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彝族文化的源与流
摘 要：彝族是楚雄最为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滇中楚雄的彝族主体为武(慕雅切)部之后裔，主要居住谷窝(今昆明)、龙朵嘿(即滇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楚雄彝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缩影，“昆明”是楚雄彝族的主源之一，另一个主源是“濮”，但彝族的族源是多元的。爨氏是“夷化了的汉族。” 南诏时期，今楚雄州境的彝族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元朝时期，是彝族的最终界定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彝族内部认同感和凝聚力加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分布区域日益扩大，逐步成为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关键词：楚雄;彝族文化;源流
楚雄是早期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滇中楚雄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曾发现恐龙化石和接近早期人类的禄丰腊玛古猿化石，特别是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发现，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最早在楚雄地区完成了从猿到人的演化。
彝族是楚雄最为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关于彝族的起源，虽有“北来说”、“土著说”、“南来说”等等，但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界基本认同的观点，认为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彝族为主体，在与其他部族相互交往、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而来的。近几十年的考古材料、彝文典籍资料、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彝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主源是西南地区土著人，先秦时期的彝族自称“宜”、“尼”，后汉文献讹称为“夷”。约在商周时期，居住在西北甘青高原河湟流域的古羌人的一部分向南迁徙，进入金沙江南北地区后与西南土著彝族等融合，形成武都羌、旄牛羌、广汉羌、越巂羌、青羌等，古氐羌人的一些习俗为后来的彝族承袭和保留。秦汉时期，被史书称为“昆明”、“巂”、“叟”、“僰”的族群，与今天的彝族存在密切关系。
一、楚雄彝族文化的源
彝文古籍记载，约公元前27至前11世纪称为“坤阴运年”时代。据《坤阴运年史》记载，彝汉族群最早是同源的。约公元前11世纪，彝族进入“人文运年”时代，武洛撮、撮珠笃两纪是人文运年时代的混沌转折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至前9世纪。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是彝族历史上有名的“六祖时代”。阿普笃慕是川、滇、黔彝族共同认可的人文始祖。据《指路经》所载，阿普笃慕及部族最早繁衍生息活动在以滇池为中心的周围地域。彝学界一致认为阿普笃慕生活于距今2800年前的蜀洪水泛滥时代。据彝族南部方言区彝族古籍记载，彝族父系社会从细德依始，历三十六世至阿普笃慕，后因洪水泛滥避难于乌蒙山区的乐尼山。传说笃慕娶三妻生六子，后在与其他部落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俗称六祖。阿普笃慕在乐尼山举行了“六祖”分支仪式，后长房之子慕雅切(武部)和慕雅考(乍部)迁往滇中，向滇南发展，形成今天滇南众多彝族支系；次房之子慕雅热(糯部)、慕雅卧(恒部)两部向北扩张，后又进入四川凉山，成为凉山彝族祖先；三房之子慕克克(布部)、慕齐齐(默部)向云、贵金沙江两岸发展，成为今天云贵交界地区彝族的祖先，其中今天贵州境内的彝族为默部后裔。阿普笃慕与他的六个儿子被尊奉为各地彝族的祖先。据载，武、乍两支进入今武定、禄丰、寻甸一带后，曾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最终乍支获胜，留居原地，今武定一带还有彝族自称“乍颇”；武支失败后向西南迁徙，其后代为“蒙舍细奴逻”，今操中部方言的彝族与武支有渊源关系。[1](P362-363)
滇中楚雄的彝族主体为武(慕雅切)部之后裔，主要居住谷窝(今昆明)、龙朵嘿(即滇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慕雅切后裔实阿武的第十世孙皮武古，娶妻耿叩娄益，生下8个儿子，分住四方，征服周围各部落并建立了滇国。滇国强盛时期，其辖地东至云南沾益、陆良、华宁、蒙自，西到今保山县，北至今云南剑川、姚安、禄劝，南抵红河北岸，即汉武帝时设置的益州郡范围内的各彝族部落。公元前339～329年，楚威王派大将军庄ImageXC带兵从湖南沿清水江进入贵州、云南滇池地区。后因秦国控制了黔中地区，阻断庄ImageXC归楚之路，庄ImageXC及其所率士兵变服易俗，融入当地彝族之中。这就是古代史上首次彝、汉民族的大融合。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巴蜀兵击灭滇王同姓部落劳浸、靡莫，迫使滇王归附，建益州郡。但摄于地方政权的传统势力，仍授滇王王印，由其仍旧统辖当地彝族各部落。
