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森: 济苍伯伯——记儒将甘芳二三事

作者题记

今年,是“七.七”全面抗战八十四周年。
一晃,八十四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蒙童,变成了一个老年人。
但童年的记忆却如此深刻,那个战时的村落–桃源新村,和当时有幸认识的几位长辈,总在脑海里浮现。

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标志着全民抗战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边陲昆明云集了一大批从内地辗转而来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企业,以及各种不同阶层的难民。为避开日寇空袭的袭扰,为这些特殊的战争难民的安全,为我中华留下实力,由家父李吟秋和他的学友潘光旦等人积极倡导,在地方士绅李沛阶无私支持下,选址昆明市与呈贡县城间的跑马山下,新建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文化村落,也的确疏散、容纳了大批各方人士。

因这个地方有桃、梨园林,遂取名“桃源新村”。既图个吉利,也能满足文化人对所居环境人文氛围的认同。(见该公号前期文章《抗战时期一特殊文化村落的守护者——记昆明跑马山地主李沛阶先生》)因为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地域,我把那些在这里曾经共度时艰的人们,那些为桃源新村和学校创建不吝付出的人们,以及与其来往密切的人们,姑且统称为昆明“跑马山下的桃源人”。

桃源人大多是普通职工,但也人才荟萃,不乏精英之辈。有军界将领,有从军学子、大学教授、工程师,有享誉中外的作家、考古学者……遗憾的是,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接触、知晓的人不多。所知道的,大多是与家父因工作、学术,以及创办新村和办教育方面而过从甚密的人士。这些我童年有幸在跑马山下认识的叔叔、伯伯们,他们有着不凡的经历和太多不为人知的过往。

直到我成年后,才一天天地明白:抗战的胜利,有他们辛劳地付出;有的因贡献突出,曾受到国家的嘉奖和表彰!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个个桃源人的经历,坎坷的人生,正是历史演变、进化过程的缩影。他们的故事,向人们述说了“真实的历史在民间”。我先从儒将甘芳说起。

一、老处长——儒将甘芳

老处长,是抗战期间昆明行营参谋处的同仁们,对中将参谋处长甘芳的亲切称谓。当时云南省内,除驻有滇籍第一集团军外,还有中央调滇的四个集团军,以及新组建的伞兵部队和驻滇的盟军,有十万之众。他所付责任艰巨。因为,昆明行营参谋处这个机构,负有节制指挥之责。是时,滇省对日作战指导思想及战略计划皆由昆明行营制定和部署。昆明行营参谋处下设办公厅及三个科,所辖将、校级军官40余位。中将处长甘芳的职责是:拟定和审核行营所辖各部队的作战计划,并检查其实施情况;管理全省电台、审查分析情报;负责整个战区的防空、防特、物资供应……还必须随时到前线和基层检查、协调工作,听取汇报……实战证明,甘芳领导下的昆明行营参谋处所制定的战略布署,是及时并切合实际的;全体人员日理万机,敬职敬业,一丝不苟,自始至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甘将军以治军严,待人宽厚,对下属关怀备至的作风为人称道。

二、铭记忠烈

凡到过云南腾冲的人,一般都会去瞻仰国殇墓园。这座墓园,落成于1945年7月7日。选的日子,就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和《告全体将士书》发表8周年的那一天。八年,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是我国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让经历过那个血雨腥风的幸存者,让后代,得以凭吊那些血肉之躯,浴血奋战的抗战英烈们。墓园大门外,左侧八字墙正上方,人们会看到有一醒目的彩色碑刻,上面刻有历经风雨的甘芳中将,用篆书题写挽联。以此,告慰忠烈;以此,铭不屈之志,以此,激励后人:

死事足千秋  看烈烈轰轰  常留天地正气;勋名垂万古  愿生生世世  再作民族干城。

甘将军其书,庄重稳沉;甘将军其辞,悲壮豪迈;书辞交融,珠联璧合;与《国殇墓园》并存。滇西抗战胜利后,甘将军受托参与督建墓园工程。落成时,甘将军把自己为同窗好友寸性奇将军牺牲时写的这幅挽联,题于墓园大门外左侧,以悼念所有为民族救亡而捐躯的将士。寸性奇将军就是腾冲当地人,为民族存亡,为保卫家乡英勇献身。甘将军用篆文题此诗,人文内涵深远。

