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之旅｜大理｜克拉克买下的那块墓地
行走中的田野记录，关于历史、记忆与当下。
吴长老凭着记忆，坐在副驾上指路。在一条条看起来几乎没有差别的路口间缓慢前行。她一边看着窗外，一边低声自语：“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实在记不得是哪个路口了。”
街巷狭窄，不时有对向车辆驶来。她想了想，说不如先把车停下，走着去找。
这是一个回民村。我们在一条小路尽头、某户人家的院子里，勉强把车停稳。
回头时，吴长老已经沿着小路旁杂乱的石阶往上走了。我们赶紧跟上。平台近处是一片村民墓地，墓碑上刻着回文；稍远处是一块块菜地，被逐渐升高的石台阶分隔开来。
吴长老站在其中一处台阶上，指着旁边另一层台阶，有点激动但很肯定地说：“应该就是这里，我记得这个台阶。”
眼前只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菜地。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墓地吗？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
吴长老说，她曾跟着已经去世的父亲多次来过，否则也很难辨认。她随即感慨：“恐怕现在，也只有我还能找到这里了。”
我们确实很幸运。
站在菜地中，说实话，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来之前，长老家中保存的一角残破墓碑石——上面刻着“of our beloved child”，是我们对这块墓地唯一的直观感受。
墓地仅存的一角石碑，上面写着：我们挚爱的孩子
还是回到历史中去吧。
镜头一：
1883年10月30日，这里举行了一场哀伤的葬礼。
34岁的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①在简短的追思礼拜中，送别他的妻子芬尼。芬尼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去世——两年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夭折，这次，她只做了十周的母亲。
“最近的医生在四十七天路程之外”，克拉克在日记中写道：“数十名中国妇女前来，看她们从未见过的景象：一个女人在安详中死去，脸上带着平安的微笑。”
克拉克为妻子买下了这块墓地，多余的土地则留作内地会和教会使用。
他在记录中写道:
传教士母亲和传教士婴儿的坟墓，是开拓者的代价之一。她生病时说：“我只是一粒麦子，如果上帝想把我埋在这里，愿我的死能结出许多果实。”
镜头二：
1931年6月27日，大理教会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庆典，纪念克拉克夫妇进入大理传教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这一天，他们成为这一地区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庆典的第一个环节，便是前往墓地，在克拉克夫人的墓碑前举行追思礼拜。
这场持续了一整天的庆典，回顾了大理基督教发展的历程，多位与会者发言，“激励了在场的大多数人。”②
镜头三：
1940年5月，在四川阆中传教的克拉克之女安格尼丝（Mrs. Agnes Clarke)，来到大理，探访父亲当年的传教之地。
她写道：“今天上午在大理礼拜堂布道。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种传承……在无数的坟墓中，我找到了那片珍贵的墓地，坐在那块见证了六十年的墓碑旁，上面刻着‘在主里安息的人有福了’。读着父亲当年的手稿，我感到心满意足。”③
安格尼丝坐在墓碑前（照片来源《亿万华民》）
从死亡，到怀念，再到传承，这三个历史画面，让我们对克拉克、对这块墓地的理解，似乎已经超越了“是否还能看见”。
吴长老回忆，1998年，一对法国夫妇到大理旅行，受克拉克后代之托，携带地形草图前来寻找芬尼的墓地。那时墓地已遭破坏。吴长老的父亲吴永生④找到他当年的同事、村民马文光老人，确认那处带围墙的墓地正是克拉克当年所购。
“墓地里原本有四座坟，都被挖开了。除了那块残留文字的石头，已经看不到任何碑文。”吴长老说。
2018年，她在整理资料时，请当时已85岁的马文光老人再次确认。那时，围墙已经变成台阶，墓地被改种了玉米。
如果不是多次来过、对那段石台阶格外熟悉，如今几乎不可能再找到这里。
如今的墓地
路口的标志性建筑
吴长老转述马文光老人的记忆：墓地围墙原本约两米高，有一道门，墓碑上刻着英文。常有外国人带着花圈和手风琴前来扫墓；看到倒下的墓碑，还会将其重新立起。
大理午后的阳光很烈，有些睁不开眼。
我们踩着干枯的玉米秸秆，绕着回民村的墓地往回走，脚下“咯吱咯吱”的声音格外清晰。刺眼的阳光，刺耳的声响，让人心里隐隐作痛。
一路无语。
【本文注脚说明】
①1881年，乔治·克拉克（G.W. Clarke, 1849–1919）夫妇进入大理，设立了基督新教在云南的第一个宣教站，成为第一批驻扎在云南的宣教士。
②《亿万华民》伦敦版1931年10月
③《亿万华民》伦敦版1941年9-10月
④吴永生（1925-2018年）云南昆明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施洗，也在传教士的培养下学习医学。花了十年时间整理大理教会历史。去世后，女儿吴长老在其基础上，又用三年补充史料，最终完成了《云南省大理州基督教会志》的内部文稿。
作者：佩吉
文章来源：山和雨的田野笔记 公众号
版权保护声明：云之南华人频道（yznchinese.com）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请尊重原创内容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 yznchinese 电邮联系。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