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滇西大学 、《大理日报》工作的十年
文章原标题“梦毁滇西整十年”
1961年7月，我以大部分学科为优、个别科目为良的成绩完成云大学业，进入毕业分配。走出校门，步入滇西，在大理一呆就是10年。这10年，在我的人生旅程上应视为富于创造力的黄金时期，刚大学毕业，正值盛年，理应事业有成，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由于主观选择的失误，客观形势的恶变，不但个人理想破灭、年华虚度，而且含冤受屈、遗恨一生，回首往事，仍感唏嘘！
成才之梦寄滇西
“因为有个成才梦，错误选择去滇西”，这是我多年流落滇西主观错误的概括，缘由在于毕业分配。当年的分配信息是：为纠正大跃进的失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各地各条战线都在下马减员，虽大中专生的毕业分配必须保证，但走势远不如往年，比如当年中文系就没有一个名额分到四川，绝大多数留在云南就地分配，本想回川就近侍奉老母，没有可能也就不去多想。分配方案实行全封闭，灌输无条件服从，去向由组织部门一锤定音，让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回旋的余地。然而，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分配形势下，我却意外提前知道分配去向。当时我班唯一能够参与分配进程的是党支部书记陶学良同志，他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班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他告知我被列入大学师资分配序列，去向可在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滇西大学中三取其一。与此同时，我被派遣到云南省民政厅人事局参与接待全国各地分配来滇的大中专毕业生，那里才是当年大中专生去向的掌控中心，对分配信息了如指掌。老陶之所以把我的去向提前告诉我，既有彼此交情不错的原因，也可能是事实上对我已无保密的必要。
三校取其一，常识性看来，云大理应首选。云大地处省城，系老牌名校，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均优于其他，母校学生留校任教向来是一种荣耀；昆明师院次之，它与云大比邻而居，历史也较为悠久，但其办学条件与云大相比，总归相形见绌；滇西大学是一所年轻的综合性大学，位于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下关市，其教学设施尚待完善，尤其缺乏高水平师资，被认为是三校中还未发育健全的小兄弟。常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照理我应毫不犹豫地选择云大，或退而求其次选择昆明师院，可那时我偏偏一口咬定要去滇西大学。如此选择的初衷是，经过云大四年的亲历亲为，感觉云大重政治轻业务的倾向较为严重，对其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有些厌倦，想去外面换换空气。与上述想法相联系，我还有个急于成才的梦想。既然既定目标是大学教师，就该早日做出大学教师的模样来。当教师的渴望就是上讲台，不上讲台何以称为教师？在云大，我认识好几位青年教师，他们或本校毕业留用，或来自其他名牌大学，大都才华出众，通通称为助教。按规矩，助教是不能独立授课的，只能跟随老教授左右，成年累月助而不教。直觉认为，这种“媳妇熬成婆”的培养模式，实在有些浪费时光，浪费青春。我向往的是在教学中去感知不足，从而变压力为动力，迅速弥补知识的空缺，在教与学的相互作用中增长才干，迅速成为合格的大学教师。但这种想法在师资力量雄厚的老牌大学几无可能，而在师资力量薄弱的新校则可能提供机会。这就是我当时把去向定在滇西大学的主要原因。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不是我固执己见，改变去向的机会还是有的。一日，省人事局接待处安排我去接待一位来访者，此人正是滇西大学的人事处长。她的来意是说当年学校的人头经费吃紧，欲把原计划分配给该校的两名中文系教师退回一位。而她起程来昆之前，其中的一位已经前往报到了。显然她要求收回的就是还未报到的我。此时我若顺水推舟，不去也就罢了，而且我有在人事局临时工作这段经历，给我另行安排的去向也不会太差，说不定还会更好。但当我亮明身份，并与该处长深入交谈后，她转而坚持要我前往，把已报到的那位退回。由于我初衷未改，省人事局也就听从她的意见，我也就在结束接待工作之后，如约前去滇西大学报到，走上漫漫十年坎坷路。
1962年8月，滇西大学教职工合影
好梦未成噩梦来
1961年9月，我胸怀誓以他乡作故乡的满腹豪情和梦想走进苍山洱海那片陌生的土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好梦难圆。一年以后，滇西大学在大调整中叫停，欲借三尺讲台成就的梦想顿时灰飞烟灭；1962年8月，我调进《大理日报》当编辑。四年后，文革风暴降临，宣告《大理日报》停刊。由于在文革中站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对立面，成为文革的反派。1969年2月，我以“戴罪”之身纳入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至该校寿终正寝。十年间，我与三个单位共消亡，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日子越过越揪心。
滇西大学的校本部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市，1960年已经有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经由大理师院和红河师院重组，初具综合性大学雏形。由于国家经济正处萧条时期，基建投资严重不足，校本部容纳不了全部师生，继续沿用原大理师院在大理城北的旧址住留中文和数学两系。下关与大理相距13公里，我在校本部完成报到手续后就直奔大理入列中文系。原来此前的大理师院也是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搭建而成的，新建校舍寥寥，配套实施残缺不全。教师住宿区距离教学区甚远，借住的是些陈年旧屋。穿过大理古城街道，越过大理三小园区，有一处空旷的院落，其间散落着好几幢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传统民居。虽然古旧简陋，但环境清幽、别致宽绰。有幢二层楼的院中院，被早年来到的教师住满了，我和另一位新来的历史系教师被安放在一处单家独院的平房里。小屋一连三间，全是瓦木结构，连地皮上也铺满防潮的木板。我们各居一室，中间还空着。室内采光尚好，所需家具也一应俱全。自从10年前离开农家，从学校到部队，再从部队到学校，住的是集体宿舍，第一次住上这样的单间小屋，有了一个行动自如、静静读书的空间，感觉真的很好。
中文系共有教职员工10人，其中一人为专职党支部书记。9名教师中没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其中讲师5名，助教4名。业务领导由两位讲师共同负责，两人不分主次，也未明确系主任称谓。负责人之一是从云大中文系调来支援的，曾教过我语言学的老师周文煜。正如我先前所想，这里的助教都承担起教课任务，每个人都一颗钉子一个眼、一个萝卜一个坑。整个课程安排下来，就剩下来年要上的外国文学没人担当了。准备开设外国文学课就落实到我头上。外国文学既非我之所好，更非我之所长，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硬起头皮顶下来。而这种借助外在压力促成内在动力也是我先前向往的。任务明确之后，我便从图书馆搬来一书架外国文学著作及相关资料，沉下心来一步步地接近莎士比亚、拜伦、雪莱、雨果、歌德、普希金、裴多菲、司汤达、莫泊桑、狄更斯、屠格列夫、托尔斯泰、契柯夫、马克吐温、泰戈尔等等知名作家，比较认真地阅读了几部以前无暇阅读的大部头作品，如《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之类，并按教学单元写了一些粗线条的教案和读书笔记。虽有时时袭来未知效果的压力，但我整个心态还是向善向好的。1962年春节，我在自家门上书写了一幅对联：翠湖花卉犹新，又平添苍山景色；蜀乡风情依旧，再倾听洱海渔歌。横批是“喜我沧桑”，借以表明我来滇西依旧无怨无悔。可惜我只知向善向好的一面，却对即将变化的大局浑然不知。1962年7月的某日，学校突然传达省委省政府文件，宣布滇西大学撤销。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消息来得如此电闪雷鸣，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惊梦之余，才不得不关心起今后的去向问题。撤销文件明确规定，讲师以上的教师若从昆明来的可回昆明去，从哪所大学来回哪所大学去。青年助教则由大理州就地安置，主要去向是充实中学的师资。最后安排落实的结果，数十名助教同仁唯我例外，被点名要去《大理日报》社。
