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旧文艺》与一座小城的文学年代（一）
时光久远，留下背影，回首回望间，令人心生感慨；往事如烟，故人随风，波澜起伏间，让人难予平静。史书中的记载，再现历史瞬间；故事里的传奇，吾辈拍案叫绝。曾经的辉煌，积淀一座城市的底蕴，磅礴的气势，激励着奋进的足音。随着才村老李一层层推开的画面，《个旧文艺》的前世今生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份刊物涉及的人物命运、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的兴盛繁荣史诗般跌宕，众多有趣而丰富的灵魂，无尽温暖而强大的力量，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滋生在心里。感谢才村老李从六七十名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口述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分拣、提炼，理清历史脉络，用巧妙的构思，飞扬的文采，讲述这段个旧人引以为傲的历史！
楝儿
《个旧文艺》与一座小城的文学年代（一）
一
上世纪八零年代的一天，东南沿海的福州城，天气闷热而潮湿，少年林栋正值暑假，无所事事，来到附近小巷的书店。
林栋受家里姐姐、表姐的影响，从小爱读文学书刊。
小巷书店的老板，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后成为待业青年，开了一家小书店。
这家书店除了卖书，还经营一些杂志，说是经营，是因为这里的杂志有新有旧，可买可租，甚至还包回收、调换，过期杂志尤其便宜，最贵一毛钱一本。
那个年代，文学书籍相对贫乏，连绵数十年的破四旧、文革等等政治运动，把大量的中外名著列为禁书，即便是私人收藏，也会被抄走、焚毁。
八零年代初，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吹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号角，亿万人民久被压抑的文化需求，骤然释放和喷涌，《收获》《当代》《钟山》《十月》等文学杂志，被争相订阅、阅读，文学之梦像一团火，撩拨、点燃着年轻人的心。
那个潮湿而闷热的下午，林栋进入那家熟识的小书店，在杂志堆里翻来捡去，第一次看到了《个旧文艺》。
许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初见《个旧文艺》的印象：薄薄的，１６开本，封面画质朴、清新，内文刊登了小说、诗歌、散文。
他心里想：个旧，这是哪里啊？这个名字好特别哦！
少年林栋不曾想，这一次跟《个旧文艺》的邂逅，让个旧这座遥远的、他一无所知的小城，从此深藏入人生记忆之中，并且在若干年后，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生长于东南沿海的林栋，显然不知道，诞生于西南边陲小城的《个旧文艺》，出手不凡，在上世纪八零年代，已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力。
１９８３年，杨文伟从个旧一中，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时的云大，有一个风头正劲的“银杏文学社”，在文学社里，《个旧文艺》被争相传阅，封面、封底，“几乎都撕烂了”。而云大图书馆订阅的《个旧文艺》杂志，堪称洛阳纸贵，“完全借不着”。
杨文伟的好友王焱，在读师专，也常常跑到云大来玩，而王焱的父亲王建业，正是《个旧文艺》编辑，因此他们交谈的话题，每每与《个旧文艺》有关。
王焱来云大的时候，同在昆明的云师大、民大的学生，热爱文学的，也有一些赶过来，聚谈文学理想，辩论文学观点，气氛喧哗而热烈。那时，尚未成名的诗人于坚，以及他的云大女友，亦是文青聚会的常客。
杨文伟回忆那时的文学氛围，在整个云南文坛，只有《边疆文学》《个旧文艺》寥寥几本文学杂志，如今势头正猛的滇东北昭通作家群尚未崛起，而围绕着《个旧文艺》《红河文艺》（１９７９年创办），滇南红河作家群蔚然夺目。
杨文伟记得，他个旧的一位女朋友，嫁给一位四川作家，在个旧市州税务局礼堂，举办婚礼仪式。
当作家新郎发言，在赞美美丽的新娘之时，居然由人及物、延展到《个旧文艺》，他说正是这本杂志，使他对个旧充满了憧憬与向往之情。
１９８３年，丁祥正在重庆四川美院进修，同学们听说他来自云南个旧，就问他讨要《个旧文艺》杂志看。
丁祥这才知道，《个旧文艺》在重庆文化圈居然还很出名，倍感荣耀，于是写信回家，让自己的父亲，寄几本杂志过去，借给同学们传阅。
同样在那几年，远离个旧２８００公里的北京，时任《个旧文艺》编委之一的李汉柱的儿子李嘉弟，正在就读北京科技大学。
学理工科的李嘉弟，原本对文学并无兴趣，但大学同学们，每每向他问起《个旧文艺》的情况，特别是发表了白桦、遇罗锦的争议文章后，同学们更是争相阅读、谈论，这让他开始关注起，这本来自故乡的杂志。
李嘉弟认真读完几期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按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思潮，《个旧文艺》确有些超前、前卫。
１９８５年，全国４２家期刊联合发表保护版权声明，《个旧文艺》为发起者之一，宣示着生于偏远之地的《个旧文艺》，已跟北京、上海的杂志一起，跻身中国主流期刊之列。当时，《个旧文艺》还跟国内顶级期刊，诸如《当代》《十月》等，互寄交换杂志。
而在更加遥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福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他们收藏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期刊，其中就有来自中国的《个旧文艺》。
１９８７年初，“亚洲世界出版会议”在新加坡莱佛士城召开，组委会主席向《个旧文艺》发来正式邀请函，后因经费困难，《个旧文艺》未能派人出席。
当然，这些对于福州的文学少年林栋，都闻所未闻，个旧小城以及《个旧文艺》，依然沉睡在他的记忆深处。
直到２０年后，个旧市茶叶协会会长海姐，去福建武夷山参加茶博会，跟已经成为制茶技师的林栋不期而遇。
林栋问海姐：你来自哪里？
海姐说：云南个旧。
海姐心里想，个旧是个小地方，对方大约并不知道。
然而，林栋的脑海里迅速泛起久远的记忆，说：你们个旧，是不是有本杂志，叫做《个旧文艺》？
海姐有些意外，开心地说：是呀，你居然知道《个旧文艺》？
二十年前见到《个旧文艺》，二十年后不期而遇个旧人，林栋觉得熟悉而亲切，自此常常跟海姐，微信互动。
转眼又过了五年，林栋第一次来到个旧，始知个旧是位于滇南红河州的一座小城，素以锡业著称。尽管这次到个旧，只是旅游观光，顺便考察茶产业，但林栋仍忘不了年少时的情结，他问：《个旧文艺》这本杂志，还在不在？
得到的回答是：改名了，现在叫《个旧文学》。
２０１６年，海姐再次应邀参与武夷山茶博会，一行６人前往福建，其中有一位漂亮的瑜伽老师。在那次茶博会上，茶人林栋跟瑜伽老师，一见钟情。
此时的林栋，处于独居状态，父母仙逝，也没什么牵挂，就欣然跟着瑜伽老师，来到个旧小城生活。
在个旧的卡房镇，有一片茶山，１９６２年知青下放时种植，属勐海大叶种。这片茶山只有１００多亩，因面积小、又不位于茶叶主产区，无人问津打理，几近荒废。
林栋前往考察，看到该茶山海拔１７８０米，位于峡谷地带，终日泉水潺潺，人迹罕至，而且每逢茶季，往往连续晴天，具备做出好茶的禀赋和潜质。
于是，林栋跟当地村委会洽谈，租赁了这片茶山，连续几年实验，终于做出了一款优质有机茶，称为野放白茶。
以《个旧文艺》结缘，当年福建沿海的文学少年，如今生活在个旧，制茶季呆在茶山，其余则在小城里，喝喝茶、读读书、会会友，日子散淡而悠然。