三、济苍老伯的辉煌历史

甘芳,字济苍,云南盐丰县(今大姚县石羊古镇)人,祖籍江西。生于1895年,大我父亲五岁。我父亲李吟秋,与甘将军既相识又相知。不仅是因为抗战修筑滇缅公路,更是因为都有着教育兴国的志向。他虽身在军界,却是位有远见、热衷教育事业的军人。家父对他十分敬重,也时常夸赞他文武全才。虽然职业不同,各有重任,但他们时不时以文会友,分享心得。1948年至1949年,我们两家曾有幸同住在昆明护国路昆安巷。我们都称他“济苍老伯”。不知为什么,父亲从来没说过伯伯的名字,只称他的字号,以至于作为晚辈的我们,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就是甘济苍。 在军界,说起来他可是老前辈了。他自幼勤奋好学,博涉经史,喜好文章诗词和书法,仰慕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甘将军12岁时,萌生奋发图强的进取意识,离开闭塞的家乡外出发展,徒步到昆明,考入师范学校并勤工俭学自给。在信息较多的都市,耳闻目睹清廷无能,民族沦丧的现实,又受到孙中山等革命思想的启蒙,立志报国,弃文习武,于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生徒队。其间,得到总办李根源先生及其他教官的教诲。由于志趣相投,与高班的学长,如朱德、范石生、金汉鼎、杨池生等结识,交往频繁,并在1911年一起参加了“重九起义”。后来,他考取了南京的陆军中学。

1913年,在南京参加了黄兴组织的、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到湖北陆军中学。毕业后,又于1917年又考入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与叶挺、邓演达、杨宏光等同班,又与同期步科班的郝梦龄、张与仁、上官云相等交友。

1919年,甘将军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旋即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投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启了他职业的军人生涯。随中央直属的滇军转战粤、赣、湘、鄂、川等省,讨伐北洋军阀,驰骋疆场。

在1923至1924期间,甘将军奉命率部返穗,执行平叛陈炯明叛变任务;甘芳所在的朱培德部,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拱卫军,随后,这支军队又平定了桂系军阀沈鸿英的叛变。在历次战斗中,最为激烈动魄的要算进击盘踞江西的孙传芳主力邓如琢部。是时,他隶属国民革命军主力第三军朱培德部。甘将军所部从穗出发,沿途激战。直至打到南昌万寿宫,此役决定成败,最为惊心。当时,7师第19团和8师22团突遭敌精锐主力攻击,两位团长先后负伤,士卒伤亡过大,纷纷后溃。此时,甘芳亲率总预备队及时冲入火线,指挥有效反击,率部抢占制高点,稳定了战局;又及时调整部署,为该两个团赢得了时间。这两个溃退下来的团,旋即反身迎敌与敌对峙。次日,第三军全线反击,乘胜直逼南昌,扭转了整个战局,完成了北伐成败关键的一役。甘将军战功卓著,载入滇军战史和国民革命军军史。孙中山多次嘉奖他,还赠送过亲笔签名的六寸肖像以资勉励。在军事建设方面,甘将军也多有奉献。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指引下,于1925年奉命以国民革命军、军事代表团军事考察员身份到苏联考察军事。此间,他参观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莫斯科谒见了斯大林,随后又到欧洲访问,考察了德国的军事。后来,由于宁汉分裂以及得知保定军校同窗好友邓演达遇害等多重原因,愤而辞去军职,闲居于苏州东武中学教书。

1928年,南京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甘芳出任南京军官团(也称黄埔六期)战术教官及武汉分校(也称黄埔七期)从事军事教育。1930年,他又调任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任中将副军长兼参谋长。

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甘芳调任上官云相进击军总指挥部总部参谋长,在长江沿岸布防指挥抗战。值得道桥界关注的是,甘将军任第九军副军长时,曾率部修筑川黔、滇黔公路,以保障军事及经济物资运输。他虽不是工程技术人员,但作为军方和国防的需要,从防务的角度对当时滇黔、川黔极其落后的交通状况提出要求,并督导设计施工,派军参与筑路。著名的滇黔公路“24拐”就与军方系统关系密切。如果有关档案开放的话,这段筑路史将会更丰富完整。在对苏区第五次“围剿”时,第九军奉命追击红军至贵州,甘将军曾一度出任遵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此时日寇猖獗,外患深重,甘芳不愿同室操戈,有违救国初衷,毅然辞职,于1937年经香港回滇定居。当局指责他“妇人之仁”!

