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净和他的卡瓦格博

纪录片《卡瓦格博》捕捉风的声音、金黄的麦子扬起的角度,孩子在麦田的土墙根旁走路的姿态、孩子在校园里唱民歌、玩游戏的样子,它也记录了转经的老人用木棍救青蛙,用食物喂食蚂蚁等瞬间。这些生活的碎片,构成了叙事的推力,展现了藏区宗教、生态、医疗、娱乐、以及藏民对神山的崇敬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卡瓦格博

作者:游晓璐

来源:视觉人类学观察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者陈学礼说:“看纪录片睡着,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在中国人民大学《卡瓦格博》的放映现场,观众不时爆发出笑声,《卡瓦格博》是一部很难让人睡着的纪录片。让人感到惊异的是,这部纪录片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却让人感到趣妙横生。它有着一种独特的冷幽默。这种幽默属于生活本身。

《卡瓦格博》讲述的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区卡瓦格博峰下藏人的生活,全片分为“嘛呢”、“狼来了”、“风”、“歌手”、“野花谷”五个片段。拍摄藏族题材的纪录片非常多,但这部纪录片尤显特别——它用碎片而富有趣味的方式,展现了近二十年前藏人的生活方式。

它并不讲故事,却用《卡瓦格博》证实了一种可能,在没有故事情节的推动下,也存在让纪录片变得好看的可能性——里面充满了幽默、感动、甚至无厘头。在呈现生活质感方面,《卡瓦格博》它表现得余味十足。它捕捉风的声音、金黄的麦子扬起的角度,孩子在麦田的土墙根旁走路的姿态、孩子在校园里唱民歌、玩游戏的样子,它也记录了转经的老人用木棍救青蛙,用食物喂食蚂蚁等瞬间。这些生活的碎片,构成了叙事的推力,展现了藏区宗教、生态、医疗、娱乐、以及藏民对神山的崇敬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纪录片《卡瓦格博》用日常消解严肃,打破了外界对藏区的神秘想象。这部纪录片由影视人类学学者郭净和当地村民此里卓玛合作拍摄,在影像中一直在探索文化互动的路径。这使片子具有多种向度。作为拍摄于90年代末期“独立dv运动”的作品,纪录片中淡定的镜头和和独特的结构,又一次丰富了影像表达的可能性。

学者与DV

纪录片开头,藏人们站在一辆卡车的后箱上,黑白镜头晃动着,质感粗砺。风很大,他们对着镜头笑,突然,其中一个人拿出一部相机,要求拍摄录像的郭净给他照相。于是,郭净和这个朝圣者交换各自的设备,他抬起相机,对着拍他的朝圣者,咔嚓一声,拍下一张照片。相机发出刺眼的闪光灯光芒——纪录片开始。

这几乎像是一个隐喻,在纪录片创作者拍下藏人生活的同时,藏人也在拍他。他们互为观察者和拍摄者。《卡瓦格博》保留着许多藏人对相机展现兴趣的画面。在纪录片第一部分《嘛呢》中,在寺庙外休息的老人,对着拍摄者的镜头打招呼,面面相觑,哈哈大笑,调皮得像孩童。她们叫郭净过去,一起聊天。郭净将摄相机端在胳肢窝里和她们说话,拍下老人的画面,极有趣。此时,摄相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身体器官,观察记录眼前的世界。

在《野花谷》片段中,转山的老人好奇地来到相机后面,看着镜头里的山林,呐呐自语着:“奶奶不见了”。被拍摄对象在拍摄时,也在影像里观察、确认着自我的存在。在影片中保留此类片段的意义是,在呈现影像的同时,引发拍摄伦理的思索。在田野之中,身为人类学者的郭净拿起摄相机后,他发现:在记录他人时,相机是一个“无法隐藏的身体器官”,她们的好奇随之而来,她们会与相机、与拍摄者发生自然的互动 。那么,记录下这种“互动”,本身就具有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纪录片上的’互动式实践’。”郭净对记者说。

郭净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调研卡瓦格博的专著《雪山之书》在学界颇具影响力,有媒体评价:“他以优美、流畅的文笔,为卡瓦格博峰写了一部《忧郁的热带》。纪录片《卡瓦格博》的问世,证明他在纪录片方面亦有着独特的探索路径、驾驭影像的能力与实验的精神。

