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巨涛: 八千里路云和月 ——从“天竺”回“唐山”琐记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大文明古国。
旧时，中国称印度为“天竺”，而长期侨居在海外的中国人，则习惯地把自己的祖国称作“唐山”。
于是，回国就成了回“唐山”。
翻开地图，从印度噶伦堡到中国昆明，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公里；若走海路，就得先从噶伦堡到印度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加尔各答，然后乘海轮经仰光、新加坡至香港，再由九龙乘电力火车入境，过了罗湖桥，又改乘蒸汽火车直达广州，不久，又然又不断换乘火车、长途汽车，经衡阳、过贵阳至昆明。前后累计行程约7000公里。
提起印度，人们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凡亲历过印度的人，免不了有种既世俗又古奥、既现代又传统、既鲜明又模糊，一堆杂乱无章的印象。尤其那些初次造访印度的人，更是乍看明白，过后又一头雾水……
那里有棕、黑、白、黄各色人种，仿佛是世界人种博物馆；那里是宗教古战场，至今仍然纷争不断；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却没有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全国流行179种语言和544种方言，而英语则为官方语言之一；大千世界，神灵无处不在，天天有节庆，家家有禁忌；接人待物用右手，不洁之事让左手；用五指抓饭，饮水临空而灌不沾唇；槟榔、奶茶、咖哩以及各种香料和甜辣食品，让你兴奋又让你发憷；素食者（印度教）喝牛奶、吃牛油，却禁止吃牛肉；一边有人将焚化的骨灰洒入圣河,一边有人在河中忘情地沐浴与祈祷；无数的乌鸦、受保护的庙鼠、自由的市猴、放生的圣牛，还有无处不在的乞丐和街头老K，让你瞠目结舌；巴士、轿车、电车、牛车、马车、脚踏车和人力车，车水马龙，并驾齐驱；高楼华屋与简陋棚户并存，天堂与地狱同在；瘦骨嶙峋的贱民和大腹便便的富豪共享同一块蓝天；穿白色“陀地”的男人和着五彩“纱丽”的女人，以及涂灰抹彩的苦行僧人，使你眼花缭乱；广场演说、竞选拉票、游行示威，西方式的民主与残酷的种姓制度和平共处；当红影星、歌星、舞星和无数醒目的海报，让你目不暇接；还有超载的汽车、火车、轮渡以及不堪重负、人满为患的土地……这就是我生活过的印度，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天竺”大地……
在印度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我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母亲四十岁时生下我。
悉数清点，我排行第八。若不计襁褓中不幸夭折的二条小生命，我就排在第六。因此，母亲有时叫我“小八”，有时又唤我作“老六”。但无论以何种排序，我都是“老幺”。常言道：“皇帝爱长子，百姓宠幺儿”。其实这还要看具体条件……
我四岁“上学”，并非天资聪慧亦非早熟，实在是父母不能一手照顾生意又照看我。于是，我被塞进了由四个姐姐、一个哥哥组成的走读行列。我和他们一样早起，一样步行，一样到五里开外的中华学校“读书”。由于少不更事，又心智晚开，过早上学反而使我迟迟进入不了学生角色。有相当时间我不能适应学校里的话语环境，经常弄不清老师所讲究竟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当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理上，我还未摆脱依恋亲情、渴望游戏、喜欢睡眠的“初始”状态。就像一块未经“格式化”的硬盘，不能正常录入数据。尤其是在那漫长的夏季，更是不能集中注意力，我甚至没有完整地听完过一堂课……回国后,在一次聚会中,听印度归侨田式桃说曾当过我们班的班长时,我当时表现出的诧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图：摄于1960年初（印度噶伦堡）