四、重挥战剑着征袍

全民抗战开始,甘将军重新披挂上阵: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处长一职。为什么要成立昆明行营呢,这是因为“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云南省起先是大后方,承担战略依托的角色;而日寇入侵东南亚得逞后,云南受到威胁,转而成为抗战前方。因此,国民政府于1940年迅速成立昆明行营,云南省主席龙云任行营主任。

由于政府与地方军政间矛盾大、成见深,为求协调统一,考虑到甘芳在“讲武堂”“保定军校”以及“黄埔军校”的经历和战场声名,人脉关系广泛,特别是为各方军政人士所敬重,是最佳人选。当时滇省对日作战指导思想由昆明行营制定,战略计划是由行营参谋处具体部署。所以,甘将军所担责任,至为关键,抗战全面爆发后,滇军曾组建60军,开赴前线,血战台儿庄,坚守禹王山;1938年又成立58军增调前线,与60军组成第30军团参与武汉保卫战,同时还扩编了新3军组成第一集团军开赴江西,完成了阻击南昌日寇南犯的任务。而日寇不仅先后切断封锁了我国的沿海通道,又相继侵占了缅、越、泰。云南数十万各族民众和爱国华侨紧急修筑的抗战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危在旦夕。

这时,滇南正面也有日寇3个师团以上兵力,剑拨弩张。因为敌从越南入侵滇南,直取昆明是最捷径路线,有公路、铁路相通,利于敌机械化部队快速入侵,过蒙自、开远后,已无天然屏障可守,且中越毗连边界较长,防线广、兵力单,对昆明是极大的威胁。因此,昆明行营做出了相应布署:将省外60军调回滇南,组建第一方面军防御,以发挥滇军长于山地战之优势,并配备二线兵团,以备左右合围,全歼敢于窜入之敌;同时与第9集团军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确保滇南万无一失。从防御到出击,在滇南收复敌占据点二十余处,牵制日寇土桥勇逸3个师团,有效地支援了滇西战场。在1945年7月的出击中,击败日寇第二十及二十一师团。这一作战计划的实施,是民族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捍卫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芳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贡献。自1941年5月防御计划全部布置完毕,甘芳亲临滇南核实到位,严阵以待,终致敌另择它径。此间日寇曾多次潜入滇南均被捕获或击退。

1942年初,日寇重兵由泰国攻入缅甸,英缅守军告急。应英政府要求,为援救盟军和确保滇缅公路畅通,国民政府于3月1日抽调10万远征军出国抗日,先后在同古、仁安羌予敌重创,救出7000余英军及部份记者。但是,由于英缅军弃逃,不仅贻误了战机,也致我军暴露在极其被动的态势,遭日寇突袭成功,切断我军后援,战线崩溃,10万将士被迫分别撤退回国或转入印度。日寇先后入侵畹町,芒市、龙陵、腾冲。昆明行营工程处奉命炸毁惠通桥,阻日寇于怒江之西与敌对峙。第十一集团军编入远征军后,为方便协调指挥及掌握滇西战况,甘芳又一度兼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配合滇西反击战。他再次抵达保山,以配合其他将领应急部署:十一集团军令71军36师,于5月5日上午控制惠通桥北岸高地,争夺公路两侧制高点,全歼了已偷渡过江的日先头部队,击溃敌军,粉碎了日寇迅速北进的企图,与日寇隔江对峙两年之久,为我军准备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经过充分准备,在盟军的配合支持下,国民政府于1944年4月22日发布反攻令。5月底,远征军全部渡江,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11集团军占领龙陵,11月20日光复芒市,12月1日攻克遮放,1945年1月20日光复畹町。早于日本投降前半年多,将侵略者全部追歼于国门外,取得滇西、缅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于芒友胜利会师,滇缅生命线彻底贯通,抗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1945年6月,昆明行营又令防守滇南的第一方面军:“为策应滇西反攻胜利,应相机出击,以牵制入侵北越的日寇,如有敌军撤退之势,应不失时机地入越攻占敌军据点,作好全面出击准备。”7月初,我滇南守军全面出击,战果甚丰。日军投降后,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即代表民国政府在河内授降。可以说,甘将军在几十年的职业军人生涯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处长一职,为抗日战争倾尽心血,是他驰骋南北最有意义,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为此,他荣获了“胜利勋章”和“干城勋章”。

五、兴学

甘将军除军务外还热心教育,具有教育兴国的理想。早在1941年,他就积极兴学,邀请矿业银行经理赵贯一等热心教育人士,筹措经费,组建建国中学董事会,同时利用担任江西同乡会理事长之便,大力支持昆明天祥中学的办学。他除了担任两所学校董事会董事长,还十分重视学校的师资、教学建设,先后诚聘过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师沈从文、张兆和、萧涤非、车铭、杜进、张厚德等任教;还邀请知名学者熊庆来、闻一多、吴晗等来校演讲。甘芳为培养一批批的栋梁之才、进步青年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其中很多人都为新中国的诞生、为革命奉献了青春年华。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浪潮中,两校师生积极参加。在所谓“九九”整肃时,两校被清查,继而天祥中学被查封,有师生被捕,甘芳除利用社会关系四处奔波营救外,还以校董事会的名义,资助被捕教工家属每户银元半开两百元生活费。