这并非无迹可循。郭净是中国“独立DV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95年,他参加了刘哓津、谭乐水、周岳军在昆明成立的“复眼纪录片”小组,大量阅片,并受到吴文光、蒋樾、段锦川等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影响。1996年,DV刚刚进入中国时,郭净就在当时就职于云南电视台的谭乐水的介绍下,认识了DV。“当时,找朋友借钱,花了3万元,买了一部索尼VX1000。”刚买到DV,郭净拍下的第一个影像是,把自己的拳头对准镜头,观察“起伏的山峦”。他还拍楼道,记录一掌掌灯的亮起与熄灭。与他优雅、质朴的文字不同,郭净喜欢用影像做实验。

1998年到2003年期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来到云南迪庆藏区自治州德钦县的荣中、西当、明永等村调研,用DV记录下了当地人的生活。此时的他,已具备深厚的人类学学养和实验性的影像倾向。二者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十几年后,郭净才给出答案。

碎片与趣味

《卡瓦格博》系列,包括十余部短片,十四年仍未剪完。在影片中,作者放弃了故事性,并赋予其独特的趣味。如果你喜欢小津安二郎,贾樟柯的电影,你很可能会被《卡瓦格博》打动。电影中着力呈现的平实的生活质感,就是《卡瓦格博》的底色,或者说,《卡瓦格博》充满了生活之味。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村公所,村医用钳子为村长拔牙。拔之前,村医自嘲式地嘟囔了一句:“杀鸡用牛刀,都是原始社会的工具。”随后,村医戴着墨镜,点起一只烟,叼在嘴上,把麻醉剂打入针筒,村长面有惧色地在旁边看着,问道:“会不会晕?”村医说:“不会不会,晕不起的。”而后,村医将大钳子深入嘴里,摇晃着村长的脑袋,村长露出痛苦的表情,钳子在嘴里发出咔嚓声,当观众以为拔下来了时,村医说:“打滑了。”观众哈哈大笑。当村医终于把牙拔下来,分析牙坏在哪里时,村长愣了一会,发出尴尬又释然的笑声,吃吃地笑起来。

村长的紧张、尴尬和钳子拔牙的荒诞,捕捉得真实、自然,丝丝入扣。牙刚好,村长马上拉起弦子,唱起歌。于是,近二十年前,云南山村里原始的医疗条件、人们快乐的生活态度都尽显其中了。它让生活本身展现生活。

《卡瓦格博》的影像,有一种微妙的粗糙质感。六一儿童节晚会,几乎是全村人的聚会。晚会上,村民在柴火堆旁简易的舞台上献歌,三掌橘黄色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村民高亢地唱起:“呀—啦—嗦—,那就是唱起青—藏—高—原——……”因为乡村音响效果不好,声音丝丝拉拉,音响难以承受高音和村民宽广的情怀,显得力不从心,形成了一种独属乡村的幽默晚会氛围。

在《卡瓦格博》中,这样有趣的生活片段还有很多。“纪录片不一定要讲故事。生活细节本身,就是丰富而有味的。”郭净说道。“在拍摄时,别人展示给你的,即是生活的碎片。”于是,在影像上,郭净放弃了整体叙事,将镜头对准生活细节。《卡瓦格博》充满了时空上的断层,或者说郭净有意忽略了纪录片的连贯性,如中国画中的留白,反倒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节奏、幽默感和诗性。

卡瓦格博中的幽默,是一种隐藏于生活,“刺点”式的幽默。罗兰巴特曾在摄影领域提出“刺点理论”,在他看来,“刺点”是画面中与主旋律不协调的声音,它飞出来刺中主体,给观赏者的视觉以及情感以冲击的张力。“大钳子”与“坏牙”、“高亢的声音”与“脆弱的音响” 在片中,互为刺点,构成强烈的戏剧张力。种种“刺点”赋予的幽默,使《卡瓦格博》在表现藏区生活的纪录片中风格独树一帜。而在“刺点”方面,由于每个人观看纪录片角度的不同,所注意到的细节与“刺点”就有所不同,从而使观众对于纪录片的解读也更为多元。

影像与文本

纪录片《卡瓦格博》作为郭净博士论文《卡瓦格博澜沧江的藏族》(出版时改编为《雪山之书》)的产物,另一有意思之处在于影像与文字的互文关系。二者共同承担着“文化深描”的任务。“如果说《雪山之书》讨论和回答了问题,那么,纪录片《卡瓦格博》更像是提出问题。”郭净说。