《大理日报》的社址在下关市，它是中共大理地委的机关报。报纸四开四个版面。头版报道重大新闻和农业；二版报道工、商、财、贸；三版除一二版报道的内容外，几乎包罗社会万象，文艺副刊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栏目；四版为时事版，主要转发新华社发送的每日电讯。来报社后，我分工担任第三版编辑。对于这项工作，我既感到意外，又觉惊喜。编辑从事的是文字工作，与我所学专业能够对接，同时新闻工作也向来为我所爱。在老编辑的指引下，我很快就熟悉了有关业务，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从进入报社到文化大革命报纸停刊，我在报社在编的时间只有四年。在这四年中，有两年是在弥渡县和大理县搞“四清”，还有半年进地委党校，实际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一年半，50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我在文革之前，也是我的前半生工作、学习最有成就感的时期。这时期，我锐气十足，业务精进，成效显著。在编辑的工作中，从看稿、选稿、改稿到版面安排，加按语、写短评、看校样，熟悉整个编辑流程，屡屡受到赞誉。当时报社只有六七名专职记者，主要为一、二版提供稿件；三版的稿件来源一是采用群众来稿，二是亲自采写。因此，做三版编辑必须身兼二职，在家当编辑、出门做记者。新闻采访与新闻摄影业务也都要学会。在此期间，我编辑出版两百多个版面，发表上百篇作品，涉及新闻体裁的方方面面。那段时间，我跟电影院、京剧团、白剧团、歌舞团、文化馆等的朋友交往甚多，每有新电影上映、新剧目演出或书画展览等都被邀请参与其中，凡观后有所心得亦都写成评论文章发表。这些文章成为沟通观众与演出单位的桥梁，我个人的知名度、影响力也相应提高。在版面编辑和新闻采写的实践中，我感觉最有成效的是锻炼了自己在文字表达与运用上的精准与快捷。报纸版面的文字容量极其有限，要在一个版面上多登载几篇文章、多传达些信息，就容不得长篇大论，只能长话短说。编辑就应成为多余文字的杀手，把那些无关痛痒的文字通通去掉，达到精简而又准确的要求。把最新的信息通过媒体传递给受众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责，快捷反应是记者、编辑应具备的基本功。要做到快捷，必须跟上两个节奏。一是跟上采访对象谈话的节奏，将其表达的内容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二是跟上刊期的节奏，将采访记录转化为新闻稿件。无论哪方面跟不上，都有可能把新闻变成旧闻，或为新闻媒体弃用。为此，我努力在精准与快捷上下功夫，收到良好的效果，且终身受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录音设备尚未普及，录音效果也不尽如意，听重要报告主要靠笔录。其时如有中央和省里的重要人物来大理讲话就要找个笔头子快的作记录，不知怎的，这事就屡屡落在我的头上。我没有学过速记之类的专业，要靠手写把别人的讲话记录下来，记要点可以，要记全文根本做不到。根据平常采访的经验，我把一些常用的词汇和短语编成只有自己才能读懂的代码，作记录时使用，基本上做到记录与讲话人的节奏同步，事后再经整理，也就做到八九不离十。久而久之，我也就成了自治州重要会议的专职记录员。
1964年的大理县“四清”工作是云南省先行的试点，省委以省委党校校长李学勤为团长，在全省各地、州、县、市协调数千人组成“四清”工作团齐聚大理，每个生产队派驻三至四人工作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李学勤团长带领一个写作班子把阳和公社作为点中之点坐镇指挥，即运动每走一步都要在这里先行先试，然后形成文件，迅速传递到其它公社依样推行。我凑巧分在这个公社下面的一个生产队。我被抽调参加“四清”有明确的任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作上听从工作组长安排，他叫干啥就干啥，没什么压力。闲暇之中，我按自己的职业习惯，随时写些短小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和电台播报。因为写的都是“四清”中的人和事，有的就被李学勤团长注意到了，并且记住了我的名字。也许是试点工作要写的材料太多，写手们忙不过来，一天，我被叫到团部，李学勤团长亲自接见了我，并交待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一篇在农村中扩大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调查报告。我答应后，他即围绕这篇报告要写的内容、主旨拉开了话题。不啻是省委党校校长，思路清晰，理论水平高，讲得头头是道，连所需材料和数据都谈到了。有他这番清晰的表述，连材料数据也都是现成的，我无非是把它们拼接组合起来就行了，甚至他使用的语言也照搬照用。我很快就把这个调查报告写出来了，他看后大加赞赏。自此，我也从生产队抽调到团部，成为写手之一。整个“四清”结束后，各地来大理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都已遣返，我也回到报社。而工作团领导层的一班人都留下来住在洱海宾馆进行工作总结。一天，有电话叫我去宾馆，原来又是李团长召见。这回的任务是要我对他们形成的总结报告做最后的文字修订。听后我感到诚惶诚恐，在众多高手面前，我怎敢班门弄斧？但恭敬不如从命，我没有放弃从中学习的机会。我在这份总结报告上做点什么并不重要，触动最深的是我的文字表现力竟然得到如此高人的青睐，我把它看成是对我的鞭策与激励。留存在记忆中的这些碎片说明，如果当时我能长期稳定地在报业坚持下去，成才的梦想仍可预期。
不幸的是，正当我奋起前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理日报》忽然于1966年7月宣布停刊，再一次终止了我前进的脚步。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报社同仁只拿钱不干事，名曰脱产闹革命。直至1968年冬，人们好不容易才盼来州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又谁知这个假红色政权之名，行林彪、“四人帮”罪恶之实的政权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空前的灾难。1969年春节，我们的编制入到大理州五七干校，被撵出下关实行变相劳改，这是我在滇西十年的第三次变迁。从报纸停刊到五七干校这段过程，都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关于文革，我还要专题回顾，在此暂时从略。
1961年春，与映琴合影
事业不顺幸成家