二
《个旧文艺》形成影响力，是在上世纪八零年代，但它的创刊伊始，则要追溯到六零年代。
１９５９年，个旧市文联成立。事实上，这已是个旧文联第二次成立，早在个旧解放不久，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个旧市群众京剧团，就成立了“个旧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任市长李忠贵兼任文联主席。然而，后来实际运行情况是，文联名存实亡，其工作和活动，被市文化馆越俎代庖。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个旧市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选举张鸿鼎为文联主席，王梅定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文联成立伊始，即着手筹办《个旧文艺》，拟定为综合性文学双月刊，逢双月出版。
报经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个旧文艺》于１９６０年２月正式创刊，面向全国发行，成为云南省地州市创办的第一家文学期刊。其时，云南省已有一本文学杂志，月刊《边疆文学》，１９５６年省作协创办。
然而，创刊后的《个旧文艺》，或许生不逢时，并没能乘风破浪，反而好景不长。
《个旧市文化志》（１９８８年版）载：１９６０年，《个旧文艺》的编辑有王梅定（兼编辑主任）、卢瑞华、王士铭，以及市委宣传部王筠。《个旧文艺》立足本地作者，注重矿山特色，以小说、诗歌、散文为主，连续出了五期后，因故停办。
“因故停办”，何故？各种记录均语焉不详。
我们竭尽力量，也无法找到当时《个旧文艺》那五期杂志，不管是在个旧市文联、档案馆，甚至旧书摊、本地收藏家手上，以及网络上的旧书店。
尽管无以窥探当年的杂志一貌，但幸运的是，还有一位当年的见证人，今年９５岁的王筠老先生。
王筠老先生年逾耄耋，却依然思维清晰，每天还准时到个旧人大的老年活动中心，坐一坐，读读报刊。
王老跟我们回忆起当年《个旧文艺》停刊之故，尽管时光久远，他仍然记忆犹新。
当年，《个旧文艺》的编辑中，一个很突出的困难是，稿件青黄不接，甚是匮乏。
彼时国内外形势，动荡不安，时值中印两国发生边境冲突，苏联公然发表支持印度的声明，将中苏久已存在的分歧，公之于众，中苏关系交恶。中共在对苏共理论的意识形态界定上，认为是“修正主义”，因此提出了“反修防修”的口号。中国权威官媒《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开始批评和抨击苏联修正主义。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稿源不足的《个旧文艺》编辑部，决定紧跟中央步调，组织一批“反对苏修”的文章。
王筠坦陈，以当时他们的理论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甚至也不太说得清楚修正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反正中共中央大张旗鼓地号召“反修防修”，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大本营，批评苏联的东西就没错。
于是，编辑部组织文章，批评苏联及苏联文学，特别是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１９４０年出版，１９６５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该书当时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典型”。
这期杂志刚刚出炉，便被云南省委宣传部发现问题了，毕竟那时全省，也就区区两本文学杂志。出乎王筠他们意料的是，不仅没因为紧跟时政得到表扬，反而受到严厉批评，直至勒令停刊。
其时王筠完全不理解原委，后来他对此分析解读为，当时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央需要牢牢控制、把握舆论风向，中央媒体可以“反修”，地方媒体反不反、什么时候反，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不允许自行其是。
仅仅出版了五期的《个旧文艺》，就此毫无征兆地，夭折了。
接下来，省委、州委派员来个旧调查，王筠等编辑部同仁，甚觉冤枉，辩解说：中央并未传达指示，“反修”不让报道。
但冤也就冤了，毫无办法，好在杂志停刊的命运虽不能挽回，但王筠等人，被网开一面，未受任何处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个旧文联主席、副主席都被打成文艺黑帮分子，市文联又一次不宣而散。
文革期间，个旧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创作组，编印综合性杂志《工农兵文艺》，但只出了三期，无疾而终。
时光荏苒，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转折点到来了，国家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次年，个旧市文联恢复，在解放思想、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下，随即着手酝酿，《个旧文艺》复刊事宜。
王梅定一行去省委宣传部，申请《个旧文艺》复刊，省委宣传部爽快批准。当时的状况是，如果《个旧文艺》不复刊，云南省就只有《边疆文学》一家文学刊物，显然跟不上全社会亟需繁荣文艺的大形势。
就此，《个旧文艺》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５日正式复刊，仍为文学双月刊，这次改为逢单月５日出版，全国公开发行。
新《个旧文艺》的组织架构、人员构成为：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王筠，兼编辑主任；王梅定为编委；编辑蓝芒（１９８２年增补为编委）、王建业、王敬安。
《个旧文艺》酝酿复刊、人员重组时，有人推荐了王筠，经领导认可，于是一纸调令，王筠时隔１９年，又回到了当年曾遭遇滑铁卢的《个旧文艺》，心情复杂，五味杂陈。
王筠说：当时一切服从党的安排，组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心里其实很被动，也很有压力，以前曾在《个旧文艺》上栽过跟头，心有余悸。
《个旧文艺》六零年代第一次停刊，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复刊后的八零年代，时代背景大相径庭，却不曾想它后来的命运，又一次卷入政治的漩涡。
三
新一届文联恢复后，同仁们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重心无疑是《个旧文艺》的复刊。
１１月５日出刊日，日益临近，时不我待，但困难重重。
首先，印杂志需要纸张，当时民用品匮乏，尽管省里批准复刊《个旧文艺》，但杂志需要的纸张，要自己想办法。
在计划经济时代，要想批量购买纸张，并非易事，要找省轻工厅批示，批到哪家造纸厂，哪家给你生产。
凑巧的是，当时的省轻工厅厅长，曾任个旧市长，王筠等人从个旧跑到昆明，拜访厅长，说明买纸事宜。
厅长见老部下相求，便大笔一挥，慷慨地批准他们，购买一批纸。
当时，王筠他们并不知道厅长批示的纸，到底有多少，后来才知道是颇为庞大的数量，不说纸张的金额，光从昆明到个旧的运费，就耗费了好几百块钱。那时几百块钱的购买力，跟今天沧海桑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购买纸张的批文拿到了，但还要花钱去买，初创杂志的各项经费，捉襟见肘。