彝文典籍《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民最初“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四川凉山彝文经典《创世纪》说，在雯治世烈以前有4个王朝共33代都是母系治理。凉山彝族还普遍流传着施尔俄特寻找父亲的故事。据说远古彝族先民有8代“生子不见父”，到了施尔俄特这一代，他决定要去寻找父亲，他找遍人间都没有找到，最后一个“仙女”告诉他，“娶妻配成偶，生子可见父。”于是，他就和这个“仙女”结婚，并举行祭祖仪式，从而确定父子的世系。[2](P45)永仁县彝族神话故事《搓日阿补征服女儿国》说，至搓日阿补和其母时代，都是男人出嫁，女人娶亲，其母要将他嫁出去，搓日阿补舍不得母亲，他要改变女人娶男人的规矩，于是他历尽艰辛到达女儿国，娶了猎神做媳妇。[3]说明此前曾经历过母系社会，随着对偶婚向单偶婚过渡，母系制最终为父系制取代。根据彝族世代相传的父子连名制资料记载，如《西南彝志》卷三记叙了19个哎氏族，其中记录了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父子连名世系。[4]《俄勒特依·石勒俄特》记载，石勒俄特时代生子不见父，他买人作父，自此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石勒俄特距今已有178代，若每代以25年计算，也应有4800年。[5]禄劝县云龙乡钱玉坤毕摩收藏的“乍氏连名谱”，记录乍氏连名谱系119代。乍氏彝族一般都姓杨，属彝族六祖分支中的第二支慕阿枯后裔。[6]据推算，这个谱牒世系也在4000年以上。父子连名制是彝族父权制确立后的产物，由此可以推断：至迟在约5000年前，彝族先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制社会，到公元前5世纪，彝族的父权制已基本确立。
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楚雄彝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缩影。当时的人们学会了打制石器、骨器，能够建造长方形的地面黏土木结构房屋，能够制造精美的陶器，饲养有家禽，种植了稻谷，有了公共和私家的窖穴，村外有氏族的公共墓地——石棺墓。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至少也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父系氏族村寨。考古报告《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描述了大墩子的村落社会状况：“当时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村落，人们会建造木结构的房屋，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粳稻。狩猎和畜牧也很发达，人们豢养的家畜有猪、狗、羊等。手工业方面，人们不仅会制作陶器，还会用玉石、骨料制成各种美丽精致的装饰品。人们埋葬死者有一定的方式，成人葬在土坑之中，儿童葬在一种大陶器之中，陶器壁上钻有小孔，似乎是为了孩子的“灵魂”可以从这里随意出入。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已有比较复杂的宗教观念，出土的一些骨骸之上还插有石镞，说明当时部落之间的战争是频繁的，这些死者可能就是在某次战争中的牺牲者。墓葬中的死者身边放着生产工具、陶器和装饰品，这些是死者生前最珍贵的物品，把这些东西殉葬在坟墓中，是为了让他在幽冥中能够继续使用。总的来说，各个墓葬的随葬品差别不大，反映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发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当时人们过的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生活。”[7]楚雄州境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带有明显的氐羌文化特征的器物表明，此时从西北南下的氐羌人在长期与土著彝族先民的交往交流中，已经逐渐相互吸纳、融合，成为楚雄彝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中游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断向西南迁徙，带来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产生了云南滇中地区新石器文化。”[8]
