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普洱茶带到了台湾？

一、前言

1982年11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现为蒙自市）在文物普查中，发现清道光年间出任台湾鹿港、淡水同知曹士桂的墓葬及其赴台日记手稿残本。日记手稿其后人题名为《馥堂公宦海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983年9月，曹氏后裔将此残稿捐献云南省博物馆，198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笔者在昆明一旧书摊上有幸淘得一本《日记》。拿回去翻阅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日记》中有提及普洱茶的记载，对考证“普洱茶”流入台湾的渊源有着极为宝贵的价值。笔者根据这本《日记》，撰写此文，以期同诸位普洱茶爱好者共同分享。

二、曹士桂其人及其《宦海日记》

曹士桂，字丹年，号馥堂。清嘉庆五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公元1800年6月16日）生于云南省蒙自市（清代属开化府文山县）。据台湾已故历史学家、诗人、台语学家连横先生所著《台湾通史》记载：“（曹士桂）历署兴安、龙南等县。（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升鹿港同知，越二年正月，始莅任。旋署淡水厅事，甫三日而大甲有漳、泉之斗，冒雨往，晓谕庄民，事始息。”曹士桂在台任职期间，“善听讼，有狱则断，案无积牍，顾未尝妄刑一人。性恬淡，无仕宦气，蔬粝自甘。淡厅固有陋规，屏不取。受事九月，以积劳病，犹力疾视事，遂卒于任。淡人士念其惠，祀德政祠。”

曹士桂逝世后，历经近半个世纪，其灵柩由台湾运回云南故土，于光绪21年（1895年）重葬在蒙自市鸣鹫镇。墓为圆形，碑额上刻“龙章宠锡”四字，碑身铭文为“皇清诰授奉政大夫加中宪大夫祖考馥堂曹公府君墓”及墓志、年款等。1983年被列为红河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士桂故居位于鸣鹫村大碑街，是曹士桂自幼生长生活的地方。原本由三个四合院组成，呈“品”字形的三个四合院，1997年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两个四合院，只剩下目前的一个四合院。现仅存正堂、两耳、两厢房、照壁、大门。2011年9月，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曾莅临鸣鹫镇专程参观视察曹士桂故居及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士桂墓。

曹士桂所著《日记》因年代久远，多有散佚，现仅存残本五十七页，以八行笺书写，约三万字。《日记》除附录少数官府公文及文献摘录外，其余均为赴台时生活、工作的记录，内容真实可靠，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

《宦海日记校注》

三、《日记》中与普洱茶有关的记录文献

1.二十三日（即1847年3月9日，下同），晴。晋江县高南卿大兄拜会。李葵南兄长嗣晖卿以及门（注：“及门”意为“门生”）为请，送瓦砚一方，字画册页。

二十四日（3月10日），以笔筒、印盒、京靴答之。送张海春年伯、高南卿大兄名茶一方、桂一盒。张海春年伯招饮。

2.初二日（3月18日），晴，张海春、高南卿送行，辞。吴瑞湖、李溪岩、晖卿送行，会林秋霞四兄拜会送行，送神麯十斤、药茶二十合（同“盒”）。先是馥堂送帽花一盒、肉桂一盒、茶一元、藤膏一块。吴瑞湖送五子元六筒、神麯四斤、蜜食二罈。

3.十四日（3月30日），王世兄[印]相业来拜[王印湖大兄印德润，前江西进贤县，后官台湾县，因案被议之长子]，即往拜之。林子山昆玉送席一筵[以镶宝石扣带二方、五子元二筒复之]。

4.十五日（3月31日），晴。台湾县典史杨三兄[印成林四川人]，奉委赴省清饷来见，即往拜之。

十六日（4月1日），晴，午后起风。杨三兄赴番仔（又名“番”，地名，即鹿港），送普茶一元，绍酒一坛，交包封一件。

5.十九日（4月4日），晴，风微息。龙山寺观音前拈香，香资一元。史（梅树）年伯招饮，送貂帽簷（同“檐”）、朝靴、普茶、黄木耳，俱收。送伊（即史年伯）甥余小霞三兄普茶一元。

陈谷晹六兄[印]子曜[湖北人，候补府经旧为台友，二十二年入都，同寓相好]来拜，盖奉委催台谷，由彰化将往淡水，送以普茶一元，肉桂一盒。

6.二十一日（4月6日），晴。王大兄送席，转送史年伯处，午间同饮。……水师提督、陆路提督两处申报到任。致张海春年伯、高南卿大兄函致谢。送王大兄普茶一元，帽花一朵。

根据《日记》记载，我们可以梳理曹士桂赴台任职的工作与生活经历、见闻。清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一至二月初十日（即公元1847年2月15日至3月26日），主要记载其在福建省福州府与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郑梦伯、福建按察使陈勿斋等于新春佳节团拜和相互祝贺的情况。自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起，则记录其抵达台湾后的生活、工作实情。