编辑部人员开会商量，鉴于当时各个中学，工具书匮乏，于是请来个旧一中语文老师李强，编撰了一本《中学文言小词典》，由《个旧文艺》社出版发行。这本小词典后来不负众望，居然帮杂志社挣了好几千块钱，解决了初创期的费用。
李强老师是印度归侨，１９５７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自愿到边地个旧一中教书，他兼任云南省语言学会理事，其编撰的《古代散文注释》，被云师大作为函授教材。个旧一中曾一度跻身全国名校之列，那时像李强这样的高水平老师，比比皆是。
自助者天助，《个旧文艺》复刊第一期，终于如期跟读者见面。
在复刊号上，编辑部没有专门撰写发刊词，而把秦兆阳的散文《希望》，发在了头条，寓意春潮涌动，一切都充满着希望。
秦兆阳是１９３８年投奔延安的文艺青年，曾入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学习，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教师、冀中区第十分区《黎明报》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副社长、《华北文艺》编辑。
1949年建国后，秦兆阳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
1956年，秦兆阳发表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五零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同时，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以此两大“罪状”，他被打成“大右派”，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
1979年，秦兆阳平反，回到北京，韦君宜将他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当代》文学杂志创刊后，他被任命为主编。
处江湖之远、西南边陲的《个旧文艺》，跟居京都庙堂之上的《当代》杂志，一个复刊、一个创刊，于同一年面世了。
《当代》主编秦兆阳，在给《个旧文艺》的这篇散文中，勇敢、尖锐地批判了，文革时期肆意泛滥的假大空文学：
真理啊，是从人民的希望，历史的要求，产生出来的。
希望啊，由于他代表了人民的心意，才会如此的美丽。
但是要注意：不要把浮泛的希望，错当做切实的、真正的希望之光。不要把廉价的、甚至是骗人的高调，当作真正的革命理想。骗人的高调，即便左的可爱，无非是要搅浑清水池塘。
四
复刊号亮相了，某种程度上，它初次登场的面貌，给这本杂志的风格，确立了基调。
回望那个时代，也许很难诞生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杂志。一方面，读者对于文学干预社会的要求，是强烈的、迫不及待的；另一方面，以编辑部中坚力量王梅定、蓝芒等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他们不可能远遁政治和社会，沉湎于风花雪月、诗和远方。
当然，跟现实如此紧密，也是那个年代的文学，得以深入人心、影响大众的原因吧！
复刊号的《个旧文艺》，并未吸取史上曾经被停刊的教训，并未试图在文学和政治之间，搭建一道防火墙，反而积极投身于政治，发表了一些极具政治倾向性的作品。
例如，方梅的作品《悼张志新同志》：
一
分明魑魅称旗手，
本是忠良作楚囚。
愿早识得泾渭水，平妖自当一吴钩。
二
强者有胆无媚骨，
宁赴刑场高昂头。红梅不谢悲风起，
血蕾一绽唤神州。
就在那年，因坚持真理，被当权派惨害致死的张志新女士，刚刚被辽宁省委平反昭雪，《个旧文艺》就专门发了这首诗歌，以表达对张志新烈士的敬仰和纪念。
这期杂志的压轴文章，则是《肃清＜纪要＞流毒 繁荣文艺创作——记本刊召开的批判＜纪要＞座谈会》，署名本刊记者。
这里讲的《纪要》，全名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缘起于１９６６年４月，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时任军队主要负责人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会议纪要，经过主席修改和批准，作为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成为文革时期文艺和文化领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文革结束后，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建议撤销《纪要》，请示报告说：
十几年来《纪要》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
上海座谈会以后，按照林彪、江青的指令在北京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仿照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对六十多部影片加上了各式各样的罪名，林彪还下令对所谓“攻击《纪要》”的同志进行“反击”，对他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之后，各军区、各部门以及许多地方单位，也召开过类似会议，贯彻《纪要》，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
贯彻《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完全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把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引进了一条死胡同。
鉴于《纪要》在全国范围的长期贯彻执行，造成了大量知识分子被打击迫害，文艺界呈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一个多月后的５月３号，中共中央同意撤销《纪要》。
当年９月１日，《个旧文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剖析了臭名昭著的《纪要》，联系当前文艺问题，进行了严肃、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有王梅定、陈见尧、李汉柱、蓝芒、马力、牛俊秋等十余人，其中至少王梅定、蓝芒等人，深受《纪要》之害，苦难的人生际遇，带给他们切肤之痛，因此对《纪要》的批判，发自肺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一大批敢于面对现实、冲破禁区、真实地揭示生活本质的作品，被他们说成是暴露文学、缺德文学、伤痕文学，甚至斥责为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污蔑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是缺德派，唯独只有他们一贯正确。
其实，社会主义文学，不但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要批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批判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僵化、半僵化的思想和官僚主义。