六、豪情与壮志

甘将军文武全才,擅长诗词、书法,常与家父以文会友,互赠诗词共享。1937年,与他志趣相投,情谊甚深的同窗好友,又是军中搭档的郝梦龄将军,不幸在忻口前线阵亡。噩耗传来,举国震惊。闻讯后,甘将军强忍悲愤,赋诗发出电文悼念,赠于郝夫人剧纫秋女士。辞文悲壮:

怅望钟山乌云间,狐鼠窃据倍伤情。七尺须眉空半世,一生勋业垂千年。白头望断天边雁,红粉心伤枝上鹃。暗流数点英雄泪,滴破夕阳万缕烟。 

令人欣慰的是,甘将军后人能重获此珍贵遗著,是在1990年拜访已高龄的鲁元将军和白太常先生时,不仅听二老详述了那段历史,还惊喜地听到事隔半个多世纪,二老竟能背诵出该诗。鲁元将军是原58军军长,黄埔六期甘芳的学生,在进击军时任少校作战参谋。白太常老人是云南黄埔同学会原会长。白老说:“当时电文是我发的,此诗后来亦刊载于各大报刊上!”。就在家属惊叹老人记忆之际,白老已书录此诗相赠!此情此景,生动地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甘将军感人肺腑、情深意切、寓意深远的诗词魅力和战友亲情!甘将军“重挥战剑着征袍”就任昆明行营军职时,也曾赋诗一首铭其抗日壮志:

重挥战剑着征袍,寰宇烟尘掩碧霄。愿驾孤舫挽骇浪,且凭热血破惊涛。休夸借箸陈三策,漫说谈兵诩六韬。大地烽烟何日息,投鞭我欲断江潮。

壮志豪情跃然纸上。抗战后期《开罗宣言》发表后,甘将军放眼世界,著文《如何谋求人类的永久和平》见于当时报刊。尽抒对人类永久和平的祈祷与胸怀。抗战胜利后,他对内战再起,痛心疾首,深感失望,虽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1945年辞去第11战区长官部总参谋长之职,1946年前往南京申办退役,就聘于云南省通志馆,编纂《云南抗战始末记》且撰写弁言(注:弁bian 弁言-长篇文章的序文、引言),同时担任云南省政府参议之职。他借五十生辰赋诗感叹,表其心志:

百年岁月半消磨,为扫胡尘夜枕戈。每展钤韬歼敌寇,常从谈笑定山河。雄心不让班都护,壮志直师马伏波。内战竟随胜利起,谁将妙手挽沉疴?
(注:钤qian印章、盖印章)

七、冤案

自1948年起,中共地下党将甘芳与杨杰等列入统战对象,保持联系;1949年12月9日,参加了昆明起义。1950年1月6日,却因涉嫌所谓的“星期会反革命案”被捕,经一个月核查,无罪释放。出狱不久,应陈庚邀请,出席云南省军管会在五华山举办的音樽宴。同年秋,朱德老总来函,邀请他和金汉鼎到北京参观、叙旧。至期因高血压未能成行,仅金汉鼎赴约。万万出人意料的是,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2月23日大姚县来人,通过小南门派出所户籍警察,以请甘芳去“了解情况”为由,带往大姚。3月9日,竟以所谓“组织反共救国军”莫须有的罪名,在未调查、不取证、不核实的情况下,冤处极刑。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统战部、省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关怀下,经大姚人民法院认真调查核实,“经复查无事实依据,应予否定”,终于在1985年7月18日,撤销原判,回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至此,沉冤34载终得昭雪。

重读甘将军的遗作,字里行间都透出他激越的情感和爱国忧民之情,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冤屈,我相信再过若干年档案解密后,人们才会了解真实的历史。这类冤案并非个案。同是“桃源人”的沈从文三弟沈荃的情况,与甘芳极其类似。沈荃为少将军衔,参加过淞沪抗战负伤,且早已脱离南京政府国防部回家乡,并参加了陈渠珍为首的凤凰县起义。1951年被处决,32年后被核实“误杀”,获得平反,重新确认为起义人员。我一位老同学的父亲,与他们二位情况也极其相似,后来也获得了平反。

作者:李靖森 作者李靖森为清华1922级老学长李吟秋先生五子,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已退休。 李吟秋,1900年12月12日生于河北省安县的一个书香世家。云南大学铁道管理系(后改为铁道系),并任系主任。1949年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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