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边日记》前言

《缅边日记》是著名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昭抡在1939年3月沿新建成的滇缅公路由昆明到滇缅边境实地考察的记录。

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20年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27年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1938—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1951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1951—195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8—1967年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68岁。

曾昭抡研究兴趣广泛，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涉及化学、教育、军事、国防、文化等多个方面。他将西方实验科学的严谨方法引入中国，打破当时以理论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他在担任中央大学化工系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力主建立实验室，并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曾昭抡很早就意识到国防化学教育的重要性，率先在国内开设炸药化学课程。“九一八”事变之后，为适应抗战救国的迫切需要，他编撰成《炸药制备实验法》一书，并带领学生一起做炸药实验，后又与人合作，将德国化学战名著《化学战争通论》翻译成中文出版。

同时，曾昭抡亦十分注重科学考察。他曾带领学生到绥远前线考察防毒以及到日本考察化学工业发展。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迁往昆明办学，随行途中，他“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亲测里程数。1939年，他率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赴西康省考察；1941年7月2日，又率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对大凉山彝区开展了为期118天的徒步考察，记录并整理了大凉山彝区的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他希望此行“能使中国青年，对于边疆工作，发生更大的兴趣”。

曾昭抡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由西康之行而著成之《西康日记》中，即有“今日五时余醒，六时起身。七至八时，上有机工业化学。八至九时，上无机工业化学。九至十一时半，写《西康日记》。午饭后一时至四时一刻，续写《西康日记》一段。……五时至六时上国防化学第一课。连日伤风，昨、今二日均冷。上此课时，竟致哑不成声”（1940年10月24日）之记录。据曾昭抡研究专家郭建荣统计，从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到1967年去世的41年间，曾昭抡著有日记与考察记11部，这些日记与考察记还远不是其全部著作。除了1936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1939年11月至1941年2月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西康日记》、1941年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缅边日记》和1940年在昆明所记日记之外，其他日记下落不明。

《缅边日记》并未交代具体成书时间，但可断定成于滇缅公路修成初期。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打破日军妄图切断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物资供应通道的战略企图，1938年1月开始，国民党政府组织西南各族民众开工修建滇缅公路。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滇缅公路要越过滇西横断山脉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要横跨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深谷，可谓艰险异常。同时，滇缅公路沿线环境恶劣、瘴疟为患，恶性疟疾能在几小时内夺人性命。在筑路工具简易、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云岭儿女以极大的牺牲精神，自带口粮和工具，跋山涉水到工地修路。1938年8月，滇缅公路建成通车，为抗日战争做出卓越贡献。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受罗斯福总统指派，专程取道仰光，巡察滇缅公路，在做了沿线的实际考察后，他高度赞扬道：“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纯系人力开辟……为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英国媒体也称：“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

《缅边日记》开篇交代考察缘起：“到缅边去考察，是许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来因为滇缅路是目前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在这边区里，人口异常稀少，汉人的足迹尤其很少踏进。我们平常听见关于那地方的，不过是些瘴气、放蛊和其他有趣的，但是不忠实的神奇故事。至于可靠的报告，实在是太感缺少。”基于这样的考虑，曾昭抡“趁着寒假的时候，搭某机关的便车，去那边跑了一趟。计自三月十一日由昆明动身，十七日达到中缅交界的畹町，二十五日又回到了昆明。”行程共计1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几乎完全是亲身的经历”，因此，其自信一般读众“还不致于完全没有兴趣”。

全部行程为1952公里。这个数据的统计十分精确，与曾昭抡科学家的严谨密不可分。

《缅边日记》首先纠正了一般人对公路路线“不可饶恕的错误”的看法。中国和缅甸的交通，向来是以北路为主。这条交通大道先由昆明往西去，路线略偏西北，经过安宁、禄丰、楚雄、镇南、祥云、凤仪等县，到达下关镇。从下关往北去有一条路，经过大理、邓川、洱源、鹤庆等县，直到丽江，是滇北的交通干线。当时有人主张滇缅公路应走北路，但实际的滇缅公路所走的并不是北路，而是中路。这条路从保山起和北路分开，向西南去，先经过龙陵县，再经过芒市、遮放两处土司辖地，到达中缅交界的畹町。其于畹町越过两国交界的畹町河以后，在缅甸境内再走到腊戍，和缅甸境内的铁路（由仰光到腊戍的铁路）相接。这条路线的选择也有争议。在全面抗战发生以前，云南省政府本来就有修筑滇缅公路的计划，当时预备采取的路线是经过腾冲的北路。然计划尚未完全落实，全面抗战便已发生。因此云南省政府请准中央，由国库拨款国币二百七十万元，改辟中路从速完成。因急于完成，时间太促，对于详细的路线未曾细加推敲，也因预算不够支配，只好因陋就简，将桥梁数目尽量减少。这样一来，好些地方路线过于迂回，反而不大方便。