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雄彝族先民创造了以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青铜时代，楚雄州境的彝族先民社会阶级进一步分化，彝族的文化特征进一步凸显。1974年，在楚雄市城东南3.5公里处的万家坝，首次发现了大量的古墓群。1975年至1976年的几次考古发掘共清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79座，其中大型墓13座，小型墓66座，出土了随葬品1245件，其中青铜器1002件，占整个随葬品数量的80%。从墓葬型制、随葬品的多寡来看，大墓的主人是奴隶主、贵族；小墓的主人则是自由民、平民，说明楚雄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先民已经跨入奴隶制社会的门槛；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农具，其中青铜锄100件，表明当时楚雄地区已广泛使用青铜农具，是国内使用青铜农具最早的地区之一；出土的铜鼓是迄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被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关于楚雄万家坝古墓群的族属问题，许多的学者认为是“昆明”人。“昆明”是经过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后形成的、早已超过“毋常处，毋君长”阶段的族群，是形成楚雄州彝族的主体民族。[9]春秋战国之际，昆明及昆明文化的分布十分广阔，西至怒江以东，东至楚雄、禄丰一带，北抵金沙江沿岸，南达今保山一带，“万家坝当时居住的既然是弄栋的地方土著，那么万家坝的族属当是‘昆明诸种’”，“楚雄万家坝的青铜文化，就是今彝族先民昆明创造的文化。”[9]方国瑜先生也说“早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邛都和滇池等地区的居民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而且推测最早居住在邛海和滇池地区的，就是彝族的祖先。”[10]因此，“昆明”人是楚雄彝族的主源之一。
楚雄彝族的另一个主源是“濮”。相传黄帝的幼子玄嚣继位，长子昌意从黄河流域南下“降居若水”，娶蜀山氏的姑娘，生子颛顼。彝语称黑为“若”，“若水”即黑水。华夏族传说，帝俊的妻子“浴于甘渊”，生了十个儿子。云南哀牢山彝族“九隆”神话也说：有一妇人在水滨触一沉木，生了十个儿子，沉木化为龙来要儿子，九个儿子都吓跑了，只有最小的一个背龙而坐，后来当了王。这种龙图腾和幼子继承制的传说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文化与土著彝族文化的交融。《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南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8个部族参加。据有关学者考证，这8个部族中至少有羌、髳、卢、彭、濮5族与楚雄州境先民有渊源关系，并认为其中的髳是居住于今牟定县境的先民。[11]濮人也是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役的古代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西南(包括今湖南西北部、贵州和云南北部、四川东南部等)的许多不同部落称为“百濮”。传说卜人曾向商王朝献“短(矩)狗”，向商王朝献丹砂。[12]有学者认为这些卜人就是云南西部的“濮人”。罗曲教授认为濮蛮(即濮人)是后来彝族的主要先民，即彝族主源之一。[13]吴光范在《爨迹初探》中说：“爨蛮，种族名，古百濮之一种，晋代分东西两爨”；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史》中则说：“濮，亦作卜，又作僰，后称罗罗，即今彝族，濮族古国，实彝夜郎及滇为大宗”。[14]正如《蒙化志稿》所载：“倮倮有三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一种为蒲落蛮，即古百濮之后。”战国以后，楚雄州境的“百濮”已逐渐融入“昆明”、“滇”之中。
唐楚臣先生认为，彝族的族源是多元的。在地缘政治上，彝族的形成不仅与中原王朝有关，更与古蜀国、楚国、滇国、夜郎、南诏有关系；在具体族源上，彝族的形成明显有关的有羌、濮、尼昆、叟、劳浸、靡莫等。[15](P23)彝族之所以秦汉时期就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主要是以“昆明”为轴心，以“昆明”为主体，融合了不少其他民族的一个典型的“复合民族”。“昆明”最早起源于澜沧江河谷的游牧民族，其中大部分经洱海区域向滇东地区扩张，沿途又融合了不少其他民族。这部分“昆明”人后来成为滇中、滇东南、滇东北、大凉山及黔西的地等彝族先民；未东迁的“昆明”人，融合了当地的“濮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形成“哀牢夷”，后来又成为滇西及滇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彝族形成的时间大致在西汉末东汉初；形成的地区主要有三个：一在滇池地区，一在今楚雄地区，另一个在今大理至保山一带。[16](P34)方国瑜先生《彝族史稿》和《彝族简史》均认为“昆”与“叟”即彝族先民。叟族在“西南夷”中人口和分布仅次于昆明族，自先秦时期以迄于汉、晋，他们的分布区域即处西北的羌直至与“西南夷”地区相连。秦灭蜀后，秦对蜀采取高压政策，蜀人三次反抗，均被秦镇压，于是蜀人的一部分逃往“姚、嶲等处”。逃到南中的蜀人即“叟”便是汉、晋时期的彝族先民，人们不再称他们为蜀人，而将这些蜀人均称之为“叟”，“叟”即“蜀”的转音。当时的“姚”是叟族聚集区，在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劳浸”、“靡莫”的部落。《史记·西南夷列传》说，靡莫，“在姚州北，即靡莫之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及姑复、叶榆、弄栋、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弄栋”即今云南姚安大姚一带，“昆明诸种”即以昆明人为主的夷人，昆明与叟常常交错混居。滇池周围，包括今楚雄一带的居民主要是叟。