文学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愿望的，这就要求作家正视生活，不回避问题，敢于干预生活，说出人民的心里话。”
该文结尾写道：本刊今后还将继续批判《纪要》。
复刊号压轴的这篇文章，事后看来，彰显了当时《个旧文艺》编辑部，对于文学功用的认知和主张：不仅要歌颂真善美，还要鞭笞假恶丑。
五
或许是因为出刊时间紧，约稿困难，复刊号上还发表了好几篇，编辑部内部人的作品。
诸如，王梅定的小说《海边上》、蓝芒的滇南散记《蛮耗漫步》、王敬安的诗歌《记一位报话员》。
编辑部约稿的名家作品，除了北京秦兆阳的《希望》，还发表了一些云南名作家作品，诸如彭荆风小说《囚徒》（中篇小说《雾茫茫》选载）、晓雪诗歌《声声汽笛》（外一首）、王松《天之骄子》、李乔《难以忘却的事》。
复刊号还发表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诸如覃信刚《交易》、许象坤《秀山》等，并做了编辑点评。复刊伊始，《个旧文艺》就表现出了，对年轻作者培养、厚爱的姿态。
通读复刊号，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当数李乔《难以忘却的事》，编辑部标注文体为“文学回忆录”，大抵属于非虚构类作品。
故事讲述的是，时任个旧《曙光日报》外勤记者的李乔，在街上遇到驻扎在个旧的滇军营长景阳，景阳邀他一起，去招安苗寨绿林好汉罕佬。
罕佬虽为土匪，手下有些枪械人马，却从不劫掠老百姓，因此在苗族村寨，享有威望。
时值抗战初期，日本人送钱送枪，意图收买罕佬，撺掇他在个旧、蒙自一带，骚扰国军和民国地方政府，以配合日军进攻滇南。
景阳营长通过罕佬的姐姐做工作，意图招安罕佬，至少不能让他跟日本人同流合污。罕佬同意谈判，于是，李乔跟随景阳营长一行三人，轻车简从，来到预定接头地点，个旧卡房乡的龙树脚村。
等他们到了龙树脚，罕佬又担心被官方设计围剿，不见踪影。后经个旧绅商担保，罕大姐又几次做工作，终于在罕佬的营地，双方得以见面。
期间自然是猜忌重重，剑拔弩张，但最终滇军方面的承诺，得到了罕佬的信任，达成招安协议。
故事一波三折，足够惊险，但显然到这里，文章意犹未尽。李乔继续写道：
我从龙树脚回去以后，《曙光日报》发表了罕佬受招安的消息，轰动了滇南。
突然，一天清早，报屁股上倒印着“董广布的女人偷汉子”几个字。
这不知是哪个工人不满意董广布而干的事？他当时是个旧的伪县长。平时他就不满意这报纸，现在发生了这件事，立刻派了十多个喽啰，抓走了印刷厂的经理和几个工人，苏莘农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曙光日报》，被这个伪县长容容易易的就封闭了！
想在个旧干一点文化工作的那些编辑和记者，只好卷起铺盖，各奔东西。
大约半年左右，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同景营长邂逅相遇。
“罕佬怎么样？”我关心地询问。
他叹了一口气：他招安时，上面答应，以后按月给他的人马发薪饷、给养，可是，他招安以后，上面却什么也不发，这不是逼着人家再上梁山吗？我不好意思见他了，幸好我调离了个旧。
“幸好我也离开了个旧。要不，遇见他怎么交代？”我苦笑着说。
这事虽然过去的相当久了，但想起《曙光日报》被封的事情来，我还感到气愤。想起罕佬，我好像欠着他一份债。
李乔的作品，文如其人，质朴而诚恳。李乔是滇南石屏县人，彝族，少年时曾随其父及叔父在个旧当矿工，上世纪三零年代，辗转流浪到上海，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开始写作，在上海《申报》《中流》等报刊，先后发表散文《我的走厂》《锡是如何炼成的》《未完成的斗争》，率先向外界展示个旧锡矿工人的苦难生活。
李乔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走厂》，也是反映个旧锡矿工人的生活，初稿写完，他第一个想到请教的人，是素未谋面的茅盾先生。茅盾跟鲁迅先生一样，其时也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之一。
他大胆地写了封信给茅盾，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希望得到茅盾先生的指教。
而文学名家茅盾先生，居然很快就给李乔回信，信中说：如果你不怕麻烦，可以把稿子寄来看看。这封信对于刚刚在文学上起步的边地青年李乔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于是，小说完稿后，李乔就寄给了居住上海的茅盾先生。不久，茅盾回信：统观全书，平顺有余，波峭不足，惟书中故事人物甚为可爱，极有望出版，已作为《天马文学丛书》之一交书店编辑。《天马文学丛书》主编接书稿后，正要编辑出版，遇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他只得将书稿辗转带到南洋，交到著名作家郁达夫手中，收藏于地窖。等到抗战胜利后，从地下挖出的稿子，已遭毁坏。李乔的长篇处女作《走厂》，虽历经曲折未能出版，却有幸在几位著名作家手中，走完一场特殊的“接力”，也算是一桩文坛佳话。李乔跟《个旧文艺》渊源颇深，早在１９６０年，继著名作家巴金访问个旧后不久，李乔也受个旧市文联之邀，故地重游，在红河州礼堂，向近千名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作了“关于文学创作问题”的报告。１９７９年《个旧文艺》复刊，李乔欣然赐稿支持，也表明李乔和《个旧文艺》编辑部，交情甚笃。
到了１９８３年，《个旧文艺》举办刊授学员笔会，一批中国著名作家荟聚个旧，领军之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丁玲女士，也是应李乔力邀而来。
１９８３年，应《个旧文艺》之请，李乔先生（左一）邀请并陪同丁玲女士（中）来个旧，举办文学讲座，并与作者、读者见面交流。
时年近八旬的丁玲女士，为什么愿意不辞劳苦，来到西南边陲的个旧小城（三年后，丁玲女士去世）？要知道，那时候从北京到个旧，遥远而艰难，尤其到昆明后中转个旧，山路崎岖，舟车劳顿。话说1955、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持续了12年。
在这期间，1960年7月，丁玲被批准以“右派代表”身份，从北大荒进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几年前丁玲被驱离京城，在偏远的北大荒艰难求生，这次意外被中央批准回京开会，心情喜悦，她一路上憧憬着，跟文坛老友们久别重逢，畅叙别离之情。然而，等他走入会场，完全始料不及的是，那些她多年未见、日思夜想的故人们，正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但看到她走过来，便纷纷转身离去。丁玲于１９３６年，逃离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奔赴陕北，是第一个抵达延安的知名文化人，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国统区文人奔赴延安，在座的有谁不认识她呢？然而那一刻，却仿佛谁也不认识她，世态炎凉至此，使她感到痛彻心扉的失望、窘迫和孤独。此时此刻，李乔挺身而出，走向丁玲，问候她说：“您来了，还好吗？”
这时候的李乔，也已是知名作家，被誉为“现代彝族文学的拓荒者”，其时他正在创作他一生中的巅峰之作，长篇小说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