时不与我，事与愿违。聊以慰藉的是我在滇西有了个家。自从1951年跳出农门，我孤身在外闯荡整整10年。过去的10年，由于自身前途未卜，衣食只能自保，何以家为？大学毕业，虽然仍在时局动荡中漂泊，但毕竟端上了铁饭碗，对家的念想也终于进入组建的日程。在滇西的又一个10年，我从孤身一人发展成为六口之家。首先来到我身边的是我最为牵挂的母亲。1962年春节前夕，也即我进入滇西大学半年之际，未婚妻韦映琴从云南返川探亲。映琴与我乃是青梅竹马，自小也在农村老家长大。她通过自己艰苦的奋争，在表兄赵映松的帮助下，从农村到云南一平浪煤矿，成为了一名工人，此时尚在一平浪工作。我与她商量，可否想方设法把母亲接来云南？那时候，度荒尚未结束，要把一个农村户口转移到城市，关卡重重。映琴回到老家，费尽周折也办不成。就在绝望的时候，在乡政府偶遇她的一个小学同学，是在任的乡干部，在这位同学的帮助下，硬把这事办成了，随身带来了迁移户口。母亲的到来自然让我喜不自禁，同时也知道这麻烦惹大了。首先是办理迁移户口的程序不合法。按规定，只有得到落户一方的允许，迁出方才可办理有关手续，否则迁出无效。其次，当时正处调整时期，大量的城市户口正往农村转移，要把一个农村户口迁往城市犹如登天一样难。但事已至此，再难也要面对。我是滇西大学的一员，有事必须向领导请示汇报，并恳求领导的理解和帮助。果然不出所料，还不等我把话说完，领导就黑起脸来一阵批评，说我这叫先斩后奏，目无组织纪律。道理确实在领导一边，我一点儿也不敢吭气。同时我也知道，落实户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非常时期，是我给他们出了难题。他们的严厉批评我很理解，只能一再央告。老母已丧失劳力，身体状况也不好，我是唯一的儿子，远隔千山，家里再无其他亲人照顾，当地政府也是出于同情心，才主动把户口办出来的。我还说，老人家既然来了，也就不可能再回去了。这件事情如果领导认定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但还是要求把老人留下来。落不下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哪怕是我们母子共吃一份口粮，我也不舍母亲离去。这般对话大同小异，当然不止三五次。领导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还是非常人性的。第一，给母亲安排了住房，并与我的住处相连；第二，给教工食堂的管理人员打招呼，我的口粮缺了可以先借；第三，与大理县的领导协调沟通，请他们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为我母亲落户。终于在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常驻分校的张宗秀副校长叫我带上母亲的迁移户口，面见大理县委书记。找到书记时，他正在开会，不等我开口，便接过迁移户口在上面写了“准予落户”四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大名。一个农村老妪的户口要县里一把手亲自签准，足见这事的特殊性；接过手来随手就签，足见张副校长与他事前已有沟通。真是千恩万谢，悬在空中数月的这件事终于落到实地。从此，母亲由农户变成城市居民，享受每月25斤商品粮的待遇，得以安度晚年。
1962年8月1日，我和未婚妻韦映琴终结连理。国人说的“成家”，意指“男人娶了妻子，女人嫁了丈夫。”的确，因为有了男婚女嫁才进一步充实了“家”的内涵，夯实了“家”的基石。国人又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里的“大”，实际是指婚龄已到，而我们的婚嫁之“大”，乃是大龄之“大”。其时我年满29岁，她也27岁，比之我们的同龄人，已经晚婚得不能再晚了。忆起当年的婚事，除了“寒酸”二字，别无其它词汇可以形容。新婚之新，就物质条件而言，可谓空前绝后。当年云南省按计划发给城乡居民的布票是1.7尺，新婚夫妇可凭结婚证每人增发布票7尺。这7尺布票，缝了上衣没下衣，缝了下装没上装，连一身完整的新衣服都不可能缝制。床上用品，仅供一个没有枕套的枕芯，其他一概俱无。至于婚宴，那就不敢去妄想了，盘中餐、席上肉、樽中酒，无一不是按计划分解到每个人头上，有钱也买不到的。那婚事可以称之为：因陋就简。但特别要感谢滇西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为我们的婚庆做了周到的安排，特意帮我们把婚期定在八一节，也是学校停办、教职工即将离散的日子。那天伙食团宰了肥猪，既为教职工聚餐，也为我们代办婚庆。晚上还在我们居住的院坝里举办了一场露天舞会。婚后，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苍山洱海间度过蜜月，然后又各自西东。真正成家，是我调到《大理日报》一年后，亦把她调来报社印刷厂才最终实现。
加入这个家庭的第四个成员是我的外甥女吴淑萍。淑萍是姐姐的二女儿，大跃进后的灾荒饥馑年间，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大女儿、小女儿相继离世，淑萍沦为孤儿，年仅5岁。姐夫是吴家长子，亲生母亲早逝，其父续弦后再生三子一女。姐夫成年后，他的父亲和继母就令其自立门户。在我母亲未来云南之前，淑萍是跟她外婆一起相依为命的。得知母亲要来云南后，吴家人忽然提出要把淑萍领回抚养，理由说得堂堂正正，说是吴家血脉。我曾多次试图跟他们家取得联系，但始终音信全无。直至1964年春才从我堂妹李国瑞处获知，吴家已经把淑萍转手交给白沙一户陈姓农民收养。据说陈姓农民生下的孩子总不成活，按迷信的说法，必须收养一个孩子“押长”，往后生的孩子方能顺利成长。至于陈、吴两家达成的收养关系是送还是买卖并不清楚。闻此恶讯，我和母亲、映琴都感到极度伤心和愤慨，他们为何如此这般残忍，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们以血脉亲情要回孩子是假，借此贪占她父母遗留下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家产才是真，还把我们寄回去的钱物据为己有。据说孩子在那儿受了不少苦，饭不给吃饱，大冬天的连鞋都不给穿，光着脚去放牛，双脚被踩得稀烂。头上被她奶奶的铜烟锅给打了一个洞，伤愈后连头发都长不出来。最后还把孩子逐出家门，真是可恶可恨之极。议决要把孩子接来抚养，是我们在激愤中形成的共识。可这回再也不敢造次，重蹈母亲来时“先斩后奏”之覆辙，而是向报社的领导如实汇报，提出要求。领导听后非常同情，当即表示同意协助办理迁移户口。我们写信通过家乡亲人与陈姓取得联系。此时陈家已有亲生儿女成长，“押长”的愿望已经实现，也答应让淑萍离开。但却要我们付出相应补偿，把淑萍的户口扣留在手不肯给出。又是映琴找到给母亲办理户口迁移的那位同学，才给淑萍办成了户口迁移。离开陈家后，淑萍先后在五叔及映琴的娘家留住一段时间，直到映松表弟回川探亲才把她带到云南。那几年，她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更可怕的是染上了久治不愈的肺结核，那条小命是从死神那里抢回来的。由于川滇两省基层领导和众多亲朋好友的联手协助，她终于享受到家的温暖，疾病得以医治，从此健康成长。
1965年7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艳明在大理州人民医院降生；1969年4月，第二个女儿艳梅又来到人间。我们夫妇既晚婚又晚育，她们俩都是迟到人间的安琪儿，生性精灵可爱，被我们视为掌上明珠，尤其受到老奶奶的钟爱。六口之家在滇西形成。我在滇西由形单影只发展到六口之家，其中一老三小，我和映琴无疑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在家庭中，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有灵犀，想彼此之所想，急彼此之所急，坦诚沟通，密切配合，付诸行动，产生效果。我的家庭结构，既有传统的纲常伦理使然，也深深烙下特殊年代的特殊印记。此生我最感欣慰、最引以为豪的是，在夺命的饥荒年代，历尽艰难把老母亲和淑萍接来身边，不仅保全了她们的性命，老人得以颐养天年，少女能够健康成长。她们的到来，虽由我主导，但映琴毫无保留地支持，并以实际行动助推成为现实尤为重要。实际上她为此付出更多。如接母亲之事，是我借她回乡探亲之机提出来的，话虽然说出来了，她也承诺了，但我也知道难度极大，成功的希望渺茫。但她却不遗余力地去闯去试，最终把事情办成了。此时，她还是一个未婚媳妇，如此贴心为我办事，十分难能可贵。母亲随她来到云南后，因为户口暂时没有落下，没有口粮。幸亏映琴在煤矿工作，口粮尚有保障，母亲在一平浪随她住了一段时间。她原来的工作是食堂管理，既要避免多吃多占的嫌疑，又为了母亲能够吃饱饭，映琴主动申请到生产一线，提高口粮份额，分出一半给母亲，由此承受更多苦力而不怨悔，让在“度荒”中饱受饥饿折磨的母亲度过艰难岁月。淑萍来家，她也是积极赞同，从未说过一个“不”字。她对淑萍视如己出，跟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淑萍初来云南时身患肺结核，映琴在她的身上付出更多。