《后汉书·刘焉传》注说：“汉世谓蜀为叟。”《正义》也说：“蜀，叟。叟者，蜀夷之别名。”蜀亡后，逃往南中的蜀人不只与昆明融合，也和南中的其他民族相融合。蜀人两次规模性迁入南中，最初在“洛尼白”和金沙江两岸“姚、嶲等处”，继而进入更广阔的南中地区，与当地濮人杂居邻处。叟、濮之间相互交流和渗透，促进了两个民族自身的演变。[15](P148)
爨氏是“夷化了的汉族”。由于爨氏称霸主要依靠的是叟人，史书把这一时期爨氏统治的区域称为“爨地”，爨地之内的叟人称为“爨人”。爨氏的统治中心以南宁州(今曲靖市)为中心，其东称为“东爨”，其西称为“西爨”。至此，有关史书不再提叟、昆明等部族名称，而是出现了“乌蛮”、“白蛮”这两个新的部族称谓，并且认为东爨的居民为“乌蛮”，西爨的居民为“白蛮”。西爨故地，包括今楚雄州境大部。西汉至唐初，是楚雄彝族与外来文化和民族自然融合的重要时期，汉代在楚雄等地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即驻防屯守的领军官吏把所领戍兵编族起来进行屯田生产，以筹备军粮。由于领军官吏长期任职，戍兵长期不更换，已成为落籍在南中的移民屯户。落籍的领军官吏，随着屯田的稳定和发展，逐渐形成地方大姓，戍兵落籍屯守，成为大姓的部曲。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鼓励拥护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吸收“夷”人组成“夷汉部曲”。“夷汉部曲”对于民族的自然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晋时出现南中大姓与“夷”人首领或“夷帅”以相互通婚结成的所谓“遑耶”(亲家)关系，以及中原汉族因逃避租赋徭役而进入南中地区，成为“夷”人首领的依附农民(部曲)，促进了“夷”与汉族的融合。所以，三国两晋时期的楚雄等地，各民族间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汉族的“夷”化，即人数较少的汉族逐步融合于人数较多的“夷”人之中。随着民族间的逐步融合，各民族的文化被互相吸收，如汉族大姓学习“议论好譬喻物”的“夷经”，他们平常的言论，也多半引用“夷经”的话语。随着汉族移民带进南中的汉文化，在豪强大姓贵族中部分地被长期传承下来，如至今保存下来的爨宝子碑(小爨碑)和爨龙颜碑(大爨碑)，其“文体书法得汉、晋正传”。在姚安县出土的《咸宁四年太中大夫李囗囗》，证明此时有朱提郡(今昭通)大姓迁入楚雄州境。武则天时期，张柬之上奏说：“剑南捕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姚州)，专以掠夺为业。”[17]唐初百余年中，在姚州都督府内进行的若干次战争，使不少士卒流落楚雄，融合到当地土著民族中。随着大量汉族融入当地“叟”人之中，到隋唐之际出现了“西爨白蛮”，今楚雄州境除禄丰为“东爨乌蛮”之外，其余都为“西爨白蛮”分布范围。“西爨”继承了滇人文化，并大量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为创造以乌蛮为主的南诏文化奠定了基础。
《彝族简史》认为，最迟唐代，在彝语支这个包括众多族别的人们共同体中，已开始形成了“乌蛮”、“白蛮”这样两个大的语言、文化均有很大差别的族群。“白蛮”文化较高，接受部分汉族文化，可能和今日白族有较多的联系，其中也可能有一小部分形成为今日的彝族，如同“西爨白蛮”等就是这样。“乌蛮”和今日彝族关系最为密切，此外也包括了纳西、傈僳、拉祜、哈尼等族的先民。[2](P27)唐、宋时期，南诏势力东扩，东部乌蛮分化组合为许多“部”，万历《云南通志·南诏始末》记载，段思平讨伐杨干贞时，“东方三十七部皆助之。”这说明东部爨区在南诏后期已有三十七部。我们认为，南诏时期的民族大迁徙，是以整族或某一地域的族群为单位迁徙的，迁徙到新的地域后很快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小单位。这就为后来彝族支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现在楚雄州境南华的蒙化人，大姚的水田人，武定的密岔人都与大理巍山彝族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同时，南诏时期分布在楚雄州境的各部，也与今楚雄州彝族支系有联系。所以，南诏时期，今楚雄州境的彝族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
南诏时期，楚雄州境尽属南诏统治的腹地。南诏在姚州都督区内，设置了数量不等的府、州(郡)、县，各民族部落附属于各府、州(郡)、县。南诏还把已经形成一定势力的民族群体分割开来，易地安置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如为了加强对原爨区的控制，把西爨地区自曲靖至禄丰一带的20万爨人迁至滇西各地，又把滇西北的数万户迁到西爨故地。《蛮书》记载南诏“以兵围协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即东爨)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新唐书·南蛮传》载：“异牟寻攻吐蕃……掠弄栋蛮……以实云南东北。”以致后来昆川、龙和(禄丰)等地“茫然兵荒矣”。