众目睽睽之下，李乔勇敢而坦荡的问候，犹如雪中送炭，霎时温暖了丁玲女士孤寂的心，让她终身难忘。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１日，丁玲女士莅临个旧，在个旧云锡机场礼堂发表演讲，面对座无虚席的全场观众，她说：很少有呀！尽管有人指责李乔，为什么跟丁玲讲话？但他还是理我了。在那个时候，这就是给我的一捧土，就是鼓励我活下来！
当场聆听的文学青年凉泉（现为个旧市作协主席），还记得丁玲讲了一段话，但不知何故，未整理记录到文字稿中，话的大意是：我是坐飞机飘过来的，我是一棵小草，为文学而来，为李乔的恩德而来，你李乔请我，别说偏僻小镇，即便再远，我也会去！
丁玲后来多次向人讲起，李乔当年“傻乎乎”的举动，而听到丁玲对自己的赞誉时，李乔心里却充满羞愧，他曾在文章里坦陈心曲：
“首先我要感谢您，第二次文代会时，您对我这个无名小卒的热情接待，谆谆教诲。我虽然愚鲁，但我怎能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那时见了您，我不能多给您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不能帮助您减轻一点痛苦，心中歉疚已极。”
李乔才华横溢，淳朴宽厚，世人尊称“乔公”。
他的故居在滇南石屏古城，每有作家文人到石屏古城，常会主动询问当地接待人员：你知道乔公故居吗？我想去乔公故居看一看！
六
虽然个旧众多文艺界人士，参与了八零年代《个旧文艺》的复兴工作，但许多年后，人们在回望和解析当年的鼎盛时期，大都认为离不开三位核心人物，并誉为“三驾马车”：王梅定、蓝芒、李汉柱。《个旧文艺》复刊次年，王筠调出，李汉柱调入。
１９８２年，在个旧金湖之滨，著名作家刘心武（左二）、彭荆风（右二），与《个旧文艺》编辑部王梅定（中）、蓝芒（左一）、李汉柱（右一）合影。
王梅定１９２２（相关资料显示，有１９２２、１９２３、１９２５三种说法，本文采纳王雨宁《父亲与＜走厂＞》文中说法）年生于河南潢川，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济川是国画家，蜚声中原一带。
抗战爆发后，王济川逃难途中，不幸被日军飞机炸死。王梅定生活无着，从潢川南下汉口，流浪谋生。
民国时期的汉口码头，繁华兴旺，三教九流云集，少年王梅定帮人带孩子做饭，赖以维生。
有一次他和同伴上街，偶遇并结识了一个人，他自称叫刘痴侠，供职于武汉铁路公司。
王梅定感觉到，刘痴侠这个人颇为神秘，随着交往加深，在他那里，王梅定读到了很多有关革命的进步书籍，并深受影响。
有一次，王梅定回到潢川老家，突然接到刘痴侠从汉口打来电报，电报很简短，但言简意赅：你赶快回汉口，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在王梅定心中，这位大他４岁的刘痴侠，早已是值得信赖的大哥，于是急忙从京汉铁路南下，星夜赶往汉口。然而，等他回到汉口，到达他们经常约见的地点，却没能见到刘痴侠，他已不辞而别。
随后的几天，无论王梅定怎么寻找，刘痴侠均音讯全无，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只能放下这件事，重归打工谋生。
后来，王梅定结识张文烈女士，两人情投意合，之后结婚，武汉沦陷后，一家人撤往当时的陪都重庆。
在重庆，张文烈的亲戚给王梅定介绍了一份工作，在国民政府的防空部门。当时的重庆，国军防空力量薄弱，日军飞机很猖狂，常常飞抵城市上空，制造非针对军事目标的无差别大轰炸。
工作期间，王梅定一直寻找进步书籍阅读，有时随意地把那些书，压在枕头下面，被长官几次发现、警告，他依然故我，最后被开除，而后找一些零活维生。
１９４４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王梅定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诞生于武汉，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由周恩来等人一手创刊，同年10月迁至重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
处女作的发表，让王梅定很兴奋，他仔仔细细阅读这份报纸，连广告也不舍得错过。突然，他意外地发现一份寻人启事，说请某某某见报后，到报社一叙，而这个某某某，正好跟他对号入座。按照当时中共地下活动的规矩，一般不轻易写信，以防被国民党特务截获。
王梅定放下报纸，立即兴冲冲地赶往报社，一位叫刘白羽的先生接待了他。刘白羽时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就是后来写出《第二个太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其抒情散文《日出》《长江三日》，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刘白羽跟王梅定亲切交谈，问了问他的家世、经历和现状。
这时，王梅定有些冲动地提出：我想去延安！
王梅定心中早已忖度，当年那位突然失踪的汉口大哥刘痴侠，一定是共产党员，当年打电报说带他去一个好地方，一定是当时热血青年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后来，或是情况紧急，刘痴侠没能等到王梅定，就率先撤离汉口，奔赴延安了。
刘白羽沉吟片刻，或许他在思考，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可不可靠，毕竟对他不明底细。刘白羽是１９３８年入党的老党员，经验丰富，知道想去延安的年轻人，大多是进步青年，但也不乏企图混入延安的军统、中统特务。
王梅定见刘白羽有些犹豫，为了进一步取得对方信任，便脱口而出：我认识延安的刘痴侠！
他怎么会知道刘痴侠？在刘白羽的心里，对眼前这个年轻人，更生疑虑了，于是婉言说：你今天先回去，你说的延安刘痴侠，我们查一下，过几天再答复你。
王梅定只得离开报社，但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刘痴侠真的在延安等他。
过了几天，王梅定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再去报社询问，刘白羽答复他说：你说的刘痴侠，延安没有查到这个人。
言下之意，你说的人子虚乌有，组织上无法信任你，延安你不能去。
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强烈的改变人生的愿望，幻灭了，王梅定失望、无奈，只好继续回到，原先的生活轨道和状态。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了，许多避难西南重庆的人，陆续返迁，王梅定也随着离开重庆，一路向东，迁徙到了南昌，在浙赣铁路谋了一份差事。在南昌，王梅定一边谋生养家，一边跟南昌的激进文学青年，交往甚密。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一举解放南昌，四兵团由于陈赓一人兼任司令员和政委，被人们习惯称作陈赓兵团。王梅定和太太张文烈就地参军，以文艺才华突出，双双被安排进四兵团文工团。
陆续攻克广州、南宁之后，中央军委将解放云南全境的任务，交给了陈赓兵团。赫赫有名的陈赓兵团，虽在建制上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二野，但一直作为机动作战部队，归中央军委直属领导。
在进军大西南路途中，张文烈随文工团坐着大车，王梅定则坚持跟普通战士一道徒步行军，行程遥远、滇路艰险，王梅定几次走到吐血，这或许给他后来的身患肺病，埋下了隐患。