1962年，母亲刚到大理
1966年，与映兰一家合影
有惊无险心茫然
从1966年7月大理地委派文革工作组进驻报社开始，到1972年7月调回四川，在滇西漂泊的10年中，我有大半时间是在文革的噩梦中度过的。其间的遭际与困惑，始终萦回脑际，终生难忘。就整个过程而言，我都处在受冲击被动挨打的境地，而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受冲击的程度又有所不同。
第一时段是工作组进驻报社时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拿新闻界来祭旗开刀的。《北京日报》有个小论坛叫《燕山夜话》，主要撰稿人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说他们撰写的文章都是大毒草，把他们指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云南日报》的总编李孟北也搞了个专栏叫《滇云漫谈》，被说成是“三家村”的“云南分店”，李孟北也就跟着栽了。邓拓曾经来过大理，写有一首诗在《大理日报》按原手迹在显著位置刊登，由此《大理日报》被指称为“三家村”的“茶水站”。从北京经昆明一条线下来，注定《大理日报》在该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必定首当其冲。“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社人人自危。
文革的初始阶段，地委是按所谓刘邓路线自上而下派工作组。工作组由地委办公室主任丁铁军为首，抽调地委党校若干教员组成。进入报社之前，工作组先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主要的一项就是翻阅《大理日报》历年合订本，从中找出他们主观认为有问题的文章打上记号，有问题的段落和词语画上杠杠，从而内定为揭发批判的对象。从他们带来的资料中，我有三篇评论文章被打上记号，其中两篇是评论京剧《谢瑶环》、《澶渊之盟》，一篇是评价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艺除了毛主席诗词和鲁迅作品，便是一片虚无，其它作品皆被列入宣扬封、资、修而加以否定。我写的三篇文章属于宣扬“封”一类的，要被否定并加以挞伐算不得奇怪。严重问题还在于《谢瑶环》的作者是田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统区左翼作家联盟内部文艺论争中，作为对立面的田汉、阳翰笙、夏衍、周扬等四人曾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四条汉子”的名称再一次复活，并作为文艺黑线的主要领导在北京受到严厉批判。我的那篇文章如果上纲上线与所谓黑线串连起来，事情就非同小可，因此我预感可能大祸临头。果不其然，工作组进报社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冲我来的。但这张大字报以后，再也没有第二张出现了，当时我也有点莫名其妙。直到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发表，工作组作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被驱走，我才明白其中的究竟。据后来丁铁军交代，他们的确是带着整我的意向来到报社的，但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认为我出身好，参过军，来报社时间不久，写的文章还没有从量变到质变，就决定先放我一把，把问题当作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民内部矛盾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从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另外几个资深的编辑。随着后来工作组被迫撤离，我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这个时段可以用“有惊无险”四个字来作结。
1967年，淑萍与艳明
流离失所两度难
第二时段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内战时期。《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以及文革新16条颁布，继之而起的是轰走工作组、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原来的党政机关全面陷于停顿，文化大革命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而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也因对文革的理解不同而形成对立的派别，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云南省的两大派，一是以昆明工学院造反派为首的“八·二三”，简称“八派”；一是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首，简称“炮派”。下关地区的两派一称“四·二〇”，一称“大联合”，前者依附“八派”，后者归属“炮派”。两派之间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广大干部、人民群众而言，如今看来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谁不响应？谁不紧跟？动机上谁都没有犯错的故意。要说错，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当然也跟着错了。但在两派的形成中，就个体而言，无疑存在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站在哪一边，也是个人立场观点的反映。我当时之所以坚定地站在“大联合”（炮派）一边，其理由有三：第一，觉得它的一些主张较为温和、理性，对动辄打、砸、抢、抄等行为持批判态度；第二，除个别跳梁小丑，党政机关及公检法的大多数、产业工人、农村贫下中农的大多数都站在“大联合”一边；第三，我们原单位包括编辑、记者、印刷厂工人打的都是“大联合”的旗号，对外一个声音说话。选边站队后，我还给自己约法两章：一是绝不当头。在大学读了几年后，长了点本事，也学乖了一点，怕人念叨那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紧箍咒，始终把自己摆在接受教育的位置，一切要我挑头的事皆婉言谢绝；二是按文革新16条的要求，只参加文斗，不参加武斗。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该是武化大革命，武斗起来伤了自己或伤了别人都不是好事。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内战时期，我曾两次逃离下关，均因武斗引起。