于是又将其他地方的人口迁入补充，《蛮书》卷6拓东城说：“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破西戎，徙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在今楚雄州境，不仅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还有一些零星的民族迁徙活动。《蛮书》卷4载：“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其地旧为褒州。尝有部落首领为刺史，误殴杀司户者，为府城论罪，遂率家北走。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余部落不去。当天宝中，姚州刺史张虔陀守城拒战，陷死殆尽。”弄栋蛮的一部因得罪官方，在唐初被迁往滇西北，“余部落不去”，不一定都在阁罗凤攻破姚州城后“陷死殆尽”，只是遗留的都被南诏迁走了。天宝战争后，姚州弄栋城“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18]这种迁徙乌蛮和白蛮的措施大概始于皮逻阁，到南诏后期劝丰祐时仍在进行，可见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南诏时期“部”的范围相当于一个县，是一种封建领主统治的政治单元。南诏末年至大理国初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迁徙、分化、重组、融汇，在今楚雄州境内逐步形成了乌蛮、白蛮为主体的居住区域，“南诏三十七部”在州境有白鹿部(今楚雄市)、罗部(今禄丰县罗茨)、罗婺部(今武定县)、华竹部(今元谋县)以及抬萼部(今牟定县)、摩刍部(今双柏县)、易裒部(今禄丰广通)等，它们都是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部落联盟。所以，南诏时期，楚雄州境各民族分化和融合进一步发展。就分化来说，乌蛮日渐形成彝族，白蛮日渐形成白族，两者的差异和界限日益明显和确定。就融合来讲，首先是内地汉人及汉文化融合于乌蛮、白蛮之中；其次是乌蛮中的一部分融入白蛮，白蛮中也有一部分融入乌蛮之中，如南诏将滇池地区的白蛮大量迁往滇西洱海地区，其余下者则渐融入当地乌蛮之中，且白蛮多分布在交通沿线和平坝区，乌蛮则主要散布于山区，以畜牧业为主。
大理国时期，段氏利用分封制，通过与三十七部彝族先民首领会盟的方式，颁赐职赏，把三十七部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大理国前期，三十七部在楚雄州境的有7部，即白鹿部、罗婺部、华竹部、罗部、抬萼部、摩刍部、易裒部。同时，段氏还分封高氏子弟于“八府、四郡”，如将其次子高明亮封于威楚府(今楚雄)，后又将其第三子高明清封于统矢府(今姚安)，禄丰、罗茨等地也由高升祥分治。到大理国后期，楚雄州境除部分地方为东方乌蛮三十七部的罗婺(今武定一带)、华竹(今元谋)等部落控制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均为高氏领主统治。元朝在楚雄州境任命了一批土官，依靠他们守土管民，这些土著地方势力大致有两大类：一是大理国分封的姚安、楚雄高氏和南华段氏等大小诸侯，他们大多占据着交通治线及河谷、平坝等开发较早的地区；一是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的众多部落酋长，即“东方三十七部”之属。前者分封世袭，为一方封建领主，如姚安路军民总管高氏、威楚等路军民总管高氏、镇南州同知段氏等，他们控制一地，经济实力雄厚，根深蒂固，对当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后者世居山区，以畜牧业为主，英勇、尚武。如罗婺部所居的三台山，“俗称龙三藏，在州北五十里，四周峭壁悬崖，密林丰草，羊肠一径，纤回曲折而上顶宽平，可容万马。”[19]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酋长，是楚雄各地的直接控制者，他们各自割据，世长其民。元朝时期，楚雄州境较有影响的土官有威楚开南等路军民总管高氏、姚安路军民总管高氏、武定路军民总管凤氏。此外，楚雄州境在元代还有一些州、县及关隘要塞的土官，如镇南州土同知段氏，威楚县土县令高氏，元谋县土知县吾氏，广通县土主簿杨氏，定远县土县丞李氏，威楚县土县丞杨氏、土把事陈氏、段氏、杨氏，罗次县炼象关防巡千户李氏等。
元朝时期，是彝族最终界定和形成的重要时期。最明显的标志是元朝灭大理国之后，就统称金沙江南北的彝族各部为“罗罗”，并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在乌蛮落兰部土酋建蒂并有诸部的基础上设立“罗罗斯宣慰使司”。在元朝统称“罗罗”之前，洱海等地的众多彝族部落都自称罗罗(史书称罗罗、落落、罗落、卢罗、卢鹿、落兰、卢鲁等)，遂元朝廷逐渐把罗罗用来泛指西南地区与落兰部一样同属乌蛮的人们共同体，从而使“罗罗”一词成为大部分彝族先民的概称。[20](P317)这在后来的地方志书记载中说得非常清楚，如天启《滇志》卷三十记载：“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记载：“罗罗之先，本为昆明。……或连言为罗罗，元罗罗斯是也。罗罗又转为卢鹿，今称罗罗。”元代今楚雄州境的楚雄、双柏、牟定、南华、姚安和武定也“多罗罗”，尤其是武定路，据《元史·地理志》“武定路”载：“僰，卢诸种蛮所居，……蒙氏(南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元代设武定路，以罗婺部酋长为路土官总管，其所统治的彝族多为罗罗。