１９５０年初，昆明解放，陈赓兵团撤销野战军及兵团编制，改为云南军区。１９５５年，云南军区和贵州军区，合并为昆明军区。此时，陈赓大将已调离云南，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做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副手，之后又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陈赓为清末湘军名将之后，“黄埔三杰”之一，不仅擅长作战，更以儒将著称。陈赓爱惜文艺人才，四兵团于１９４９年２月在河南漯河组建，一路南下征战，一路招募吸纳文艺人才，以至后来的昆明军区创作部，群英荟萃，如冯牧、公刘、白桦、苏策、彭荆风、林予、公浦等等。
《个旧文艺》的顶梁柱，王梅定、蓝芒、李汉柱，均出自陈赓兵团，王梅定南昌参军，归国华侨蓝芒广州参军，李汉柱广东茂名参军。这些曾经效力于陈赓大将麾下的文人，后来殊途同归，先后来到个旧小城，汇聚于《个旧文艺》。
不得不说，《个旧文艺》后来办得风生水起，王、蓝、李的战友们，昆明军区创作部的优秀作家群，站在背后，做了巨大而坚实的支撑。
１９５２年底，王梅定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参与筹建云南省文联。
１９６２年，中国作协召开剧作家创作研讨会，王梅定接通知参会。
在这场小型研讨会上，王梅定意外地碰到一个人，似曾相识，他追上去问：你是不是以前在汉口的刘痴侠？
对方见一个陌生人，问起自己二三十年前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当年汉口的小兄弟王梅定。
久别的故人，不期而遇，自然是分外喜悦。在那次会上，两人一有空就促膝长谈，互叙别后的人生际遇。
原来那年（1938年）夏天，在汉口的刘痴侠，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便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毅然奔赴陕北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延安抗大毕业后，他被派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
刘知侠感慨地说：你现在都能写电影（１９５９年，长影厂摄制《锡城的故事》）了，如果当年我带你去了延安，可能现在更不一样了。
这时候，王梅定才知晓，当年的刘痴侠，原名刘知侠，１９５３年以创作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声名鹊起，已担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主席。《铁道游击队》小说和电影，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王梅定当然看过，但哪里知道，竟是当年那位汉口兄长的作品。
话说刘知侠，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定居青岛，给夫人定了一条不成文规矩：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一定要留他们吃饭。每年夏天，青岛湿润凉爽，为海滨避暑胜地，他们家常常住满了客人，有一间房子被戏称为”国际旅行社”，免费接待四面八方的人居住。
这次跟刘知侠的意外重逢，对于王梅定人生的重大意义，几年后，就显现出来了。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个旧市文联遭受冲击，已从昆明正式调入个旧工作的王梅定，也难逃诋毁和围攻，他的办公室外面，被人挂上横幅: 打倒潜伏个旧的特务王梅定！
接着王梅定被造反派揪斗，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关于当年在武汉、重庆的经历，他无法自证清白，只好交待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可以作证。
个旧造反派千里迢迢，奔往山东，找到已位高权重的刘知侠，刘知侠说：王梅定是个苦孩子出身，他总是讲共产党好的，不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个旧造反派问：那他当年有没有参加过党组织？
刘知侠回答：他准备参加了，我去延安，就准备带他去的！
个旧造反派见高级领导、著名作家刘知侠这么说，只得悻悻而归，批判“特务王梅定”的事，遂不了了之。
政治运动总是一浪接着一浪，王梅定的人生，也随之跌宕起伏，历尽磨难。有一段时间，王梅定被关到个旧三中，封闭学习。后来，他又被弄到大屯农场，劳动改造。
有一年，云南省革委会的军代表，来视察个旧。个旧市革委会在云锡公司开会，会上又有人提出，王梅定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继续审查。
军代表当即打断他的话，强硬表态：王梅定哪是什么历史反革命？我们１３军、１４军（陈赓兵团下辖１３军、１４军、１５军，这三个集团军的建制，历经整编、裁军，迄今全部保留）的官兵，都知道他，他是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你们个旧要是不解放他，我们把他弄回省里去！
当时军代表的权威毋庸置疑，他一锤定音，王梅定在个旧的境遇，自此大有改观。
七
王梅定跟个旧结缘，缘起于１９５３年初，王梅定刚刚从部队转业，到省文联报到，时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号召云南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王梅定选择了锡都个旧。
在此之前，王梅定于１９５０年初，曾到过个旧，“那时，个旧刚解放不久，小小的山城，满目疮痍，破败冷落，窄小的街道，遍地泥泞，许多骨瘦如柴的人沿街乞讨。”
三年之后，再回个旧，王梅定感觉今非昔比，“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感到生机勃勃。”这次去了以后，王梅定跟个旧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每次去，他都深入锡矿工人的生活，跟工人们打成一片。
个旧锡矿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也源源不断地给王梅定的创作，提供素材和养分，使他后来成为了锡矿工人题材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王梅定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还在童年的时候，我就读过一篇描写锡城个旧的文章，在记忆里留下了印象，１９５３年我从部队转业，决然选择了锡都个旧，作为自己写作的生活基地。
王梅定没点名影响他的那篇文章，是哪一篇，可以推测，或是巴金，或是李乔的文章，因为此前，关于个旧锡矿工人题材的文章，屈指可数。后来在王梅定散文《我是个旧人》中，得到证实，正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沙丁》（１９３２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再版后改为《砂丁》）。
从１９５４年起，王梅定在《人民文学》等杂志，陆续发表锡矿工人题材的小说，结集出版为《矿山的主人》《矿山在歌唱》《第三次要求》《光辉的道路》《锡山春》《走厂》。
这个时候，王梅定的工作单位，仍然在省文联，个旧只是他深入生活、挖掘写作素材的基地。
１９５７年夏天始，反右派运动急剧扩大化，全国５５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命运逆转。１９５９年，王梅定的一篇小说，也被人揪出来了，认为暴露了社会阴暗面，王梅定的个人处境危在旦夕。
