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移居泰国云南人的过去和现在

摘 要：本文在此前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去年笔者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做访问学者 期间获得一些新的文献资料，以及亲自到泰北几个主要的云南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目的 在于推动对泰国云南人这个独特群体的进一步研究。

文章编号: （2003）01-01-09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曾有大量的华人移居到泰国。而 由于地缘的关系，在移居泰国的华人中，来自以潮汕地区为主的广东籍的华人主要聚居在曼 谷和泰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在泰国的北部地区则居住着许多从中国云南迁去的人口。从广 义上讲，在较晚时期从云南迁到泰国北部的人应该包括好几个民族，人数较多的有苗、瑶、 泐（傣泐）、汉、回等民族。然而，国外一些文献中提到的“云南人”，则是特指从云南迁到 当地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汉族和回族居民。因此，本文所谈到的“云南人”，也就是国外一 些文献特指的这部分人。到目前为止，这些移居泰国的云南人，除了少数发展到曼谷和泰国 中部和南部其他地区以外，绝大多数仍然聚居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地区。５年前，笔者曾经写 过一篇关于泰国北部的云南人的文章，但主要是根据国外学者的一些比较陈旧的调查材料。 [1]近年来，笔者又获得一些这方面的新资料，特别是利用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做访问学者之 便，亲自到泰北几个重要的云南人社区作了考察，感受颇深。因此，在此前对这个问题有过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后来获得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再撰写此文，以期 推动对这个独特群体的研究。

在泰国，当地泰人把同样是操汉语的来自广东等地的华人称为“Chin”，却把从云南来 的操汉语的汉、回移民统称为“Haw”（有的文献中也拼写为“Hor”或者“Ho”，或者叫做 “Chin-How”。“Chin”这个词在泰语中是“中国”或“中国人”的意思，该词应系直接 从英语“China”或其他欧洲语言对中国的称呼转译并按泰语习惯拼写出来的。那么， “Haw” 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当地人会把这些从云南来的操汉语的人称为“Haw”呢？

有人认为，“Haw”是汉语发音“何”的音译。据说是这些人初到泰国时，当地人问他 们是什么人，他们未听懂当地人的话，反而问对方是“何人”。结果，当地人误以为他们自 称为“何 人”，而在云南方言中，“何”发音为 Ho，遂把这些从云南来的人叫做“Haw”。也有人认为， “Haw”是由汉语“伙”字音译过去的。据说，早先移居泰国的云南人都是生意人，他们在 生意场上常常以“伙计”相称，久之，当地人就把“伙”这个字误认为是其自称，进而将其音译拼写成“Haw”。还有人认为，“Haw”这个词是出自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的“获”。据说是那些早先来到泰国的云南人自称是孟获的后人，以后泰人便把他们称为“获”，并音译拼写为“Haw”。又有一种解释认为，“Haw“这个词不是源自汉语，而是与泰北清迈一带方言中的“核桃”一词“Man Haw”有关。据说，早先一些云南商人每年都要从云南驮许多核桃到泰北去卖，当地人称核桃为“Man Haw”，进而把这些卖核桃的云南商人也称为“Haw”，以后把所有的云南人都称为“Haw”。也有人认为，“Haw”这个词确实与“核桃”一词有关，但不是来自泰语，而是来自汉语，确切地说，是来自汉语的云南方言，即那些卖核桃的云南商人把“核桃”的“核”发音为“Haw”，因而他们也就被当地人称为“Haw”。还有一种说法是，“Haw”是汉语“好”字的音译，即那些抵达泰国的云南商人向当地泰人称他们都是好人，于是泰人便以“好”人称呼他们。也有人认为，“Haw”既不是一个来自汉语的词，也不是一个来自泰语的词，而是从云南来的某一个部落的称谓。台湾学者李拂一则把“Haw”译为“和”，并认为“和在摆夷（傣）文中分别训为‘大’或‘天’，乃昔时摆夷部族，用以尊称南诏者。……似专指南诏王族而言”。也有人认为“Haw”是“华夏”的“华”、“华夏”的“夏”乃至“胡人”的“胡”字的音译等等。但是，以上几种解释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谢远章先生的一篇题为《云南人被成为“贺”的由来》的文章，对云南人被称为“贺”（即“Haw”）的由来作了考证，认为“贺”（即“Haw”）原来是唐代中原人对生活在大理西洱河一带的“白蛮”的称呼“河蛮”或“西洱河蛮”之“河”的傣泰语音译。西洱河一带的人被称为“河蛮”，“河蛮”的“河”在云南方言中发音为“Ho”，后来，与之相近的西双版纳的傣泐人便沿用这个称呼来指大理西洱河一带的居民。以后，这个名称进一步被用来指后来从大量移居到云南的汉人，进而再把这个称为引申为对所有中国人乃至华人的称谓，如称香港人为“贺香港”，称新加坡人为“贺新加坡”。但是，将“贺”（即“Haw”）引申为对所有中国人乃至华人的称谓的情形只限于西双版纳的傣泐人，而与之同源的泰北兰那泰人、老挝的老族人、越南的泰人和缅甸景栋的泰人，则一直把这个称谓囿于云南人（操汉语的云南汉人和回民）的范围。[4]谢先生精通傣泰语言，对傣泰民族历史和文化有较深的研究，且长期在云南从事研究工作，并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调查考证，其说较为可信。