自元代以后，彝族内部认同感和凝聚力加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分布区域日益扩大，逐步成为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同时，由于地理分隔和历史等原因，楚雄彝族逐渐形成众多支系，各支系之间以及各地区的彝族在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也显示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明清两代在楚雄州境进一步完善土司制度，据统计，明清时期楚雄州境的土官有文献可查者计51家，其中土知府3，土府同知2，土府通判1，土府经历1，土知州1，土州同2，土州判2，土知县2，土县丞2，土主簿3，土巡检22，土驿丞1，土通事1，土把事5，土照磨1，土舍1，土巡捕1。这些土官中，有一半多都是彝族土官，其中较大的彝族土司有：武定军民府土知府凤氏、姚安军民府土同知高氏、楚雄府土同知高氏等，楚雄州境彝族被分隔在大大小小的土官统治之下。同时，明清两代又推行改土归流及土流兼治，州境彝族的不平衡性和地域支系基本形成。
二、楚雄彝族文化的流
据1957年楚雄专区组织民族工作组进行民族调查识别的统计，今楚雄州境(包括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彝族的自称、他称共40余种。但大多数支系自称音相近，如“诺苏”、“纳苏”、“纳罗”、“尼苏”，“苏”、“罗”彝语意为“人”或“族”，“诺”、“纳”、“尼”彝语意为黑，全意为尚黑的人或崇尚黑的民族。又如“俚濮”、“葛濮”，“濮”即“人”或“族”之意，表示各支系之间有共同的历史渊源。1958年，建立楚雄彝族自治州之前，在对各种称谓进行了历史、语言、经济、风俗习惯、文化认同等方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经1958年1月楚雄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将楚雄州境彝族的40余种自称和他称归并为13个支系。
1.罗罗濮
《元江志稿》载：“倮罗，土著之乌蛮也，为哀牢山夷九隆之裔。”明《滇志》卷十三云：“有号：鹿卢(罗罗)。”尤中《云南民族史》说：“南诏北部‘乌蛮七部落’中有一个部落称为‘鹿卢夷部落’。往后，‘鹿卢’被译作‘罗罗’。”[21](P78)“罗罗”意为“龙虎”，即龙虎族。楚雄州境的罗罗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市、南华县、牟定县、姚安县及大姚县、双柏县、禄丰县的一部分，与南诏时期白鹿部、易裒部和抬萼部的“徙莫袛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爨蛮之西(爨氏世居的滇池以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其后有置化州。《元史·地理志》说：“定远(今牟定)，在(威楚)路北，地名目直赕，杂蛮居之……唐蒙氏(南诏)遣爨蛮酋抬萼镇牟州，筑城曰‘耐笼’；至高氏专大理国政，命云南些莫徒(即徙莫祗)酋夷羡徙民二百户于黄篷穽，其抬萼故城隶高氏。”可见，抬萼部主要由乌蛮和徙莫祗组成。徙莫祗蛮、俭望蛮均是彝族先民，徙莫祗又叫做“些莫徒”，元、明以后多作“撒摩都”“撒马朵”，当时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双柏、牟定、南华、禄丰一带，“以其地”所置的傍州在今牟定，望州在禄丰，览州为今楚雄、广通和双柏县的一部分，化州在今吕合一带，邱州在今南华，是今楚雄州境彝族“罗罗濮”主要聚居区，明清时期被称为白罗罗。
2.纳苏濮
据彝文典籍记载，阿普笃慕后代武、乍两支曾在武定、寻甸发生争斗，“乍”支获胜留居原地，至今武定尚有一些彝族自称“乍颇”。纳苏又称尼苏，他称黑彝、罗武。唐初分布于武定、禄劝一带，汉文献称之为“俭望蛮。”宋代在当地形成势力强大的罗婺部，故名。初居武定、禄劝、元谋，后因战争和改土归流等原因，徙居各地。天启《滇志》说：“罗婺，本武定种，古因为部落名，又称罗武，今又俗称罗舞。楚雄、姚安、永宁(宁蒗)、罗茨皆有之。”《新唐书·南蛮传》载：“爨蛮之西(今禄丰广通、黑井)有徙祗蛮，俭望夷。”康熙《元谋县志·卷二·风俗》载：“黑彝，即黑倮罗。杂处山箐中，缠头跣足，挽髻捉刀。妇人辫发，用布缠，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康熙《姚州志·卷一·风俗》云：“附近有苴却彝曰罗婺，类倮罗而顽。”康熙《定远县志·卷一·风俗》也载：“有罗婺者类倮罗，其性愚朴，居山中，住草房，种苦荞杂食。”清初以后，罗婺散居于今元谋、牟定、姚安、永仁等地。双柏的“罗武”自称“乃苏”，元明时期，自武定迁入。《云南蛮司志》称：“自楚迤南，有名真罗武者。”指的就是今双柏县罗武。
3.诺苏濮
凉山等地彝族自称“诺苏”、“诺苏濮”，“诺”意为“黑”或“主体”，“诺苏濮”之意为“尚黑之人”。彝文献记载，彝族最先自称“尼”，具有天、母、女的含义，“尼”古音与“夷”相同。彝族诺苏民间传说，诺苏的直系祖先，为距今约有两千年的曲涅、古侯两个原始部落，居住在“兹兹蒲武(今昭通一带)”。东晋康帝时，迁往四川的大凉山和云南的小凉山各地。《后汉书·西羌传》说，在战国时期南迁的“旄牛种、越嶲羌”，就是彝族诺苏的祖先。汉晋文献所记载，东汉时期的“苏祁叟”便是其中一支，后发展成为现今的诺苏。
楚雄州境的诺苏系由四川凉山迁入。据道光《大姚县志》称：“此种向来所无，近年土著民自江外(按：指金沙江)招来种地，前后正里山中已有数百家。”由此推断，永仁县境内“诺苏”原先是居住在金沙江以北的大凉山一带，清道光年间迁入永仁的永兴镇。据考证，明清时期的武定环州李氏土司祖籍四川凉山，有一批诺苏随李氏迁入元谋等地。另据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诺苏从会理等地迁于元谋雷应山上居住(今元谋凉山)。之后，又陆续有诺苏迁入元谋凉山。
4.俚濮
