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第五任校长” 著名的经济学家秦瓒

秦瓒(1898—1988)字缜略,河南省固始县人。其父秦树声清末曾任云南省学台,秦瓒早年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饱读家中的史书,精通史事,其古汉语、诗词及书法基础扎实,功底深厚。他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改取公费留学美国,到哥伦比亚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取得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

北京大学任教

1928年9月,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秦瓒担任“财政学总论”,“财政学各论”主讲。 他渊博的知识及精湛的讲课艺术,在北大享有较高声誉。他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及财政法的论文《中国所得税问题及发展》于193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瓒先生教财政学,他的口才很好,材料丰富而熟悉,所以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没有速记的本领,他的笔记真难记得完整。”

“秦瓒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自1928 年起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到30年代初开课讲授 “马克思学说研究”。据资料显示,此后秦瓒教授还多次开设过这门课。“马克思学说研究” 的讲授内容包括: “( 一) 马克思的哲学; ( 二)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三) 马克思的批评者。” 可见,秦瓒这门课所讲的内容,除 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涵盖了马克思 主 义 哲 学。值 得一提的是,一些站在马克思的 对 立 面、作 为 马克思学说批评者的学者,其批评意见也被秦瓒纳入课程的内容中,这是十分可贵的,体现了其学术气度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的确信。”

力主西南联大南迁昆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不久之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长沙形势严峻。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宣布迁往云南,数百名师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4月26日抵达昆明,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滇南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正式上课。同年冬,增设了师范学院。一学年后,在蒙自的文法学院迁回昆明。设立了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时期结束,三校才分别迁回平津复校。 北大、清华、南开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有各自独特的经历和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汇集了一大批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教授,更显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办学的8年中,先后有8000学生入学,毕业学生3807人,许多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大家。 那么,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再次南迁时,为什么没有迁到中国南方其他城市,而独独迁来偏远的云南昆明呢?这之中,力主迁往昆明的秦瓒,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可以说功不可没。

秦瓒是当时著名的教授和经济学家。因其父秦树声曾在云南先后任曲靖知府、曲靖道尹、腾越(即今腾冲)道尹和云南学台等,所以他的少年时代随父在云南度过,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26年回国后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为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他在参加“长沙联合大学”中、高层领导的数次南迁问题讨论时,根据自己从小对云南留下的好印象,大力推介云南,指出云南的自然人文环境之优良以及在抗战中的地位之优越,并向三校校长表明,其父当过清末云南学台(统管云南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政界和教育界都有不少熟人,如果临时联合大学南迁到云南昆明,会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迎和大力帮助,大家最终被他说服。迁往云南的方案确定后,1938年1月任命秦瓒为先遣队长,与同为迁校筹备委员的杨石先(南开大学)和王明之(清华大学)等第一批赴昆明筹建西南联大,秦瓒率先遣队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地从长沙赶到昆明。通过拜会和走访,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云南官绅及社会贤达的全力支持。云南省政府安排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全力配合,协助他选校址,迅速盖起一些简易草棚作为临时校舍,此外还向省立云南大学(1938年7月1日改为国立)借用了部分校园来充当学生服务部和医务室。西南联大成立后,他同时执教于联大和云大,用流利的英文(兼有中文)讲授经济学和财政学,深受两校师生的称道。 因此,他是西南联大建校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云南大学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各校回迁。秦瓒受云大熊庆来校长之邀留在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任教授,经济系主任。目睹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民不聊生,秦瓒深恶痛绝。他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昆明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运动,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罢课。1948年昆明爆发“七.一五”学生运动,国民党派军警冲进云南大学,进行镇压,爱国学生退守会泽院,坚守三天三夜,与军警对峙,被国民党军警围困在会泽院楼上的几百名爱国学生扔下纸条,指名要求秦瓒教授出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解救爱国学生。经他与熊庆来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在确保全体学生人身安全的条件下,解除了军警的围困,他深受爱国师生的拥护和爱戴,被进步学生誉为“红色教授”,也因此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嫉恨与迫害,被迫离开云大。

1949年初,国民党在我省发行金元券,引起通货膨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应付这一局面,秦瓒受缪云台之邀,主持云南省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并严正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请他出任税务局长的职务。为准备云南的和平解放,在卢汉的主持下,由秦瓒等人提议,促成了云南财政经济改革具体措施的出台:1、云南停止使用金圆券,改用半开银币。把留在海园寺龙云家山洞里的半开银币取出来使用,由财政厅开本票。2、云南省政府决定截留国税。3、卢汉下令各地保安团扣留国民党黄金,秦瓒派他的秘书董孟雄参加了这一行动。在经济和财政基础支持下,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才得以顺利完成。

担任云南大学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12月9日昆明和平解放后,他回到云大参加维持学校秩序,迎接解放军进城等工作。1950年1月3日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批示:云南大学在过渡时期由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工警会和学生系级常委会组成的五联会负责维持校务。1月15日,五联会选举秦瓒为云南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并上报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备案。1950年9月25日,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任命,学校组成以秦瓒为主任委员的“云南大学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 秦瓒担任云南大学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相当云南大学“第五任校长”, 于1950年-1951年间任职。全面负责学校工作。

秦瓒执掌校务,著文阐述其办学思想:“现在云南的革命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任务是由战斗转入建设了”,“建设我们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见1950年4月20日28周年校庆特刊第一版,秦瓒写的发刊词) ,从1950年初开始,学校对旧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改革。在教学方面,废除了“三民主义”、“伦理学”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概论”等课程,明确一年级必修“新民主主义论”,二、三、四年级必修“国家与革命”,专业课按中央教育部规定办理。在机构设置方面,废除训导处,在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下,设教务处、总务处、秘书室、人事室;成立聘任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修建委员会、评薪委员会以及人民助学金评议委员会等建议机构。学校根据上级的要求,从1950年12月起安排师生分批参加农村土改。同时学校开展了抗美援朝捐献活动,支持47名同学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在领导学校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参加了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初期工作,为新中国的大学布局做出了贡献。1951年10月5日政务院任命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兼任云南大学校长,从而秦瓒结束管理学校之责任。

1956年12月1日,经九三学社中央批准,在昆明胜利堂召开昆明九三学社社员大会,成立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备委员会。推选方国瑜、刘文典、曲仲湘、李清泉、苗天宝、秦瓒、戴丽三为筹委会委员。由秦瓒担任主委、曲仲湘任副主委、同时还成立了九三学社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农林学院4个支社和1个综合性科技小组。


1958年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解放后,秦瓒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云南省政府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云南省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1958年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81岁高龄的秦瓒又回到云大经济系工作。1983年秦瓒当选为九三学社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1988年在大连去世,享年90岁。秦瓒儿子秦灵昌大学教受退休己居住北京,孙子秦涛居住北京。

云南大学历任校长
唐继尧:东陆大学创办人。
董泽:首任校长,于1922年-1930年间任职。
华秀升:第二任校长,于1930年-1932年间任职。
何瑶:第三任校长,于1932年-1937年间任职。
熊庆来:第四任校长,于1937年-1949年间任职。

文章来源: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 李宏 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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