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昆明生活书店

1938年和1939年春，由邹韬奋、艾思奇、郑易里、黄洛峰、李公朴、胡愈之、钱俊瑞等人经营的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几个字赫然入目，它是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先生的手迹。生活书店是30年代初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书店总负责人邹韬奋是一位为抗日运动，为民主政治，为进步文化事业奋斗不息的战士。

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社附属“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的，既是一个出版机构，又是一个发行机构。它设有自己的门市部，不但销售本版图书，而且代售外版的进步书刊。当时大部分书店都把书架用玻璃柜台隔开，读者只能看到书脊名称，不能自行取阅。而生活书店完全采取开架售书的方式，门市的布置犹如图书馆，四周摆放书架，按科学的图书分类法陈列图书；中心摆放书台，分别陈列新书、新刊，还专门设有推荐书台，并有相应的告示牌介绍被推荐图书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之所以能够得到极大发展，首先在于出版方面能紧密配合抗战的需要，出版了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及其他多种期刊；其次，能及时向进步作家约稿，出版大量战时读物；其三，出版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思想的书籍。由于坚持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的方针，生活书店发行的书刊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书种和发行量迅猛增长，其中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通俗读物《战时读物》、《大众读物》竟发行了500多万册。抗战时期出版《生活》《新生》《大众生活》《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文艺阵地》及“生活书店四大期刊”《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战时读物《战时的文化工作》《民众动员论》《淞沪火线上》《抗战中的西北》《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等；马列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文艺作品《边城》《铁流》《大地的海》等。

当时的联大学生赵捷民在“回忆西南联大”文章中写到：”联大学生除在校内读书外，还经常到昆明的各书店去看书。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进步书店不少，常常挤满了联大学生。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能见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学生们在课余之时，信步走到书店，可随意浏览翻阅，书架上往往摆满了全国各地的出版物、杂志。到书店看书，可以补充课堂知识之不足，开阔眼界。一般学生经济不宽裕，买不起书，所以一到书店后就驻足不走，往往能在那里看上三、四小时。去书店看书，是学生们学习必不可少的内容，也大有裨益。我那时也常到书店去，在生活书店，还常看到李公朴和张一麐先生。但不幸的是“皖南事变”以后，昆明许多进步书店被迫关闭了，进步书籍也被封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们看书学习。依旧开着的书店，也没有往昔那般兴旺的景况了。”

书报供应所还创设了阅读和写作函授班，昆明分所的阅读与写作函授班则分为两组，一组阅读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组读文艺理论与写作实践。他们定期按照专题讨论，两组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交叉学习。由总所发给讲义，习作由总所批改。

此外，1938年下半年昆明书报供应所成立，钱俊瑞要求进步人士孙克定等人在昆明为第三国际开展情报工作，要求将云南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情况及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情况调查清楚。昆明开展情报的工作者有汪季琦、孙克定、汪敏之等人。

在云南地区，1939年 7月 26日，为进一步取缔进步文化团体，国民党社会部致电云南省党部，认为“昆明生活书店、战时书报供应所云南分所等或则公开发售违禁书刊，或则暗中从事异党活动”，要求云南省党部“应切实注意，严密防范”。

“1941年2月8日后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3个分店接连被封。邹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离开重庆到香港，锲而不舍地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投身于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大洪流。”

文章资料来源：中共领导下的战时书报供应所（1938—1940） 作者张雅倩，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从上海走向乡村僻壤，生活书店创造战时出版奇迹” 《党史信息报》 作者：陈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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