1967年6月30日，下关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发生在原《大理日报》社及其印刷厂，酿成震惊滇西的“6.30”事件。当晚，持“炮派”观点的头儿聚集在报社议事，对立的“四·二〇派”探知情报，连夜调兵遣将将报社三面围住，不断用砖头、石块砸向院内。这边防而不备，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报社的一侧与大理军分区仅一墙之隔，头头们在军分区的救援下悄悄撤离，遭殃的是无辜群众。黎明时分，对方发起强攻，翻墙进入院内。眼见得个个头戴安全帽，手持钢钎、木棍，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个恶小子迎面就给我当头一棒，因躲闪不及，我的头顶上被划开一条口子，顿时鲜血直流。幸亏映琴迅速将我一把推进全是老人孩子的一间屋里，并用棉被将我捂起来，方幸免进一步伤害。他们在报社乱打乱砸一阵之后，又把所有的青壮人员押出去游街示众。我们被打伤的几个人，后来被当地驻军派两个连的兵，用接力的方法轮流背着营救出去，并在营区实施治疗救护。幸而我只伤及头皮，经止血敷药包扎之后未有大碍。这一事件的后果是：逼迫正在印制《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印刷厂停工，加深了报社和印刷厂工人与对立派的怨恨，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促使持“炮派”观点的分散组织抱团成立“大联合指挥部”，从此下关以武对武的两大派别正式形成，酿成日后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我的伤势基本复原以后，和另几个受伤同志一起商量去昆明军区或者省军区反映情况。心想事态如此严重，军队不能不管。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在两级军区转悠了几天，军区首长根本不接见我们，后从接待人员口中得知，此类事件在省内已经层出不穷，“6.30”事件只能算是小事一桩，首长们更大的事都管不过来，哪里顾得上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只得悻悻而归。在返回下关的途中，我临时起意去一平浪煤矿赵映松表弟那儿呆上几天。刚住下一两日，映琴带着女儿艳明也来到这里，说是对我外出不放心，是找我找到这里来的。还说厂里已派来一个排的解放军，排长是四川人，她把母亲和淑萍托付给排长照看才放心走出来的。一平浪煤矿虽地处偏僻山沟，但也非一方净土，两派斗争照样激烈。在此驻留或回下关都缺乏安全感。彷徨间，想起我们已是五六年没回过老家了。我们俩婚后也还没有专门拜见丈母娘及其他亲人，不如借此机会回家一转，探亲、逃难两全。如此这般想定以后，我们即动身回川。我们老家本属边远山区，虽然也有文革的闹腾，相比城市的喧嚣，就清静多了。我们回乡一呆就是数月，听说形势稍有好转，才又回到下关。
回到下关不足两月，武斗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耳闻抢枪事件时有发生。由冷兵器上升到热兵器，未来的武斗必然更加危险。原来的两派是人以群分，住地犬牙交错。形势恶化后，两派是人以地分，在城区划出楚河汉界，东部城区为“大联合”领地，西部城区为“四·二〇”据有。两派在结合部各设精兵强将驻守，相互比拼谁的喇叭分贝更高，并以高音喇叭为目标，比拼谁的枪法更好。我们原住地属“敌占区”，报社和印刷厂的员工大多是本地人，一看形势不对，都各自躲回老家去了。我们这些远离家乡暂时无家可归的人就搬去下关汽车运输总站住下来。时序进入1968年的元月份，一场特大规模的武斗终于发生了。“炮派”这方有个公路八团，他们是解放军成建制转业到地方的筑路大军，原住永平县境，停工后迁住下关，落脚市郊的苍山饭店。因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又是一群精力强悍的河南、山东大汉，有效地增强了“大联合”的“武卫”威慑，也因此被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元月4日晚，对方组织人马趁黑夜偷袭该团住地。此次携带的武器已是升级版的枪支、炸药、手榴弹。该团成员虽然骁勇，但手无对应兵器，加之住地苍山饭店独处郊野、孤立无援，注定非吃败仗不可。该团在无力进行抵抗，并有战友牺牲的情况下，只好避开火力点撤出饭店，乘黑夜四处奔逃。“大联合”方面获知情况后，由一把手肖槐迅速带领队伍前往接应。由于黑夜混战难辨敌我，一头误入对方阵地，当即成为俘虏。此役“大联合”吃了大亏，加重复仇心理，特别是肖槐被俘一事，通过部队支左机构多次交涉，对方始终不放人。由此更加群情激愤，以武对武、以牙还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要复仇，必须要有武器。武器从何而来？除往部队去抢，别无它路。紧接着，抢枪的事件就发生了。具体是如何策划的我无从知晓，但因我暂住在总站，而此地又是“大联合”的大本营，一些动向还是观察得到。大约是元月12号，我看见从总站开出数辆伪装的军车往昆明方向驶去，下午，当这些车回来时，但见上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凡步兵使用的常规武器样样都有。有的武器连出厂包装箱都尚未开启，枪上还布满黄油。后来问知，这些武器是从祥云县清华洞的战备储备库里抢来的。看见武器到来，很多人欢呼雀跃，蜂拥而上，各取所好，首先把自己武装起来，很是得意的样子。见此情形，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脑子里盘旋着若干问号，连备战仓库里的枪都抢了，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要乱成啥样？此类情形，毛主席他老人家究竟知不知道？当地驻军为何不加制止？这些武器流向社会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以后这个烂摊子又将如何收拾？如果说这些问题不当由我这个小民来远虑，那么，一场必将来临的武装冲突的近忧，正威胁着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能不作出应对。绝不参加武斗是自己早就设定的红线，我决定再一次离开下关。具体行程和映琴商量后，决定分作两步走，先把老人、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我俩再伺机行动。我们在云南最亲的亲人是小姨妹韦映兰一家，他们夫妇在思茅地区景东县工作，离下关也最近。在正常情况下，下关去景东有长途客车相通，而此时已无班车通行，只能寻找货车捎带。14日早晨，我终于找到一辆去景东方向的货车，但该车只到弥渡，距景东还有三分之二的里程。车子难找，我们不得不在当地滞留下来。在候车过程中，幸遇滇西大学时的一个学生，他在弥渡供销社工作，正好他们有一辆货车要去景东运糖。在他的帮助下，驾驶员承诺负责把我母亲、淑萍、艳明三人安全送到景东姨妹家里。目送她们祖孙三人远去后，我才又找车返回下关。
正是我滞留弥渡这几天，一场预料中的武斗终于在下关爆发了。听闻的情况是，元月16日，在为公路八团复仇、营救肖槐的呐喊声中，以公路八团为主力，“大联合”向“四·二〇”发起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对方的伤亡更为惨重，被迫撤离下关。这就是轰动全省的“1.16”事件。武斗表面上以“大联合”胜利告终，实际上正是失败之处。得知有人在街上枪杀了一名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个别单位把抓来的俘虏枪杀了，我不禁毛骨悚然，感到事态的发展比我事前想象的更糟。我原先认为较为温和理智的“炮派”如今已经铸下大错，我更加坚定了必须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的决心。从弥渡回到下关后的第三天，我和映琴把行李收拾起来寄放在四川老乡家里，迅急悄然离开下关，奔向景东。我们一家在那里一住就是半年多，直到见到一份传单说是周总理发出号召，为了尽快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上上下下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各派都要以大局为重，实现跑步大联合。由内斗走向联合，由无政府走向有政府，由大乱走向大治。这正是我日思夜盼的，为此，我们满怀希望重返下关。
1967年，淑萍、艳明和其他小伙伴
“划线站队”蒙冤屈