此次旅途充满危险，然美亦相伴而生。从禄丰乘车前进，是一段风景绝美的路。曾昭抡认为论起景致来，在滇缅公路全程上，这段路要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另外许多的路程，却因转弯和上下坡的地方很多，弯来得急，坡度也常常很大，所以实在是相当危险，车子失事也是常有的事。芒市坝子上，很有几条可以供灌溉用的河流。这些河虽说不是很宽，可是水相当大，流得也很急，河面上建起了篾桥。这种桥是拿若干根粗圆的竹子来做桥下的支柱，桥面的构造则是先拿扁形的竹条直铺一层，这层上面横铺一层篾皮编成的排，然后上面再用泥土筑平。这样的篾桥耐久性很差，时间一长就变得很危险。曾昭抡一行人乘坐的是一部大汽车，上面还满载着带往遮放的米。车子刚一开上桥，后面一个轮子就陷到桥身里面去了，再也开不动，他们差一点就连车子一起掉到急流的水里去了。一看情形不对，他们只好跳下车来，步行走过这桥。司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把车子开过去。但这些危险丝毫没有影响曾昭抡一行的行旅之心。令曾昭抡感慨的还有随行的新女性的表现。旅途中晚上住的地方有好几处苦不堪言，最不方便的是一路上没有女厕所。这些女性克服困难，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任何人和她们一起走过的，不能不佩服她们的勇气”。曾昭抡一行人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顺利完成预定行程。

曾昭抡“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他对沿途所经历的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地名和海拔予以详细记载，并分别标明距离昆明的公里数。他十分注重记录沿途看到的景色、民情风俗、经济现象。安宁县城的硝土制盐、保山的店铺都被记上一笔，一平浪的盐厂房也引起了曾昭抡的参观兴趣。他记录了沿途的费用开支，如在龙陵旅馆内的宿费，是每人一夜国币六角，连一顿早饭在内；下关的黄果是国币一角一斤，“也并不特别便宜”；禄丰的剪刀是三角五分一把，“比昆明不止便宜一半”，品质却要比昆明市上所买的杭州剪刀还要好得多……诸如此类记录是研究抗战时期滇西经济史值得参考的史料。
由于考察的目的之一在为滇缅边境“神秘区域”提供可靠的报告，因此曾昭抡十分注意对这一区域所谓夷族的观察和记录。例如，他详细记录了遮放的街市、土司衙门、喇嘛庙，记录了当地的物产、手工艺品，土著（摆夷和山头）的生活。曾昭抡认为最能唤起人们兴趣的是边疆民族的服装和风俗，为此他不惜笔墨，对芒市、遮放、畹町的少数民族予以深度描绘。例如摆夷人的“串”，其实是一种和婚姻相关的风俗。他对摆夷姑娘的着装进行了详细记述：十二三岁以下的女孩，上面穿着短褂，下身穿着裤子而不穿裙；已成年的少女，普通外面是白色，上身穿一件白布或淡青布的对襟短褂，下身着一条黑布裙子；结婚以后，她们的头发改为挽作髻状。围着发髻的四周，用一条黑布一层一层地缠起来，结果成为筒状，远看像戴着一顶圆筒形的高帽子一样。可见，在摆夷的习俗中，女性的服装是有严格的身份区分的。曾昭抡还批判了关于摆夷女子的生活的许多错误传说和记载。他认为，摆夷女郎的行动，与其说是“淫荡”，不如说是恋爱自由。这是一种基于现代眼光的观察。