由于这些来自云南的汉人、回民所操的汉语方言，与主要聚居在泰国中部和南部的那些华人所操的广东方言差异很大，而且，与那些从海上移居到泰国的华人不同的是，这些被称为“Haw”的人都是从云南翻山越岭而来的，又多聚居在泰国北部山区，故泰人一般不把他们同泰国中、南部的华人看成是同一个族群的人。一些英文文献对这两类华人也作了区别，即把从海上来主要聚居在泰国中、南部地区的华人称为“Overseas Chinese”（一般译为“华侨”，但其最初的或者说狭义的义是“跨海华人”，指从海上移居到当地的中国人，该词也可泛指分布于中国以外的全世界的华人），而对于泰人称为“Haw”的这些从云南来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人，则称之为“Overland Chinese”（意为“跨陆华人”），或者，在称泰国中部或南部的那些华人时，就直接用“Chinese”(华人)这个词，而谈到来自云南的这些人时，则用“Yunnanese Chinese”（云南华人）。[2]

这些云南人不仅在泰语和英语中的称谓与其他华人的有所不同，在一些泰人的心目中，云南人也没有被与其他华人一样等同看待。因此，据说这些云南人从不用“Haw”这个称谓作为自称，甚至还认为含有侮辱之意。美国学者希尔（A.M.Hill）对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这些云南人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当地居民中，这个词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含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被承认是中国人。[5]

这些操汉语的“云南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迁入泰国的？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从史书记载的情况来看，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云南、缅甸和印度之间便存在一条商道。到唐代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交通更为通畅，贾耽的《古今郡国归道四夷述》和后来的《新唐书》地理志中，对此都有详细的记载。宋元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交通已大为通畅，交往也更加频繁。一般人认为，随着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云南的商人即开始涉足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但是，由于缺乏具体记载，人们对云南商人早期在东南亚的活动仍无从知晓。而且，在泰国被称为“Haw”的这些操汉语的人，特别是云南的回民，其先民大量进入云南是元、明两代，故他们移居泰国的时间应该还要晚一些。

