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清华学生会会长， 留学斯坦福大学，为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这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厅墙壁上烈士纪念碑的一段铭文，纪念的是一位清华学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施滉。

【口述人】施琦生，施滉烈士独生女

在海军青岛辛家庄干休所一间简朴的住宅里，寻访组见到了已89岁高龄的施琦生老人。尽管腿脚有些不便，但老人精神不错，记忆力过人。她接过我们带来的鲜花，小心翼翼地敬献在客厅壁橱上供奉的父亲遗像前，细心地把每枝花整理好，庄重得像在进行一个仪式。

8个月大就离开父亲身边，记忆中只见过他两面

谈及父亲施滉，施琦生更多的印象，不是来自记忆，而是源自照片。客厅壁橱的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照，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照片上的施滉，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眉宇间散发出勃勃英气。“这应该是父亲求学时拍摄的，我每天都要端详好几遍。”

“我1927年在美国旧金山出生，那时父亲、母亲都忙于革命工作，无暇照顾我，差点要把我送到当地的儿童托管中心。后来，在亲戚的建议下，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裹在襁褓里，随母亲坐船从美国返回北京。母亲把我托付给外公外婆照料，仅仅3天后，她就又离开我去工作了。”施琦生回忆道。

在记忆中，年幼的小琦生只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我三四岁时，当时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地被叫起来，外婆指着一个陌生的叔叔说，这是你爸爸，快点叫人。他抱着我亲了两下，很快地又走了。还有一次，我长大了一些，爸爸回来陪我吃了一顿晚饭，我吃到一个菜花，觉得不好吃，就把它吐了出来。爸爸把脸一板，说外面有很多穷苦人，连饭都吃不上，你怎么能这样浪费呢，哪怕是一粒米、一片菜叶，都要珍惜。在他的注视下，我只好乖乖地把菜花捡起来吃掉。不久后，他就牺牲了。”

虽然和父亲相处只有极其短暂的时光，但施琦生还是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我小时候，父亲还从国外专门给我寄了婴儿衣服回来。我特别宝贝，很多年后都舍不得扔。”

“长大了以后，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父亲回来看我。”说到这里，施琦生的眼眶湿润了。“为了想多了解一些父亲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时，我特意去雨花台，站在写有父亲事迹的陈展墙前，看着他的照片，百感交集，心里特别难过，又觉得父亲很伟大，为了革命，他这么年轻就牺牲了。”

第一名保送资格被“挤”掉，萌发改造不平社会的革命思想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白族小学教师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帮家里拣豆子、拾柴火煮豆浆，天不亮就随奶奶挑着担子，上街卖豆腐脑贴补家用。”施琦生说，父亲5岁的时候，爷爷为了谋生，就带着他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教书。

“1913年夏天，父亲小学毕业后，随爷爷到达昆明，进入云南省军医学校学习。”施琦生说，1916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按照规定，第一名应该保送到高等学府深造，但学校竟保送了一名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这件事情让父亲“很早就认识了这个畸形社会的不公平”，在他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之后，他萌发了改造这个不平的社会的思想。

1917年秋，施滉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的7年间，父亲过着清苦的生活，虽然他在图书馆勤工俭学，利用假期当家庭教师，但微薄的收入仍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学业。同班其他同学会从物质上资助他一些。他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当了班长。”施琦生说。

父亲极为节俭和廉洁，父母两人曾一天只吃一个洋葱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给我，我从他身上继承到的最大财富，是为了理想不畏艰险，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和廉洁，不追求物质生活，不谋私利。”施琦生说。

1923年，施滉、冀朝鼎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8人，成立了一个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就是在那时，父亲和母亲罗静宜相识。”

1924年，施滉携罗静宜去了美国读书，并在美国结婚。1927年，两人双双加入美国共产党。

“在美国时，父亲一边忙着学业，一边还要自筹经费办报纸、宣传革命。当时的活动经费，基本都是靠他勤工俭学赚来的。”施琦生说。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租了个小房子，当时成了宣传革命的据点，好多人跑到我们家里来听课，甚至在我们家里住。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两人一天只吃一个洋葱，连房租也交不起，差点被房东赶走。”她说。

施琦生说，父亲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这种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全家。“我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不能因公谋私，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纸都不能拿。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在国家机关工作，她的工资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买图书、文具，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按她的级别，可以申请高干住房，但她只要了普通住房。1989年她去世时，全部的遗产只有3000元钱。”

从未因为自己是烈士子女，而要求享受什么特别的照顾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施琦生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上大学时，也积极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她满怀报国之志，学习十分刻苦，“当时我报考了华北大学等3所高校，都录取了。在华北大学上完学后，我又去哈尔滨学了两年俄语，后来参加了海军，当俄语翻译。21岁那年，我就入了党。1958年，我转业到青岛海洋大学，做行政工作，一直到离休。”

没有任何装饰的白墙，磨得已经有些褪色的地板……环顾四周，施琦生的家显得有些简陋。“我结婚的时候，住的房子是借来的。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在整个干休所里，装修基本上是排倒数，除了两个柜子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其余的家具、电器，都是从亲戚朋友家‘拾旧货’来的。”施琦生笑着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她背《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们家不注重物质享受，精神上愉快是最重要的。”

“我是烈士子女，但不应该戴着这个光环。”施琦生说，一直到今天，他们全家都没有申请烈属待遇。“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烈士子女，而要求享受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外公的故事。”施琦生说，女儿陈维真也是大学老师，外孙现在美国读博士，“外孙初中的时候，家里就带他去雨花台拜祭过太外公。他从事的是生物科研方面工作，很想学成以后归国，为国家做贡献。”

【烈士小传】

施滉，1900年出生，云南省洱源县人。

1917年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

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4年秋，施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

1927年3月，施滉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并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第一任书记。

1929年，他被派往莫斯科任少年共产国际翻译。

1930年，施滉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从事翻译工作。

1932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3年冬，施滉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始终坚贞不屈。

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