在纪录片《卡瓦格博》第二部分《狼来了》的片段中,村民说:“狼是日本登山队带来的。”卡瓦格博,是藏人的神山,至今仍未被登顶。藏人认为,日本人登卡瓦格博峰,是对神山的不敬。狼来了,是神山对众生的报复。在《雪山之书》中,郭净从中国最严重的卡瓦格博山难入手,用53万字,深入探讨当地人如何与山、与身边的自然打交道,回答了“狼来了”背后深刻的意义系统,描述了卡瓦格博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神山文化的变迁。纪录片是一种呈现,是“天女散花”,文本则是深挖,在文字与影像之间,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形成生动的互文。

在《雪山之书》夏日纪事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金黄的麦田衬托着核桃树的浓绿、天空的深蓝、雪山的银白,令人双目舒展,心头畅快,想亮开嗓子唱歌。”

在纪录片《卡瓦格博》中,郭净记录了不少德钦藏人唱歌、听歌的片段,对文字进行了具像化的丰富。歌曲中既有村民、小学生唱的“今天天上是好日子\吉祥的星星相聚天空\今天人间是好日子,有福的人们相聚在此”……等德钦传统民歌,也有晚会上播放的《军民一家》红歌、广播里放的红歌和民歌揉杂的变种歌曲。“ 歌曲的演唱内容、方式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在拍摄影像之外,我会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思考。”郭净说。

在纪录片的生活细节中,包含着广阔的学术探索空间。郭净研究民族史、人类学、民族影像、傩、藏面具、摄影、摄像,甚至绘画,作为”跨界跨得一塌糊涂”的影视人类学学者,他期待的是用融合的方式展现地方文化。

村民与相机

当地村民的参与,使纪录片《卡瓦格博》有了新的观察维度。2003年,在拍摄转山的过程中,郭净巧遇了转山的德钦藏族女孩此里卓玛,便将摄相机交给她,由她拍摄。刚从云南省电影学校(现已并入云南艺术学院)电子声像设备专业毕业的此里卓玛,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导游。她在学校里学过一些电影欣赏的课程,却从没摸过摄像机,对纪录片更是一点儿也不熟悉。20来岁的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就拍到了村民们拯救掉到深坑的青蛙的故事。这段不加雕琢的记录,成为《卡瓦格博-野花谷》中最精彩的段落,清晰地展现了藏族人众生平等的文化信条。

“此里卓玛拍摄的感觉非常好,包括她被救出来的青蛙吓了一跳,往后跌倒时镜头的晃动,都体现了真实的质感。”郭净说。

“我们都叫卡瓦格博爷爷,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转山,但从来没有想过,掩藏在云雾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么样子。”此里卓玛说道。拿起摄像机,让她自觉地开始反观与审视本地的文化。

“卡瓦格博爷爷,我们敬仰他,保护他,也需要他来保护。我们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此里卓玛说。在纪录片中,转山的老人在树根上看见蚂蚁,便用糌粑去喂蚂蚁,就像呼唤自己的亲人:“蚂蚁爷爷来喝茶,蚂蚁爷爷来喝茶。”一位来自青海,在北京学习的藏族人看见这个片段时,不禁泪流满面。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这就是藏族人,这部片子拍出了我遥远家乡人们的样子,我想起了我的家人。”他说。

2017年11月,《卡瓦格博》荣获“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铜收藏奖”。听说获奖的消息,此里卓玛在朋友圈中表示“诧异”:“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影片都会归类到社区单元,并自然而然地避开竞赛。这使我产生一种错觉——竞赛单元的影片是一种艺术,社区单元的影片是一种生活。艺术是可以得到承认的,生活却不一定。”

这一次拍摄,改变了此里卓玛的命运,她从一位导游,成为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成员,参与村民影像行动,后来,又创办了格桑花手工艺品合作社。

“这是‘村民影像’的一种实践,此里卓玛以局内人的角度观察田野,带来了不一样的角度。”郭净说。《卡瓦格博》从来没有停止过实验,十四年来,郭净一直在进行剪辑实验。《卡瓦格博》,并不只是一部片子,而是一个系列片。她有着有众多剪辑版本,永远保持着一种开放、变化的可能。

也许,下一次你看到的《卡瓦格博》,和我的又不一样。

如果将纪录片比成做菜,那么,郭净就是一位尝遍生活百味的厨子,他有耐心,文火慢炖,花了将近十九年时间,做成了深得藏人生活之味的《卡瓦格博》。

作者:游晓璐

来源:视觉人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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