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具体提到云南人出现在泰国北部地区的文献，是一部流传下来的《兰那法律汇编》（Kotmai Lan Na）。该文献记载说，当时到兰那王国做生意的人有缅人（Man）、闷人（Meng）、泰人（Ta i，似指从泰国中部去的泰人）和“Haw”。这里提到的“Haw”应当就是后来一直被当地人用之来作为称谓的旅居当地的那些操汉语的云南人。这部《兰那法律汇编》没有明确的年代，通常认为是反映13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泰国北部情况的记录。但泰国清迈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乌沙尼·通差（Usanee Thongchai）认为，这段记载中提到的这些云南人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到兰那做生意的时间，应当是在芒莱王朝建立（公元13世纪）之前。[9]美国学者希尔也认为，云南人可能自13世纪起就在东南亚北部各国的一些集镇零星地暂住下来了。[5]

但较为可靠的和具体的是比较晚一些时候的记载，据英国人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报道，1583年他在清迈见到许多“中国商人”，他们从中国带来了麝香、金银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产品。[9]这些“中国商人”应当就是被当地人称为“Haw”的云南汉、回商人。随着与泰北的经贸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来自云南的汉、回商人留居在泰国北部。据记载，19世纪初，泰北中心城市清迈已开始有许多云南人定居。1807年，一些定居当地的云南回民开始出资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供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用。出资修建清真寺的是一位名叫纳帕桑（Na Pa Sang）而人称“老纳”的云南回族富商。[10]

不过，早期到泰国经商的云南人留居当地的人数还不是很多。大量云南人离开故土迁居境外国家的时间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1873年，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回民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迫害，纷纷逃往境外，形成了云南人向境外迁徙的第一个高潮。逃往境外的云南回民最初主要是到缅甸，据记载，当时大量逃出的难民滞留在缅甸掸邦，其中一些人因生活无着，竟参加了“匪帮”，如最为著名的“南坎匪帮”，当时十分活跃，以至于缅甸国王敏同在1873年至1874年间下令把他们放逐了。其他难民则在缅甸境内和平地定居下来，一部分加入了早先定居在八莫、夜功、景栋、阿摩罗补罗和曼德勒等地的云南回民行列，另一部分则自行组建了一些新的村庄。[7]

在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大约10至15年，由于云南的回民普遍受到清政府的迫害和歧视，尤其是在滇西地区，因此，这段时间仍不断有回民越过边界进入缅甸定居。[7]此后，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又展转迁入泰国北部，加入到早先移居当地的云南人的行列，致使留居泰北的云南回民的人数大为增加。由于这些人的加入，1887年，在清迈城内，一位叫做春忠林（Ch’un Chowng-Lin）的云南回民富商又建立了一座更大的清真寺，而这位富商“最初建盖房屋的地址便是云南商贾装卸货物、落脚休息及喂养牲口的原址”。

于一些人的定居，云南同泰国北部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当时，更多的云南人开始以那些留居泰国的同胞的居住地为落脚点，不断从事往返的商贸活动。1887年，英国驻清迈领事阿切尔（Mr. Archer），详细地描述了当时从云南来的马帮前往湄南河畔一些城镇做生意的情形。他说：“这些马帮走的道路是从云南府（昆明）经普洱、思茅、景洪、勐龙、孟连、清盛、景海（清莱）、佩（Peh）到乌塔腊迪（Utaradit）或塔伊（Tha-It）。这些马帮的目的地是塔伊，但大多数马帮向东行往清迈，还有一些远至英属缅甸（‘向东行’似为‘向西行’之误——引者），这些商人是纯粹的云南人，他们被暹罗人称为‘Ho’”。[11]

这种贸易活动中，陆续又有一些人定居到了泰国北部。到1915年时，清迈城外已形成了两个著名的云南人聚居区，当地人把这些聚居区称为“BanHaw”（即“Haw”村寨）。[9]在许多云南人定居泰北城镇的同时，还有一些人向当地农村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缅边境至清迈东北部的坊区（Amphur Fang）以及清莱府至夜功河一带，出现了一些云南人的小规模聚居点，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当地开荒种地，另一些人则走村串寨充当小商贩，活跃在当地庙、瑶、克伦、傈僳、和阿卡等“山民”间。[10]