关于我的母校“噶伦堡中华学校”，家父生前曾留下了一段十分珍贵的文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此地成了战时重要的物资供应通道，各处华侨云集噶伦堡，一时市场繁荣，突飞猛进，盛极一时，机关学校也伴随兴建，人员也较前混杂。随着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变得突出，当地华侨富商马铸材（滇商）、张相诚（滇商）、梁子质（京商）以及万艮诚、马富贵等联合向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申请设立华侨学校。不久获北平教育部下拨经费，并派来两位教员即沈福民校长老师，成立了噶伦堡第一所华侨学校，取名‘中华小学校’。学校得到当地殷实商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募捐，其数相当可观。当时，国民政府驻加尔各达总领事保君健来噶伦堡访问，在盛大招待会上经总领事鼓动下，先生首先认捐二万卢比新建教学楼，张相诚、先生也不示弱，在众人鼓励之下答应合建大礼堂，出资与先生等同，接着又有两位华侨表示独立承担教职员工宿舍建设费用，厕所由另数人承担，而桌椅、板凳、黑板等设备则全数由几位滇籍商人合捐，购置建校用地经费从当地华侨集体捐款购办。按照印度法律规定，外国侨民无权购置土地，所以就以京商梁子质太太的名义登记注册。学校建成正式命名‘噶伦堡中华学校’。学校成立董事会，校董会成为一个公开合法的华侨组织，从此结束了每年旧历以‘单刀会’名义在关帝庙聚会的传统，。学校经费由远近各地华侨以月捐形式筹集，学生免缴学费。后至1958年，因经费不足维持开设初中班，董事会才不得不决定收取学费。”
在中华学校读书时，先生之三子马寿强、先生之长子张怀仁、先生（宣科的叔叔）之子宣尚义和我，因年纪相仿，且土生土长，都又是“滇西”老乡：马家中甸、张家鹤庆、宣家丽江、我家洱源。虽然我们性格迥异，体质也不同，但前辈的交情加我辈友情，无形中自成一伙，攻守默契，情同手足。
这里青山环绕、气候又好，加上民风非常淳朴，公认是读书和避暑的所在，外地来的寄宿生也就相对较多。中华学校最红火的时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教师11个，学生最多时超过300人，除了本地侨生外，还有来自加尔各答、西里古里、斋拜古里、马德拉斯和阿萨姆一带的侨生。学校规定中文和英文为主修课外，当局规定印地语为必修课，加上这里藏族同胞相对较多，也就顺理成章还要加修藏文。本地学生普遍讲尼泊尔语，外地学生则讲印地语和其他方言，各种语言在这里交流无碍，外界称它是“变相的东方语言学校”。
学校管理严格，校风纯朴，远近闻名。最后一任校长常秀峰，安徽人，美术家，曾在印度国际大学先生任教的中国学院留学，回国后曾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文革结束后到香港定居。在他的带动下，学校除上正课外，文体和工艺活动十分活跃，美育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启老师：回国后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任教的白玛老师（李希夫人）和远在加拿大安度晚年的马福寿老师、杨兰英老师。我的中、英文都是在他们耳提面命下开蒙的。
和许多侨校一样，学校普遍实行体罚，但是，家长们一致认为体罚乃天经地义，无可指责。其中，藏文老师顿珠·杰拉从不管你是富家子弟还是寒门弟子，只要学不好藏文照揍不误。后因学生有反映，家长有看法，他本人也闹情绪，不久便告了长假。现在想来，还真有点怀念这位藏文老师。他来自拉萨，酱黑色的脸上长了许多疱块，不会讲汉语，也不懂印地语或尼泊尔语，与学生的沟通和教学都受到影响。我常从他那双焦灼的目光中看到了期待，而他离开时却只剩下遗憾与惋惜……
自从入学以来，我一直没有找到读书的感觉。每天背诵完印地语字母，就要背诵英文字母和藏文字母，然后还要默写国音字母，记生词、默生字……而这一切与我渴望认知周围大千世界的强烈愿望相背离。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大人总是违背儿童的天性，不满足他们渴望认知周围世界的好奇心，而是过早地让他们去死记硬背那些抽象概念和干巴巴的符号？
三岁时我发现，大人们一会儿说是1951年时如何如何，后又说1952年如何如何，对这种时间数字的变化我非常好奇，但对他们的解释却不满意，于是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观察这种变化：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用心记事，我想用一件件的“事”来描绘出“年”的变化轨迹。为此，我凡事刨根问底，一定要明白个中究里。
观察、沉思和幻想成了我生活中的乐趣。
谨将此文献给所有在噶伦堡与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和儿时伙伴。
——作者 于丙戌年秋
稿源：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作者：李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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