又自称“骂池濮”，他称有白彝族、黎族等。康熙《大姚县志·种人志》载：“白罗罗，性驯，……男子裹头跣足，披黑羊皮；妇人辫发青布缠头，披白团毡片，胸前束围腰布，结带，缀五彩缨拂。……东北界近城16里均有之。”正德《云南志》卷九“姚州风俗”条说：“本州土人有四种：曰僰人、曰罗罗、曰百夷、曰散摩都……散摩都类罗罗。……”又乾隆《姚州志》卷一“风俗”条引高奣映《问愚录》说：“在州四界山中者为白倮罗，常入城为市。……”道光《大姚县志》卷七说：“白倮罗，居远山穷谷中，东北界山中有之。”另有一部分来自“嫚且”。倪蜕《滇小记》之“滇云夷种”说：“嫚且，姚安有之，以丑为正月，好饮而荡，男妇作欢，吹叶弹篾，音节流畅，合奏曲而杂和之，其声可听。饮乐竟月，不知节用，过则终岁饥寒，惟野菜充饥而已。性亦疑畏。”[22](P12)“嫚且”由唐代青蛉蛮的一部分演变而来，至民国时期“多通汉语，习汉俗，”后被“俚濮”取代。[23]此外，明朝开滇因军屯、民屯的需要，从江南、四川等地用行政手段迁入汉族军卒和人民，其子孙长期与当地世居民族中的“白罗罗”、“嫚且”等通婚、融合，逐渐发展形成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当地汉族相当的今永仁、大姚的俚濮。
5.米切濮
米切濮，自称还有密期、西切濮，他称密岔、麦插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摩察，本黑罗罗之苗裔，而种类各别，今武定、大理、蒙化三府皆有之，居处与黑罗罗同。”又说：“麦岔蛮，惟武定府有之……其居处杂于齐民，男挽发短衣跣足，时负米粮入市，于治生，输赋唯谨。妇女装束与男略同。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地产火草，可织为布。”康熙《武定府志·卷一·风俗》载：“麦岔，住白沙。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担柴荷篑，治生，勤苦。”自称南诏灭亡后自巍山或大理迁来，散居于武定、禄丰一带。
6.撒尼
他称有明朗族、撒梅等，与唐代的“徙莫祗蛮”有关。大理国时期，先后组成罗伽部(今澄江县)、阳宗部(今澄江县阳宗海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休制部(今玉溪市)、弥勒部(今弥勒县)等，还有一些氏族、部落杂居在东部“乌蛮”各部之间。至明代，这部分“徙莫祗蛮”成为“罗罗”中的一部分，主要居住于今石林一带。今武定县境的撒尼是清康熙年间自石林等地迁入的。
由于各评价因子对建设开发的影响或限制程度不同，如生态红线、优质基本农田对建设开发的限制程度较高；因此将选取的评价因子进行强制性和较强制性因子的筛选，并建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7.葛
自称葛滇葛濮，意为古滇国人，后逐渐演变为自称。彝语“葛”与汉语“昆”发音接近，于是把“葛”写成“昆”，葛弥写成“昆明”，彝语“葛弥”或昆明指的就是彝族“葛濮”支系居住的地方。[24]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图说》说：“葛倮罗，依山居……”乾隆《农部琐录》卷十二说武定府也有一部分“葛倮罗”。近代武定一带彝族中有一部分自称“格濮”、“阿多濮”，是为彝族葛濮支系。“格”与“葛”同声，译写通用。
8.水彝
自称婆胚，他称水田白彝、水彝，与南诏时期的弄栋蛮有渊源关系，明清时期被称为白罗罗。道光《大姚县志·种人志》载：“白罗罗，性驯……男子裹头跣足，披黑羊皮，妇人辫发青布缠头，披白团毡中，胸前束围腰布，结带……常男女偕入城，市贸麻布、麻线、蜂蜜、松明之类。东北界近城16里均有之。”因大部分水彝临河而居，以种植水稻为主，因而被称为水彝，主要分布与大姚、永仁2县。另有部分水彝自称祖籍“乌蒙(今昭通)，元朝迁来。”
9.格苏濮
格苏濮，主要分布在禄丰县的高峰、妥安、广通、黑井等地，与南诏时期的“徙莫祗”和元明时期的“撒摩都”有渊源关系。《元史·地理志》说：“广通县，在(南安)州之北，夷名为路赕，杂蛮居之。阁罗凤叛唐，曾立路赕县……其后，宜州酋些莫徒(即徙莫祗)裔易裒等附之。”康熙《禄丰县志·卷一·风俗》载：“禄邑汉彝杂处，其先土著苗蛮种类不一，一曰僰子，一曰倮罗，一曰摩些，一曰摆彝，一曰罗摩，一曰撒摩都。”“撒摩都”即是彝族格苏濮的先民。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说：“定远(今牟定县)之民，有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康熙《姚州志·卷一·风俗》载：“居近城郭与汉僰杂居者，为撒摩都，后皆汉化，衣服饮食渐与汉僰同，城彝种之善变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说楚雄府的撒摩都“近年以来，稍变其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至近代居住于禄丰、武定山区的部分“撒摩都”形成格苏濮。
10.米撒濮
他称蒙化人、土族、土家，分布于南华兔街乡，自称为巍山唐时蒙舍诏之后。《云南志》卷三记载：“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公元902年，郑买嗣将蒙氏王族800余人杀害于阳苴咩城的五华楼下，又下诏捕杀蒙氏家族成员。蒙氏家族为避免杀身之祸而四处躲逃，南华兔街的米撒濮就是此时为避杀而迁入的，如脚模底的阿氏，自称米撒巴，据说，祖籍为蒙化城藤棚林人，先迁到南涧罗波林独松树，再迁到南华兔街平掌，再移居到脚摸底。
11.阿车