第三时段是从建立州市两级革委会到五七干校时期。“1.16”事件后，“四·二〇”大伤元气，一时没有恢复过来，“大联合”在下关一派独大。初回下关的一段时间，局势较为平静。原报社和印刷厂的员工陆续住回自己的家，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工作有序开展。但到了1968年，即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下半年，政治气候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从当地驻军反映出来。在两派群众组织自发形成之初，部队首长在场面上的表态都承认两派同是革命群众组织，对待两派要“一碗水端平”。但就部队官兵个体而言也存在选边站队问题，有的支持这一派，有的支持另一派。比如两派都曾有过去部队抢夺武器问题，要是没有内线、没有默许，赤手空拳的群众把武器从军队手中夺走绝无可能。但到省革委成立以后，部队的态度变成一边倒，赤裸裸地支持“八派”，打压“炮派”。例一，武斗中两派都有人员死亡。各方都为本派的亡灵建墓立碑。“大联合”的肖槐被对方俘虏后枪杀，其墓地被解放军用推土机捣毁；而另一边的死亡人员则被允许在苍山上大建所谓的烈士墓。例二，部队换防，大理驻军移师滇南，下关两派群众万人空巷，整齐排列道路两边热情相送，共同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从夹道中缓缓徐行的车队上的官兵的回应是：“向四·二〇学习！向四·二〇致敬！”全不顾“大联合”群众的感受。人民心目中的子弟兵为何这般变脸？这团历史迷雾直到林彪坠机温都尔汗后才得以揭开。
1968年，林彪从异地将谭甫仁调到云南执掌大权，他既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又是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一把手。谭在云南效忠林彪的主要贡献则是大搞“划线站队”，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反动口号正是林彪死党首先提出的。谭宣称，云南两派的对立是路线之争的对立，“八派”代表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炮派”代表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队的正确与否是判断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凡“八派”所为，均可称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炮派”所为，则因为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军队在文革中担负着“三支两军”的特殊使命，谭要推行“划线站队”，首先要统一军令，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官兵为何变脸？根子就在谭甫仁。这不是我的推测与杜撰，而是中共云南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中明确告知的。该文件名为《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心问题是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并明确宣示此件是经毛主席、党中央审查批准的。
大理州和下关市两级革委会就是在“划线站队”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筹建起来的，筹建工作由军方主导。革委会由军方、革命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军方代表由部队直接派遣，担任革委会正职和各部门要职，干部和群众代表由两派一对一推选产生。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上由于军方完全站在“八派”一边,这就设定了“炮派”在革委会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这个“无足轻重”在事关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局中又是“举足轻重”的，没有这一派的参与，上下左右都说不过去，革委会也就根本建不起来。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只有貌似公平地让两派共同参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其实就是玩弄先招安、后惩治的一出把戏而已。
1968年秋末冬初，州市两级革委会宣告同时成立，继而省驻下关单位和州市所属企事业也都建起基层革委会。正像戏文里唱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撕去“三结合”的面纱，打开潘多拉盒子，让“划线站队”这个魔鬼跳出来横行无忌。“炮派”这方进革委会的人，被抓的抓、斗的斗，通通靠边站。他们连人身自由都不保，更谈不上在革委会中有什么话语权。客观形势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完全始料未及。我原先想象的革委会应是在军方的主导下，引领两派革命群众克服派性、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像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样抓革命、促生产。我也赞成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分清是非，不分派别地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该负刑事责任的严惩不贷。个人已是长时间飘泊无着、无所事事了，很盼望有个安定的环境来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而眼前呈现的革委会不是要双方克服派性，而是操弄手中的权力去膨胀一方的派性，打压征服另一方的派性，实质是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基础更为广泛、人数更为众多的工农群众和绝对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样的政权跟植根在我脑际中的以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天壤之别。想到这些，我深感个人既无回天之力，也不是我简单地随声附和承认站错队所能了事的。我有“大联合”笔杆子的名声在外，面对的必将是一次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次的对手无疑要比文革初期派来的工作组更加心狠手辣，我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在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最担心的是老母亲和不满三岁的孩子受到惊吓。于是筹措一些钱粮，趁小姨妹回乡探亲之机，把她们送回四川老家暂避锋芒。果然，把她们送走没几天，我就大难临头了。
1968年11月，州革委会将原州级党政机关、公检法、工青妇、地委党校、《大理日报》的所有人员扫地出门，圈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心任务就是“划线站队”。进学习班的人，98%属于“大联合”，对立派的占1-2%，而且就是这极少数人主宰着学习班的一切。他们宣称，办学习班就是贯彻谭甫仁“划线站队”的指示，“大联合”的人都是站错队的，必须人人自省。他们把“1.16”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给公路八团强加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的称号，称其为“政治土匪武装”。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这一招果见奇效，如果单纯以站队论是非，势必难以服众，而把站队与“反革命事件”、“政治土匪武装”联系起来，就让人有口难辩了，逼得98%人数服软。继后他们又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对“大联合”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这招再见奇效，数日间，由98%铸起的曾经的铁板一块迅速土崩瓦解，观潮者、觉醒者、洗白者、自保者、反戈者、立功者纷纷登台亮相。第一波斗争的火力点集中指向与“1.16”有关的人和事，凡与事件有关的人都扣上“滇挺”、“反革命”的帽子。甚至不管事出有因，还是道听途说都被一阵狂轰乱炸，其间揪斗、捆绑、罚跪、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频频发生，有的人被关进监牢，有的人被隔离轮番批斗。报社的同事中有名记者叫李伟，他先是报社群众组织的联络员，后成为“大联合”指挥部的成员之一。进学习班后，因另一个同事家中有事，请他帮忙联系交通车。他刚去到州车队，就被线人盯上了，说他找车是要逃跑，部队马上出兵把他抓起来，一关就是好几年，直到1975年云南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才放出来。被抓走关押的人当中，的确有个别应负刑事责任的，但大多数是蒙冤受屈者。