正在危急之时，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的袁勃站了出来，他声称，王梅定不能打成右派。
理由是，王梅定的作品《锡城的故事》，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而且中央电影局已经同意上映。如果说云南省把王梅定打成右派，按照规定，右派分子写的电影，就不能放映，由此造成的重大损失和影响，谁能承担得了？
在袁勃的据理力保之下，王梅定涉险过关。
回望上世纪五零六零年代，那时中国电影产业刚刚起步，云南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剧情和歌舞电影，诸如《五朵金花》《阿诗玛》《芦笙恋歌》《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伴侣》《边寨烽火》，深受全国观众喜爱。
虽然这些电影，多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云南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但电影素材、小说原创、编剧，均出自云南作家之手，带着原汁原味、浓郁的云南风情。
应该说，这个时期云南文艺的繁荣昌盛，与两位伯乐或者说是开明领导，密不可分。他俩都是南下干部，一是部队的冯牧，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另一个是地方上的袁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省作协主席、《云南日报》社长。
冯牧后来调回故乡北京，升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而袁勃当年受命于创办《云南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从遥远的北平（１９４９年９月更名北京）远征云南，结局悲凉，在云南的文革风暴中，遭残酷迫害，英年早逝。
从时间线复盘，王梅定和拯救了他命运的袁勃，或曾擦肩而过。１９４４年，王梅定看到寻人启事，去重庆《新华日报》时，袁勃其时正在该报社任编辑。如果当时接待王梅定的，是袁勃，而不是刘白羽，也许王梅定的命运，又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命运波谲云诡，没有人能猜透它的密码。
这次王梅定侥幸没被打成右派，但无论如何，王梅定在省文联的日子，越发难过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个旧，熟知王梅定才华和人品的个旧宣传部副部长张鸿鼎，向个旧市委提出：要不，我们把梅定同志要过来吧，这时候要他，省里会同意的。
果然不出张鸿鼎所料，个旧市出面一要人，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便同意放行。
其时，王梅定正在昆明翠湖宾馆，修改另一部电影剧本《多沙阿波》（与赵几如、徐嘉瑞合作，发表于《电影文学》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号），这是一个描写哈尼族女英雄的故事。
省文联领导受袁勃部长之托，来征求王梅定本人意见，原本在省文联备受压抑、心灰意冷，王梅定也就欣然同意，调往个旧市工作。
当时在省文联跟王梅定同病相怜的，还有二王：王松（曾任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王公浦（电影《五朵金花》编著之一，另一编剧是他的太太赵季康）。后来王梅定去了个旧，王松去了西双版纳，王公浦去了文山。
“三王”从昆明下放到边远地区，于人生是不幸的，于文学创作却是有幸的，他们全方位、深深地融入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术作品，并带动和提升了边地文化的氛围和水准。
自此，个旧小城，成为了王梅定的第二故乡，他一直在此工作、生活，直至１９９５年去世，终年７４岁。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王梅定在《云南日报》，发表纪实散文《我是个旧人》，文中写道：
去年夏天，在大连旅顺修养时，一位文艺界前辈与我交谈，一听说我是从遥远的祖国锡都来的，就问我：那么你是个旧人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个旧人！”
虽然论籍贯，我并不是个旧人，但是在西南边陲这块土地上，我已经生活了近三十年，我的心早已被感情的纽带同这里的山川、人民、矿工紧紧地联在一起，深深地爱上了锡都。
八
“假如没有《个旧文艺》，我的人生或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个旧本土诗人武隽说。
武隽在个旧一中读书时，热爱文学和写作，他的作文被语文老师评价为：富有情感、才华，文字颇具吸引力。而这个语文老师，不是别人，正是王梅定的太太张文烈。
五零年代初，张文烈从昆明军区文工团，保送到云师大读书，毕业后到昆八中任教，后随王梅定来到个旧，调入个旧一中。
武隽个旧一中毕业后，去个旧印刷厂工作，工作之余，仍坚持写诗，并开始在《个旧文艺》发表诗歌作品，崭露头角。
有时，武隽去王梅定家探讨和讨教，会遇到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张文烈，张老师欣慰而感慨地说：想不到我的这个学生，还成了诗人！
后来，武隽到蒙自师专（现红河学院）深造，学习期间，将创作的诗歌作品，寄回个旧给王梅定，王梅定回信赞赏说：写得很好！
《个旧文艺》每期发的诗歌作品，数量有限，王梅定为了不留遗珠之憾，还亲自将武隽的稿件，转交推荐给云南兄弟杂志，例如昆明市文联的《滇池》。
回族作家马明康说：“《个旧文艺》对于我走向文学创作道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马明康心目中，王梅定是略显严肃的、值得尊敬的老师，每次他去拜访王梅定，交谈的内容，少有涉及生活寒暄、八卦闲扯之类，而是直入主题，只谈文学和稿件。许多年后，他依然记得王梅定对他的作品的肯定：结构能力很强。
１９８２年７月，马明康在《个旧文艺》发表中篇小说《行情》，获得当年云南省优秀小说奖，声名鹊起，个旧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亲往他居住的沙甸，表示祝贺。同一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应《个旧文艺》之邀来讲学，也亲临马明康的寓所，看望和鼓励。这些都对马明康的文学生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时过境迁，后来马明康出任红河州作协主席，兼任《红河文学》副主编，他 自己创作的作品，就顺理成章地交给《红河文学》发表，跟《个旧文艺》的联系，渐渐少了。
有一天，他接待一位作家，那位作家传来王梅定的口信，要他去《个旧文艺》编辑部去一趟。
他不知道有什么事，便抽空去到《个旧文艺》编辑部，见到王梅定，王梅定开门见山，就向他要作品，希望他继续给《个旧文艺》写稿，还特别叮嘱，不限题材、篇幅。
马明康见王梅定的约稿，如此诚恳，当即谦恭地应诺：老师要，一定给！
不久以后，马明康交给王梅定一篇小说，叫《夫妻之间》，发表于《个旧文艺》１９８４年第６期，后荣获《个旧文艺》国庆３５周年征文奖。
四十多年过去了，杨大庆（红河文化名流）依然清晰地记得，受外地舅舅委托、前往拜访王梅定的情形。
那时，王梅定住在个旧城区三岔街的一条小巷，那里有一排平房，王梅定一家，就住在其中一套。
杨大庆打听到王梅定的家，敲了敲门，正好王梅定来开了门，杨大庆说明来意，报出他舅舅的名号，他舅舅是王梅定的老友。
