半信半疑逐字念着信封上的字,一遍又一遍,这是一封渴望已久千真万确的家书啊!这是马来亚沦陷三年八个月后的首封家书,家人终于收到我的信了!我兴奋得流着泪,迫不及待小心拆开家书,只字不漏看了数遍。全体家人平安无事,亲戚和同学亦将报章登载之讯息,登门传达到我的家人。太好了!快乐的血液全身沸腾,我忘了这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呢！我自个儿到镇上馆子里享受了一顿开胃的晚餐,积压了三年八个月的忧愁、痛苦、惊慌,就此抛到九霄云外,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啊!

1946年6月在贵州大学念完大二后,我转学入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直至毕业。1949年3月初,我乘广九列车经过香港离别中国,回家与父母团聚。在回家的路上,我静静思索八年多来留下的无数的足迹,祖国的千山万水,一草一木紧系在我心!我衷心感激师长们的教诲和祖国的栽培!再见了!可爱的中国!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看您的!

四、感恩祖国之旅

我回马来亚后投入教育界，于1950年元月在马来亚北部担任某小学校长，并于当年11月1日受马来亚教育部招聘，履新担任华校视学官，在两个不同的朝代英殖民地马来亚和独立的马来西亚工作了近二十九年。华侨先辈一代代为发展华文教育前仆后继，风风雨雨数十年。将华文教育发扬光大，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工作。我曾是华校教育的受惠者，任职期间，只要不抵触条规，我尽力扶助华文学校发展，提高中文教育水平。我欣慰我也为弘扬中华文化尽了一份力量。身为主管职务，我在内处理行政工作，每月例常出外视学，亦主持校长行政教学会议，举办师训班，组织政府考试，出席学校例常活动等。我首先在彭亨州教育局而后调动至霹雳州、吉兰丹州，最后在雪兰莪州教育局，并于1979年8月10日退休。

1990年初马来西亚政府解除禁令，马来西亚华裔可自由访问中国。对我来说如久旱逢甘雨，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要争取分秒尽早实现我重返祖国的心愿！1991年5月19日，我与从未踏足中国土地的夫人沈淑敏随旅行团出发了。我们两周旅行遍游洛阳、少林寺、西安华清池、兵马俑博物馆、大雁塔、南京、中山陵、长江大桥、北京万里长城、颐和园、天坛、十三陵、杭州西湖、灵隐寺、岳王庙、无锡等。在北京的最后一晚，我与夫人探访了母校刘石心校长。

作者：杨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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