此后一段时间，仍不断有一些云南人展转迁徙到泰国北部，其间迁入人数较多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和后来的内战时期。1941年曾有报道说，大批云南难民为逃避云南恶劣的环境而涌入了泰国北部，并说该过程已持续了15年以上。[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支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的家属构成一股“难民”潮，又从云南越过边境大批流落境外。这些人曾一度盘踞在缅甸掸邦地区。后来，在缅甸政府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被接往台湾，剩下的人，主要是留恋家乡并幻想有朝一日能够返回故土的云南籍军人，则大多数进入了泰缅边境泰国一侧的山区，形成了云南人大批进入泰国的第二次浪潮。移入泰国后，这些国民党军残部及其家属中的大部分人，被允许移居到清迈和清莱两府的边远地区居住。

历史上零散移入泰国以及两次大规模移民浪潮期间迁入泰国的云南人到底有多少？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莫特教授（F. W. M o t e）在泰北对云南人社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报告说，泰国北部云南人的主要聚居区在清迈和清莱两个府，在清迈府的云南人聚居区主要是清迈坊区境内的汉语称为扬子寨（Yang Tzu Chai）的班扬（Ban Yang）、汉语称为盘龙（P’an Lung）的夜弄（Mae Nom）、汉语称为伙飞（Huo Fei）的班迈（Ban Mai）和汉语称为回冲坡（Hui Tsung P’o的一个地方；在清莱府的云南人，则主要聚居在该府清盛县境内的曼塘（Man T’ang）、清莱市境内的老家塘（Lao-Chia-T’ang）以及通区（Amphur Thoeng）境内的昌孔（Chiang K’ung）等地，总人数有6600之多。[8]但事实上，莫特提到的只是泰北几个重要的云南人村寨，所估计的人数也只是这些村寨中的人数，他并没有考察居住在城镇中的云南人的情况，也没有提供泰国云南人的总人数。

70年代，另一位美国学者希尔（A.M.Hill）也对移居泰国云南人的情况作了一番考察，她认为当时泰北各府云南人的人数可能已超过3万，这些云南人中大多数是汉族，少数是回族。[8]

稍后，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D.W.Forbes）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泰国北部的云南回民的文章中认为，希尔提供的关于泰国北部的云南人的数字是准确的，只是回族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恐怕要比希尔的估计大一些。[5] 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段立生前往泰北进行考察后，针对西方学者的估计，认为当地云南人的人数“恐怕远远超过这个数目”。[7]

2000年10月，台湾“中华救助总会”的代表和11名“立法委员”组织了一个“探访团”，前往泰北对原国民党残军官兵及其子女进行慰问，据“中央社”记者报道，仅这些“前国军官兵”及其子女的人数就有近7万人。[6]台湾当局的“侨务”工作一直做得比较细，特别是对原国民党残军这批人。应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根据记载以及笔者亲自前往考察，这些残军绝大多数是云南人，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互相之间交流以及与笔者交谈时，仍然操一口流利的云南话，而且是他们各自家乡的云南方言，如腾冲方言、昌宁方言等。

但台湾记者报道的这个数字，还仅是与台湾有密切关系的那批来自云南的“政治移民”及其家属及子女的人数，并不包括其他与台湾无关或者关系不密切而未被“慰问”云南人的人数，若把其他类型的、各个时期的云南籍移民及其后裔算进去，以及再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等因素的话，可以肯定，目前在泰国的云南人的总数要远远超过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统计数字。