曾昭抡也注意到滇缅边境正在经历社会转型。他记载在滇缅边区看见的土司，“不但不土，而且穿西装、住洋房、坐汽车、打网球，比我们一般的大学生还要摩登些”。芒市方姓土司代办有轿车、别墅，去过上海、南京等处，云南话、摆夷话都说得很好，办事也很得体。方代办的别墅裕丰园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洋楼，园内有草坪、喷泉、球场，有修剪整齐的花草树木。楼内客厅、餐厅、卧室、书房一样不少。反观遮放的土司衙门，建筑已经破败不堪，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大堂里，“屏风旁边堆着许多袋米，还挂着有几块腊肉。我们到的那几天，多土司正在路上督工，大堂上居然摆着一张方桌，有些工役在那儿吃饭”。这些记载反映出滇缅边境正在发生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
或许是出于科学家求真的严谨习惯，曾昭抡也记载了滇缅公路沿线人民生活穷困、思想蒙昧、卫生条件恶劣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落后现象。例如，保山附近的荒山较多，完全是因为当地百姓不知保护森林，只知任意砍柴的结果。在当地随处可见烧山现象，“烧山在烧的时候虽说好看，过后却大煞风景。我们这次沿途走遍许多地方，在白天看见山坡上烧山的遗迹，是一块一块被烧焦，仿佛像癞子一样”。烧完以后的土地，大半辟成斜坡田，种着粮食，慢慢地再在可能的范围内改成梯田。保山以西，这样辟成的田，“似乎最后的目的是种鸦片”。曾昭抡对此深感忧心，他呼吁：“烧山毁坏森林，实在是一件应当取缔的事。”

曾昭抡对滇缅边境族群的观察和记录绝不是出于猎奇，相反，我们可以从他的描述中看到深切的经世情怀。例如，在记述滇边土司制度时，他感到国内在民族问题上“高谈阔论者多，做实际工作的却又太少”。他回忆前一年路过贵州的时候，一些苗族同胞问到，为何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消息的时候，有广东话的广播，有福建话的广播，却没有苗语的广播。曾昭抡认为：“像这类的问题，看来虽然很小，却是很有关系。当英国的广播，不但是用法文、德文，而且还用阿拉伯文的时候，为何我国不对自己国内的苗族同胞用苗语广播？”针对民族歧视问题，他认为：“为着免去种族间的摩擦起见，政府当局似乎应该毅然地下一次决心，把‘夷’‘苗’等含有鄙视性的民族名称一律废除，改用他们自己所定名称的译音。培养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同时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似乎是唯一彻底的办法，可以化除过去各民族间或有的猜疑和摩擦。”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曾昭抡也予以关注。例如，他注意到像芒市这么好的坝子，却人烟稀少，甚至有一部分很好的地还荒着，这不完全是因为天然的限制，而“是因为迷信瘴气为害等事，普通人都不愿意去”。芒市一带，清明以后，雨季来临的时候蚊子太多，在那里工作的汉人因为没有蚊帐的保护，成了疟蚊攻击的目标，因此得病和死亡者不在少数。在曾昭抡看来，“实在应该加紧地改良卫生状况”。在距离芒市不很远的地方就有银矿，然而普通人都不愿意去，非到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绝不去那里工作。对付这事的方法，曾昭抡认为“似乎也应该注意到卫生方面”。
《缅边日记》文字流畅质朴，据实而录，不事渲染，读来使人感到犹如身临其境。1939年5月1日至6月10日，该日记在昆明《益世报》连载，1941年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此后多次重版。学术界对《缅边日记》的价值也多有阐发。如有学者认为，《缅边日记》记载了西南边陲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野蛮走向现代的立场，对其“独特性的发现和一致性的揭示，是《缅边日记》最为成功也最为深刻的地方”。

西南联大1940级毕业生与师长合影，中排左三起为曾昭抡

《缅边日记》以科学家的眼光留下了一份全面抗战时期的忠实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将此书纳入“舜徽书系”出版，可谓慧眼识珠，亦正当其时。读者展读此书，在跟随曾昭抡笔端感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滇缅边境自然风景与民俗民情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作者文字深处所饱含的对国家富强、民族认同的期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曾昭抡生平的叙述多参考戴美政先生所著《曾昭抡评传》，谨此致谢。

作 者: 雷平 (本文作者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 微信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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