王梅定将杨大庆引进门，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杨大庆趁势扫视了一下客厅，约１５个平方，简易沙发、书柜，靠窗放着一张桌子。
杨大庆心里想：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房子啊，很简朴的样子。其时王梅定编著的电影《锡城的故事》早已公映，至少在个旧，王梅定的大名，家喻户晓。
在杨大庆的记忆中，王梅定穿着一件粉色上衣，领子竖起，所有衣扣扣得严严整整，干净板扎，头发梳得很光滑，说着中原一带口音的普通话。
那时，杨大庆还是个年轻小伙，而王梅定快５０岁，面对长辈、又是著名作家，难免心生敬畏、拘谨，但王梅定接下来的一个动作，一下子让杨大庆感受到，如父爱般的亲近和温情。
他看到，王梅定走到靠墙的书架前，稍稍踮起脚跟，一只手伸向书架顶上的一个小罐子，当他的手从罐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手上抓着两颗水果糖。
那是全民搞政治运动的时代，国民经济积贫积弱，民用物资相当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今天的孩子们不屑一顾的水果糖，那时对于平民家庭孩子来说，几乎是奢侈品。
王梅定手上拿着两颗糖，走到沙发这边来，递给杨大庆吃。杨大庆接过珍贵的两颗糖，很快就把它吃掉了。
那天王梅定说了些什么，杨大庆已经无从忆起，但有些严肃、不苟言笑的前辈，两颗甜甜的、带着温暖的糖，形成强烈的反差，深深地印在了杨大庆的记忆里。
许多年过去，王梅定早已退休，垂垂老矣，邓亚跟他有了一些接触。
邓亚的家离王梅定的住处不远，他每天早上去往电视台上班时，经常看到的场景是，王梅定跟几个老人站在巷子口，闲聊着天，那些老人中，邓亚也认得，有几个毕业于抗战时期、人文荟萃的西南联大。
有时候，邓亚并不急于去电视台办公室，就很乐意地站在一边，听老人们聊天。
很多次听下来，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王梅定对曾经那么辉煌的《个旧文艺》、一朝停刊的耿耿于怀，掺杂着心痛、遗憾、不甘、内疚，等等复杂的情感。
王梅定痛定思痛，做了认认真真的反思，他说：上世纪八零年代，社会上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起云涌，《个旧文艺》编辑部认知不够，思想上应对不充分，甚至有些迷惘，比如受到中央批评的遇罗锦作品《求索》，编辑部在发表时，就过激偏激之处，完全可以删改，但编辑部没能做到，难辞其咎。
后来，到了八零年代末，商业化浪潮冲击文化领域，编辑部的一些年轻人，过于追求商业利益，认为杂志市场化，就是要迎合大众，导致杂志发表了一些，情色、凶杀等低俗倾向的作品。而自己作为杂志主编、掌舵人，有些犹豫、动摇，没能牢牢把握正确、健康的办刊导向，深感后悔、心痛。
《个旧文艺》停刊前后，上级机关派人下来调查，市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会上很多人沉默了，曾经热情鼓动的人也低着头，最终他承担了全部责任，这让他终究难以释怀。
有一次，王梅定语重心长地告诫邓亚：你们年轻人，人生的路还长，在单位做文化工作，要吸取《个旧文艺》停刊的教训！
在邓亚看来，那时的王梅定，忍受着癌症的病痛，背负着《个旧文艺》停刊的心灵压力，身心俱溃。后来那些年，来看望他的人，也渐趋门前冷落车马稀，他或许也感到，无以言说的孤独和悲情，说起话来，常常长吁短叹。
邓亚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王梅定，依然是在那个巷口。那天王梅定孑然一人，拄着拐杖，孤独地站在那里，邓亚从他身边走过时，跟他打招呼，他似乎没啥反应，平时眼睛里闪耀着的光泽，那一天似乎黯淡了。
几天后，邓亚听到消息，王梅定走了。
１９９５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傍晚，王梅定或许预感到去日无多，他倚靠在床榻，对在中科院昆明分院工作的儿子王雨宁，嘱托了一个心愿。
他说：这些年我创作的长篇小说《锡矿工》，写了１００多万字的初稿，如有可能，在我过世以后能够出版，以报答几十年来养育我的，个旧的土地和锡矿工人。
王梅定为深入生活，曾兼任云锡公司工会副主席，对锡矿工人感情至深，他曾给个旧锡矿工人，写过一部电影《锡城的故事》，而这部长篇小说，更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耗尽心血之作，手稿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写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党在矿山的活动，锡矿工人跟资本家的抗争。第二部，写锡矿工人参加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武装革命。第三部，写新中国成立后，锡矿工人以主人翁精神恢复生产，和暗藏敌人坚决斗争。
王梅定去世后，王雨宁不辜负父亲的心愿，经过艰辛整理、校稿，终于在父亲去世两周年之前，出版了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走厂——锡矿工故事》。这部小说的主角，取名黎辛，人物原型是李鑫，中共云南党组织创建人，在个旧领导工运时被捕，牺牲于蒙自。
关于王梅定其人，熟识他的同仁、友人，各有自己的评价，杨树文（个旧市政协前主席）说：王梅定有着五零六零年代文人的典型风范，咖啡色毛呢大衣，鸭舌帽，深沉、低调、隐忍，是个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赵德庆（《红河报》前记者）：王梅定是《个旧文艺》之父！
《个旧文艺》本土作者蔡立，后来去往昆明，转型电视行业，成为云南知名电视人。有一年，他不忘乡情，策划制作了电视纪录片《锡都人物》，第一个采访对象，便选定为王梅定。他去王梅定家采访拍摄时，很明显地察觉到，退休赋闲的王梅定，那天显得特别高兴。
蔡立说：“三驾马车”都是很有情怀的人，其中王梅定，一个北方人，来到南疆边陲小城个旧，深入本地文化和生活，扎下根，最终成为一个道地的本土作家。王梅定一辈子不争不抢，兢兢业业，行得正。
戴存有（红河州文史专家）说：王梅定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才华，无怨无悔地献给边疆、献给了个旧矿工，以及一生钟爱的文学事业。他倾心创作留下的艺术作品，记录下个旧一段时期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传承个旧文化的宝贵财富。
王雨宁说：从父亲王梅定第一次踏上个旧的土地，命运即把他与这块文学沃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开始了他的文学“走厂”生涯。几十年来，父亲就是这样，在这块土地上，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父亲的文风是质朴的，他的为人也如文风一样，他是个老实人，一个老老实实的作家。
被《个旧文艺》一手扶植起来的矿工作家邵春生，在王梅定去世四周年之际，撰文怀念恩师，文中写道：他是一位普通的“个旧人”，他永远地走了，那是１９９５年８月３１日，他的逝去如他的到来，清清纯纯，两袖清风。我想：个旧人不能忘记他——王梅定老师。
张慈曾是《个旧文艺》青年编辑，后远嫁海外，居于美国加州硅谷，在我对她的电话采访中，她托我打听王梅定安葬在哪里，她希望以后回国时，去墓前祭扫。
我回答她说：个旧八号洞公墓。（未完，待续）
（本文部分图片，由王雨宁、李文利、戴存有等友情提供，谨此致谢！）
作 者: 才村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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