早期移居泰国的云南人，尤其这些云南人中的回民，主要居住在泰北的城镇，他们在继续从事传统马帮贸易的同时，还开拓了别的商贸领域。而后期移居泰国的云南人，由于受到一些新的法律规定的限制，多数只得定居在泰北农村，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一些手工业和商业。[12]特别是那些属于“政治移民”的原国民党残军及其家属，更受到严格的监控。据流落在泰缅边境泰国一侧夜丰颂一带原残军将领向前往“慰问”的台湾“立委”们诉说，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入泰国籍，大部分人只获得泰国政府发给的“随身证”——《无国籍旅行文件》，同意他们可以居留泰国，但只能限定在夜丰颂境内流动和工作，以至青少年难以谋求理想的工作。[5]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莫特在对清迈府的云南人村寨扬子寨进行调查后，对该寨的情况作了较详细的报道。莫特写道，该寨人口有1830人，其中1/3是回族。回族在寨中建有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经堂学校，有自己的阿訇，年轻人每天下午都要学习阿拉伯文。该寨2/3的人是汉族，自称信奉“汉教”，他们养猪、酿酒，门口还挂有火腿和香肠。这些“非穆斯林”也在寨中建有一个小小的寺庙，里面供奉着一些道教的神祗。此外，该寨还有七八人信基督教，有一位加拿大的传教士和他的美国妻子偶尔从清莱城来该寨访问一下。村寨内还设有一所小学校，学校开设有泰语和汉语课程，汉语教师为本寨人，年长的几位教师受过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而几位年轻一点的则曾在云南读过高中。泰语教师是从外面聘请来的当地泰人。

据莫特报道，该村寨的这些云南人主要从事农业，他们种水稻，也种一些鸦片。此外，一些人还兼做木匠、铁匠、鞋匠，或从事雕刻、食品加工、缝纫等，并开设小店铺，出售布匹、食品、肥皂、糖果、药品、电池和煤油等日用品。还有一些人农忙时在田里干活，农闲时则挑着货物到附近的山地民族村寨中去出售。莫特报道说，当时该寨中有2个理发室、2个面馆、2个碾米厂、2—3家全天开裁缝店以及一些小商店。寨子里还有一名医生，该医生姓吴，是这个村寨中唯一一位有正规大学文凭的人，据称他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读过电机专业，后来从军，在军中受过医疗培训，故当地的云南人一直都称他为“吴医官”。

该村寨有自己的组织，每18家组成１个组，由这些人家推举一家家长为组长，全村寨共有11—12个这样的组，由各组的组长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叫“自治会”，“自治会”设“会长”１人，从这些组长中选举产生。“会长”接受当地地方官员的领导，按期对本寨人口进行登记并向当地地方官员汇报。“会长”也可以直接同泰国地区一级的官员打交道。泰国的边防警察和地方官员偶尔也来村寨中巡视一番。当问及对泰国的印象如何时，所有村民，从首领到一般的人，都对该国给他们以生存机会表示感激。而且，他们也喜爱他们现在定居的这片土地，认为这片地方富饶而美丽，甚至比家乡还要好。他们表示要效忠泰国国王，但他们对当地的地方官员的态度不太好，因为他们办许多事都要向地方官员行贿才能办得通。

莫特还报道说，这些云南人同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很好，尤其是同该村寨附近的一些同样是从云南迁来的傣泐人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仍称那些傣泐人为“摆夷”，许多人还娶傣泐女子为妻。该寨的一名回族首领的妻子就是从附近的傣泐人寨子中娶来的一位“摆夷”女子。他们同周围的其他民族如傈僳族、瑶族、苗族等的关系也不错。他们许多人都会将一点这些民族的语言，而这些“山民”也或多或少懂一点汉语，甚至还认识一些汉字。当地云南人对“山民”的影响很大，莫特在调查中曾问扬子寨附近一个瑶寨的头人的妻子，她的云南话为何说得这么流利，那位头人的妻子回答说：“为什么不流利？我们都是从‘大朝廷’（Great Court）来的人，我们说的是‘大朝廷’的话”。