操纵“划线站队”的幕后指挥是军方，而抛头露面、大打出手的是一个原名叫张天生的小人。此人原是地委机关跑基层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很一般，是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物，多年未被提拔重用。在两派内斗期间，他跑回巍山县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要谈派别中的是非功过，他挂不上号。但在革委会成立之前，他忽然跳出来说他是“四·二〇”的坚定支持者。原地委机关出了这样一位跳梁小丑，不啻北大跳出个聂元梓，立即有人站出来给他撑腰打气，并提供给他表演的平台，成为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他也以为从此得道升天，飘飘然忘乎所以，连名字都改成张新了。他仗势有人撑腰，凭借“划线站队”的威风痛下杀手，在学习班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在有关“1.16事件”的人整得差不多，“大联合”的人也都俯首承认站错队之后，张新之流仍不善罢甘休，又在布局第二波攻击的火力点。他们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句口号上作文章，提出要区分“受蒙蔽”和“非蒙蔽”，要看有无“反戈一击”的表现。我也承认我站错队，但我认为这是个人的立场观点所致，个人有错个人当，并非受谁蒙蔽。至于他们要求的“反戈一击”，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者保持沉默。我的这种态度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对象。其实，他们早就想对我下手了。第一，他们始终怀疑我是“大联合”的头目之一；第二，有传言说“1.16事件”中，“大联合”发布的三个《通告》是我写的。但两者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暂时不能下手。这一回的“非蒙蔽”说实际上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方面是张新之流的强权施压，叫嚣要找出活靶子，深化“斗批改”；一方面是本单位内部某些人急于摆脱“站错队”的尴尬，个别人甚至在前一段就露出变色龙的嘴脸，甘心为虎作伥。主政者与投靠者两厢情愿，密谋以我为打击对象的策划在当年的岁末年终形成。
1968年12月最后一个周末，我照常回到报社家中休息。周一早上返回学习班时，非同寻常的一幕出现了。进大门的道路两旁，上楼的扶梯上、走廊间，铺天盖地贴满了针对我的标语和大字报。听说贴到大街上的标语更为显眼，一张纸一个字，用三寸排笔书写，贴的都是下关市区的繁华地段。不愧报人的职业能耐，既能编会写，又懂得大造特造舆论的重要性。大家牺牲周末蹲在学习班大造声势，无非要向张新之流表明，对我的批判是真抓实干的，同时也企图先从精神上将我击溃，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批斗会就安排在周一的上午，当把我挟持到会场时，还别出心裁地给我配上一件道具，用一块四五寸宽、长约二米的木板切割成一支毛笔的样式，用墨汁全部涂黑，再用白色上书“刘少奇、赵健民的黑笔杆”几个大字，借以彰显批斗我的是文字罪、言论罪。开场锣鼓的第一个节目是要我“老实交代罪行”。学习班开班一个多月来的无数前车之鉴告诉我，硬拼必将带来皮肉之苦。致伤致残致死，他们都可以不负责任。可我对我的家人负有责任，如遭遇不测，谁来替我养活一家老小？我只能逆来顺受，违心地、尽量上纲上线地作一番检讨。检讨过后，会场就像开了锅，什么胡说八道都有，但当时我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只在主持人最后给我梳理的四大罪状还听得明白：一曰刘少奇、赵健民的黑笔杆；二曰反军乱军的急先锋；三曰“大联合”的吹鼓手；四曰“滇挺”的辩护士。这充分体现了文革的一大特色，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后，我即被剥夺人身自由，取消一切政治待遇，不准回家，不能与外界接触，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也要交由他们审阅。
1969年元旦过后的某一天，他们又一次对我进行批斗。与上次的情形已然不同，会场冷冷清清，发言的人有气无力。张新见状大为不悦，便赤膊上阵，文的不行来武的，先是揪头发，后又强迫下跪，企图在威慑之下给会场加热升温。但不管他如何表演，会场的气氛还是热络不起来，批斗也就草草收兵。自此以后，直到宣布对我“解放”，批斗的闹剧也就不再上演了。
1969年夏，五叔送母亲回下关 ,我被关不能回家
“干校”学习赛劳改
1969年新春伊始，奉州革委会之命，学习班更名为五七干校，仍由张新负责。大年初四即把全体人员拉到宾川县一个叫干甸的贫困山村，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继续“斗批改”。进五七干校，人称进“牛棚”，或曰“变相劳改”。下去的人，除张新之流，都是“站错队”的群众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惩戒意味十足。这些人中，如唯一的长征干部、副州长张茂林，抗日干部、地委副书记吉其祥，原报社的两位老地下党员总编施中立、办公室主任李耕益等等。因为他们曾在“大联合”组织的干部学习班呆过，被视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像我这样经过批斗挂起来的人。张新之流对我们更加严格管控，比对待劳改犯人还要过之犹恐不及。例如，他们强令这些人外出劳动时必须穿上胸前缝了一块黑布、上书姓名的衣服，堪比劳改人员必穿定制的劳改服，而劳改服是不用标明姓名的，他们都别出心裁地想到了做到了；又例如，劳改犯也有作息时间，而这些人，特别是初期，除跟大家一起日出而作外，当众人日落而息的时候，被强制去挖厕所、建厨房、搬东西、打扫卫生等。张新扬言累死活该，什么惨无人道的事他们都干得出来。当年四月中旬是映琴的预产期。因第一个孩子是剖腹分娩的，第二个孩子也必然要剖腹，并在剖腹的同时施行绝育手术。施行这样的手术，需要男方在场签字认可。为此，我三番五次提出请求，给我两天时间把这事办妥即回，但均遭严词拒绝。
此时，母亲与艳明尚未从四川归来，映琴身边只有淑萍一个年幼的孩子。想到她即将躺在血淋淋的手术台上，禁不住一阵阵心酸、一阵阵凄然落泪。不准假也罢，写封信说明情况，安慰安慰总该可以吧，不料连家信也遭扣押。这封信是6年后为我落实政策，清理退回个人材料中见到的，也才知道他们毫无人性以至于此。就在此时，更加惨无人道的一幕正在印刷厂内发生。正当妻子准备住进医院的前夜，厂里来个突然袭击，把她也弄出来批斗。接连三个晚上，白天还要继续上班。有个好心人可怜她乃临盆产妇，拿条凳子让其坐下，也被一个恶棍一脚踢开。斗过之后，还令她第二天搬出原来的房子。我们一家五口原住一个里外间，总共也不过20来平米，但在当年报社也算较好住处。这住处早就被人盯上了，这时遂乘人之危，搞批斗、撵搬家双管齐下，醉翁之意在于鹊巢鸠占。果然映琴一搬出去，厂革委某领导便搬进。大肚临盆的映琴经过双重的折磨，精神体力几近崩溃。幸有好人相助，半夜发作是邻居夏孃孃送到医院，出院又得到总站好心人李和均老乡前来相助，用车子把她接出医院并帮助打理产期生活。映琴和孩子终于得以安然度过难关，对此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