上述记录中，除1、2项纪录事项发生地点在福建外，其余均在台湾。曹士桂任职过的淡水在台湾西北部，淡水河口北岸，清代与闽、粤交通最盛。清雍正元年（1723年）置淡水厅，今为台湾台北县淡水镇。鹿港位于台湾中部西海岸，彰化西南。是早期与大陆联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后因港口淤浅衰落。现为台湾彰化县鹿港镇。

四、《日记》与普洱茶流入台湾渊源考证

（一）《日记》中的“普茶”即为“普洱茶”。

明代谢肇淛著《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之说。这是“普茶”首次见诸文字。在此之后的多种典籍中，均可见到普洱茶也被称为“普茶”、“圆茶”、“团茶”等记载。

清代《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当时普洱茶的种植、加工已有一定的规模，作为商品远销西藏、青海，出口尼泊尔、印度。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张泓著《滇南新语》载：“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清嘉庆年间，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

根据这些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从明代起，社会各层对云南特有的普洱茶的称谓多以“普茶”代之，其它则还有“圆茶”、“团茶”等。

（二）《日记》中的“一元”和“五子元”均是普洱茶的计量单位。

据《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1.8公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据乾隆年间《内务府奏销档案》记载：“云南年进贡普茶400小圆，普洱女儿茶、珠茶各1000圆……”。

由于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元”与“圆”同音同意，是为“通假字”。如此看来，《宦海日记校注》中的“一元”即为“一圆”，亦即现在我们所说的“一饼”或“一片”，都是普洱茶的计量单位。

再根据历史记载，在清代，云南普洱茶的形状有瓜型、饼型、沱型、砖型（或方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日记》中提到的“名茶一方”指的是云南普洱茶中的砖茶；“五子元”则应该是包装好的五饼普洱茶。

（三）《日记》体现出在当时，普洱茶已经成为馈赠达官贵人、尊长亲朋的尊贵礼品。

在1825年，曹士桂25岁之际，清代阮福来到云南，并写下了在当今普洱茶界声名鼎盛的《普洱茶记》，文中记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同时还记载：“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可见在当时，普洱茶不仅成为上贡皇室的贡品，也是朝野上下皆知的名茶。

曹士桂在《日记》中提到自己赠予普洱茶的余小霞、高南卿等人俱为当时朝廷中人，笔者从不多的文献资料中查到这么一点：①余应松，字小霞，嘉庆进士，曾任广西三防塘主簿、大滩司巡检、桂州通判。②高南卿大令，高邮人，以名翰林出宰闽中，罹于台湾湾里街之难，奉旨给恤、建祠。

“年伯”是中国古代传统称谓，古称同榜考取的人为同年,称同年的父辈为年伯。从而可以断定《日记》中所说的“史年伯”与“张海春年伯”都是曹士桂的长辈。在中国传统礼仪中，送给达官贵人、尊长亲朋的礼物是很讲究的，要么以名贵著称，要么以地方特色著称，均承载着送礼者浓厚情意。曹士桂送礼中的普洱茶，则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

（四）《日记》为考证普洱茶流入台湾的准确时间留下了确切的文字依据。

“普洱茶产于云南，存于香港，藏于台湾，普洱茶的兴盛与台湾密不可分。”在普洱茶界，大家一致认为，上世纪末，普洱茶因为台湾人的追捧而兴旺。然而通观当下所有关于普洱茶的书籍，却找不到关于普洱茶流入台湾的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虽然在台湾黄健亮、耿建兴编著的《当代普洱茶》一书中，提到了普洱茶与台湾的一部分接触历程，但是对普洱茶是什么时候流入台湾这一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考证。

云南著名茶人黄桂枢先生在其著作《普洱茶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一印）中，讲到“台湾中华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范增平先生……在会上交流的《普洱茶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论文中说，据考，大约在清同治九年（1870），普洱茶传播到台湾，此时移居的广东揭扬县蔡家人，即将普洱茶从广东带到台湾饮用，泡一壶喝一天。”但是对于这一说法：第一、普洱茶传播到台湾的时间是1870年，比曹士桂所记载的时间晚了近三十年；第二、由于只是“据考”和“大约”，未能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依然缺乏说服力。

而清道光年间出任台湾的曹士桂所撰写的《日记》，为当今普洱茶历史文化研究者及普洱茶爱好者们考证普洱茶流入台湾的准确时间留下了确切的文字依据。更有意思的是，普洱茶产自云南，而曹士桂又是云南人。在没有其它确切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曹士桂不仅是第一个把普洱茶带入台湾并使之得以名传海外的云南人，也是大陆把普洱茶传入台湾的第一人。

作者： 作者：詹本林 （文图|六大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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