据莫特报道，这个云南人的寨子很安全，门不用上锁，很少或几乎没有犯罪，10年内这个云南人村寨中只发生过两起杀人案，而两起均系当地泰人所为。由于该村居民大多数是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时从云南跑出来的，故当时他们中一些人还持有一种“亲台”态度，村民们仍沿用“中华民国”纪年，住房客厅里蒋介石的像也同泰国国王的像并列悬挂在一起。[13]除了扬子寨以外，莫特还考察了当地另一个云南人的村寨曼迈寨，其描述的情形也大同小异。[8]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泰国政府对那些新移居到泰国的云南“难民”管制的放宽及他们本身经济活动的变化，一些较晚时期迁到泰北农村地区的云南人，开始逐渐向城市地区发展，加入到那些早先定居在泰国城市中的“老云南”的行列，从而使住在泰北城镇中的云南人的人数不断增加。例如，清迈城中云南回民的聚居地旺宾区便因人数增多，一部分人不得不搬到一公里外的宾河西岸另建一个居民区，并于1970年在新区又建了一座清真寺。1973年，他们又在清迈云南教育基金会的协助下建立了一所新的正规学校。[8] 1967.笔者最近（2000年8月）到清迈时考察了该城内最大的一座云南回民的清真寺“王和清真寺”，其建筑规模比昆明顺城街清真寺的规模还要大，而且，该清真寺内还刚刚建造了１所伊斯兰教经学校，据该寺的马清正阿訇介绍，该学校招收的学生有300多人，多是云南来的回民子女。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希尔对泰北的云南人进行考察，对居住在农村的云南人的情况也作了描述。希尔提到，那些居住在泰北农村的云南人，除少数商人外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开垦山地，耕种一些低地作物和高地作物，主要是高地作物。他们在河谷利用灌溉技术种植水稻，在山地则种荞麦、玉米、土豆、烟草和茶叶等，如果田地少，他们就养猪养鸡。他们的产品多拿到大地的农村集市上出售。希尔还对当地云南人的村寨进行描述说，从外表看，他们居住的村寨与傣族村寨不同，房屋的地面不是夯实的泥土，就是水泥地，布局也富于传统色彩，中间是客厅，两侧是卧室，背后有一个大厨房。希尔也谈到，这些云南人的村寨都有寺庙，有的是大乘佛教寺庙，有的是道观，有的寺庙则是不同宗教的混合体。少数村寨还有清真寺。坟墓遍布山坡。每个村寨至少有一所学校，教员有中国人，也有泰人。希尔还提到，每逢节日，特别是中国新年时，村寨里更加热闹。在节日里，总有客人从泰国各地赶来庆贺。[10]

移居到城里的云南人，至今许多人仍然操持传统行业和保持着独特的传统习俗。那些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逃出的云南回民的后裔，大多在城里经营中小店铺和餐馆。段立生描述说：“笔者曾在清迈一家回族馆里吃过羊肉面，用炖羊肉作帽，加上酸菜和辣椒油，除了面条做得较粗外，味道简直跟昆明顺城街的回族食馆毫无二致”。[5]

移居泰国的云南人虽然包括汉、回两个民族，但他们却一直相处甚佳。美国学者莫特在20世纪60年代时曾提到说：这些回、汉族的云南人相处得很好，“穆斯林常娶非穆斯林女子为妻”。[6]泰国归侨沈顺先生也强调说，泰北的云南汉、回民族关系很好，“其主要原因是来自云南的回教人士与汉族一样，不但家乡语言未改，同乡观念尤深。云南同乡有一句话是‘回汉不分’，故不论聚居在什么地区，彼此都和睦相处，有一致的云南作风，诚实无欺的气质”。[8] 1967.随着人数的增多和出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泰北的云南人还于60年代末组织了一个“云南会馆”，用以联络乡情，共谋发展。[14]