1969年4月，为庆祝党的“九大”谢幕，宾川县城要举行盛大集会，“五七”干校的人也要从乡间前往。按以往惯例，我们这些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是不得参与的，这次却非要我们去不可。我想，这绝对不是张新之流突发善心，而是上层的旨意。因为“九大”标榜的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显示团结，多一些人总比少一些人好。因为要我们参加，就不得不把我们胸前的黑牌摘下，这一摘就再也没有戴回去了。这可能也是上层的意思，标志着我们的处境稍微有些改善。
我的所谓站队问题一直被挂起来，挂到1969年的7月份。这期间，他们派人四处调查，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力证据来将我定性问罪，不得不宣布将我“解放”，使得问题初步得以解决。所言初步，也仅是恢复我的人身自由而已，既没有销毁整我的黑材料，更不承认是纠正错误。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初步解决也不失为初步胜利。因为有了这个“解放”，8月份我才得以回家探亲。此时，在苦难中降生的小女艳梅已经4个多月，母亲和艳明从四川归来。家人半年多互不见面而又重新团聚，一家三代六口挤在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喜庆劫后余生。
我的问题的真正落实是几年之后了，我已经调回四川工作。1975年11月3日，中共大理州委员会宣传部发函称：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经过清理，已将整我的黑材料于1975年9月17日召开政策落实会，造册登记，当众销毁。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10月20日，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再次给我做出结论，说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对其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恢复政治名誉”。我的遭遇从初步解决到完全落实历经8年之久，说明没有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覆灭，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像我这样挨整的人就永无翻身之日。
从春播到秋收，由于干甸的土地贫瘠、缺水少肥，五七干校只能拼劳力广种薄收，入不敷出，是年冬季又举校迁往宾川县的大营。此地是一个劳改农场，先把劳改犯转移异地，让我们入住其监舍，顶替他们耕种那片土地，并继续上演“斗批改”。1970年的政治任务是通过整党，重新进行党员登记，恢复停止多年的党的组织活动。不知何故，竟然把我列入第一批恢复党籍的党员，更不知何故，好多事情都要找我这支“黑笔杆”，例如节日庆典的壁报要我办，会议的大幅标语更要我写，甚至连整党这样的总结报告也要我来执笔。是真用还是利用，我有些搞不清楚，但在一件事情上见出端倪。一日，张新这个卑鄙小人把我请进他的住处，拿出好烟、沏上好茶热情招待。我心里打了个咯噔，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恐怕是不安好心。落座之后，他挑明用意，说是州里要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他是五七干校的唯一代表，要在大会上交流心得。这发言稿他写不出来，特请我来帮忙。我一听就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么一条恶棍，跟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何关系？问他主要写什么，他谈来牛头不对马嘴。他请我来写，无非是要我为他编造谎言，把他这只秃毛鸡打扮成金凤凰。我说：“对不起，因为我没学好毛主席著作才‘站错队’，现在才开始一点一滴学起。没有学好，体会不深，难以把你要写的内容表达出来，不敢当此重任。”明知这样做，日后他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我还是坚决回绝了。
整党期间，明里暗里传送着一条震惊滇云大地的消息，说是一名凶手竟在警备森严的军区大院内枪杀了谭甫仁。消息传来，张新之流如丧考妣，抱头痛哭；更多的人则是表情冷漠，暗里称快。这说明谭“划线站队”的政绩的确“深入人心”，人们的爱憎也截然分明。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恨。
1971年，劳改部门坚决要求收回劳改基地，五七干校再次搬迁。这回的去处是弥渡县的五一公社。此次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入住到生产队，自办伙食、随队劳动。春耕大忙期间，我被公社调去协助抓春耕生产，除跟随公社干部下基层跑腿外，我把收集起来的一些材料自编自刻自印办一张通俗小报分发到各作业组，群众比较喜闻乐见。一天，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干校的一些同志也来参加了。会议间歇期间，张新手拿一份小报，指着其中一句话责问我。这是一篇农村知识青年的来稿，其中的一句话说：“要把对走资派仇恨的种子播到田间。”张新说，仇恨的种子只能消灭，如果播种，岂不是要它重新复辟？我知道他的用意，一是要表明自己政治觉悟高，善于敏感地发现问题；二是借机找我的岔子。对这种卑鄙小人，我觉得给他讲语法修辞之类没用，政治的挑衅，只能用政治来回应。我说:“样板戏是江青同志一字一句审查过的。戏中的小铁梅就有句唱词叫‘仇恨入心要发芽’，农村通讯员的这句话与样板戏唱的是同一个意思。”抬出江青来，才把他抵得哑口无言。上年度拒绝给他写讲稿，这次又没有让他讨到便宜，张新更加怀恨在心，寻机报复的念头更加强烈。这次碰撞没过几天，上面又来指示，要深挖“5.16”。“5.16”是个什么东西？其人其事干嘛的？清理、深挖的内容是什么？这与我有何关联？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可张新认为整我的机会又来了。经过再一次密谋策划，他们把分散到各个生产队的干校人员齐集到一个农家大院，把我和地委党校的杨石泉二人作为“5.16”来批判。我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一场借机报复我的闹剧。如果说，“划线站队”那阵子对我的打压还勉强称得上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话，这回简直就是血口喷人了。我将坦然面对，等待他还有什么后续动作，会把我怎么样？但张新之流只让人们看着闹剧的开始，从未告知闹剧如何收场。我被突然“深挖”这事，断定他们事前事后一定要在公社干部中说三道四。不等公社干部开口，也不等他们有何暗示，我就把行李搬回生产队。直到当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我才又一次被公社请回去参与宣讲团宣讲“9.13”事件的来龙去脉。年终，五七干校宣告寿终正寝。经过“变相劳改”三年的人们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我唯一的请求是调回四川工作，干啥都行。联系调动需有一个两地组织部门相互沟通的过程，在此期间，我的人头账户暂时挂靠州革委农业组。端人饭碗服人管，接受农业组为我临时安排的工作，先在洱海—-宾川引水工程呆过，后又到宾川县的彩凤大队蹲点，直至1972年7月调回四川。
1971年，淑萍、艳明、艳梅与小伙伴
1972年夏，母亲到景东为映兰带小韦韦
作者: 李国选
文章来源：艳明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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