天启《滇志》卷三说：“阿者罗罗，衣服大略与倮同，婚丧如白倮，但耳环独大。东偏则江川，通海诸邑有之；西则宾川有之。”乾隆《弥勒州志·土官附种人》记载，阿者原聚居于元代的广西路，明清的广西府、州境内。康熙《澂江府志》卷八说，路南州有阿者散居，乾隆《易门县志》卷六说易门县有“阿车”。阿车在唐、宋时期为弥鹿部或维摩部人，元朝以后部分人口向外流散，及于江川、通海、宾川、武定等地。近代阿车分布在弥勒、易门、新平一带。今双柏县境内的阿车，民间传说主要是由易门、峨山、新平等迁入。
此外，还有一部分旧时称“扯苏”，自称“车苏保”。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马龙他郎甸(新平、墨江)说：“境内有车苏者，属高山之上，垦山为田，艺荞稗，不资水利。”据考，车苏是汉、晋时期滇南“叟”的一部分，至唐宋时期属马笼部。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说：“扯苏，爨蛮部落之别种，朴陋似黑罗罗。今楚雄、普洱二府有此种。”今双柏县境内的车苏相传由新平县迁入定居，民国时期，车苏人口约800人。
12.山苏
自称“勒苏”，山苏习居高山，故称“山苏”。南诏、大理国时期属马笼部，散居于新平、峨山、元江等地山区。康熙《嶍峨县志》卷二说：“山苏，潜居深山，板片为屋，种荞稗为食。”康熙《元江府志》卷二说：“山苏，居于山巅，无陶瓦，木片覆屋，耕山种荞麦。”清嘉庆年间由新平老厂、新化一带移入双柏县，初居大麦地朵点母村，后居光明村、芭蕉箐、普龙村等地。
13.纳罗
纳罗濮，自称阿鲁濮，他称甘彝，分布于武定县、元谋县，与宋代的“罗婺”有关。武定“纳罗”传说为虎的后代，“纳罗濮”即黑虎人之意。据考阿罗属于远祖慕阿克的后裔，慕阿克部落曾居住在今昆明一带，其后裔自唐代以后有一部分称为“罗婺”，南诏大理国时期曾形成罗婺部(今武定县)、罗部(今禄丰县罗茨)、华竹部(今元谋县)、洪农碌券部、掌鸠法块部(后两部在今禄劝县)。《元史·地理志》说：“武定路，昔卢鹿蛮居之。至段氏，使乌蛮阿历治纳洟胒共龙城于共甸，又筑城名曰易龙。其裔孙法瓦浸盛，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天启《滇志》卷三十记载：“罗婺，本武定种，古因为部落名，又称为罗武，今俗又称罗舞。”明代，因凤氏土司征战各地，嘉靖后又7次举兵反明，故罗婺迁徙至各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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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祖鑫)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Yi Culture of Chuxiong
YANG Fuwang & YANG Yang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675000, Yunnan Province;Chuxiong Technician College, Chuxiong, 675000,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The Yi are one of the oldest aboriginal peoples of Chuxiong and the major part of those Yi inhabiting Chuxiong are descendants of Wu (Muyaqie) who mainly lived in the vast areas around Guwo (modern Kunming) and Longduohei (modern Dianchi Lake). The patrilineal society of Chuxiong dating 4,000 years back could be best understood in the Neolithic terms. One of the major origins of the Yi of Chuxiong was “Kunming,” the other major one being “Pu.” The ethnic origins of the Yi, however, are multiple. The Cuan are “Yi turned from the Han.” In as early as the period of the Nanzhao Kingdom (738-902 A.D.), distribution of the Yi in Chuxiong already took its modern shape. The Yuan Dynasty (1127-1368) was important for the Yi in the sense of their ethic definition when their identity acknowledged, their solidarity consolidated, their economy and culture developed and their territory expanded. Finally, they became the ethnic group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Key words：Chuxiong；the Yi culture；origin；evolution
作者简介：杨甫旺(1962―)，彝族，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彝族历史文化。
来源：少数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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