段立生在80年代考察泰北的云南人的情况时，还特地描述了“金三角”地区泰国一侧的原国民党残军第5军军长段希文的驻地，居民主要是原国民党残军军人及其家属和后裔一个著名的云南人村寨美斯乐的情形：“这是一个约有三、四千人居住的村庄，房子沿公路两侧而建，铁皮屋顶，土坯筑墙，建筑式样与泰北的高脚木楼迥然有别。与其说这是在泰北山区，倒不如说它更像滇南某地。村民们都讲云南话，衣服穿着也和云南没有多大差别，只有妇女喜欢穿泰族桶裙。当街的房子既是铺面，也是住家。有几家铺子售百货，有几家卖土杂，基本的日用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另外还有食馆，卖云南风味的米线、卷粉，但统称为果条，这是潮洲人通常使用的称呼”。[14]段立生还报道，美斯乐的这些云南人，在村寨附近的山坡上广种茶叶，并开办有茶厂。据称，美斯乐茶厂生产的绿茶已在泰国闯出了名气，曼谷的许多茶商都来这里定货。段立生还谈到，美斯乐办得最有成效的还要数华文学校。从小学到初中，连续教授八九年的中文，据称全泰国没有任何一所华校能够做得到。外地一些华商也把子女送到这里来寄读。曼谷几家华文报馆的校对员，都是聘用这里的毕业生。[6]

笔者最近对当地进行实地考察时进一步了解到，近年他们的茶叶的种植和加工，都是由台湾派来的技术员指导进行，而华文学校的老师也有台湾派来的。由于这批特殊的云南移民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迁往泰国的“政治移民”，故其生存和发展长期得到台湾当局一定的关照，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报道，近年“中华救助总会”已帮助他们将其破旧的3000多座茅草房改建成水泥屋，一座水泥屋耗资5万元台币。[6]在原残军第3军驻地泰北夜丰颂的夜窝村，则帮助他们修建了3个水库和1所诊所，去年10月又完成了一个由“台北市爱心行善会”捐助兴建的水池，用于农作物的灌溉。[12]在原国民党残军第5军驻地美斯乐，笔者还看到，在“段将军茶馆”后面的山坡上，原国民党第5军军长、云南宜良人段希文的坟墓已扩建得颇有气势，据了解，扩建资金除了当地人筹集的以外，台湾人也捐助了一部分。

2000年10月，到泰北“探访”的台湾“立委”们还认为，台湾和泰国的经贸关系正加速扩大，可以积极商讨共同开发泰北，以台商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加上台湾和泰国的农业专家传授产销技术，预计能提高“华人自治村”（台湾对原残军聚居区的称谓）的农业生产水平。[12]几年前，因出于政治需要，台湾当局还招收了一批原残军的子女到台湾读书。后因无国籍和正式身份，这些子女不能在台湾定居，也不能得到社会保险。经过多年呼吁奔走，最近台湾当局才出台了一项政策，对这些原残军的子女定居台湾降低的门槛。[12]

另一方面，随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近几年来，不论是早期的云南移民（及其后裔）还是晚期的云南移民，也不论是其他背景的移民还是原国民党残军这批具有特殊背景的移民，经过一个时期的中断以后，泰国的云南人这个群体与故土云南的联系又进一步密切起来，毕竟月是故乡明！笔者在与清迈城中最大的清真寺“王和清真寺”的马清正阿訇交谈时得知，这位籍贯云南巍山的阿訇已数次回访过故土巍山，还3次访问过昆明顺城街的清真寺。即便是一直和台湾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原国民党残军及其家属，近几年也不断有人回访云南老家。笔者在美斯乐与那些残军家属或后裔用云南话聊起云南时，他们告诉我，近几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或子女访问过云南。

看来，移居泰国的这些云南人，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也是联系泰国与云南的一条割不断的纽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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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research on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作者：何平

何平，男，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民族及中国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
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亚民族史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面临的境外影响、边境管理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云南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课题“影响西南边疆发展和稳定的热点问题研究”；
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委托项目“晚清至民国西方人在中国西南边疆调研资料的编译与研究”；
云南省社科规划课题“云南与中南半岛跨境民族的形成与特点”；
云南省教育厅项目“东南亚民族史”；
云南大学校内课题“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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