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故人往事——记老袁跌宕的一生
在美国，生活着许多背景各异、经历不同、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前些天朋友聚会，一位老友忽然提起：“老袁走了，”我的心情顿时沉了下去。回到家后，辗转难眠，索性起身写下这篇文章，以作纪念。
这是老袁餐馆的厨房
老袁来自云南昆明，身材不高，又黑又瘦，比我大几岁，我认识他时，他大约五十多岁，一直单身未婚。我们相识要追溯到九十年代初，那时没有手机和微信，中文报纸几乎是唯一的消息来源。一天，我在家翻看当地的中文报纸，生活版有一篇记者报道，标题是“当地新张中餐馆”，文中提到，餐馆老板是云南人，大厨是北京人，据称曾是故宫的御用厨师。这让我颇为好奇——“故宫御厨”？我这名正言顺的前故宫房管科科长，都不敢自称“御用”，于是，我决定去这家餐馆，会会这位传说中的御厨。
我约了几个北京朋友一同前往。一进门，袁老板便热情地欢迎我们，等菜上齐后，我对他说：“我们是慕‘御厨’之名而来，能不能见见这位大厨？”老袁倒也坦诚，笑着对我们说：“什么御厨啊！他就是个北京人，只不过住在故宫旁边而已，蒙蒙老外罢了。”大厨赵师傅出来后一聊，果然，他只是住在南池子、东华门外，跟故宫并无半点关系，就这样，我认识了老袁，并逐渐成了朋友。后来才知道，他虽是从云南来美国，但祖籍是四川重庆。他的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也都在美国。
老袁的姐姐姐夫原是重庆华西医院的主治医师，八十年代后期来到美国，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医师资格，他们夫妇俩只能在一家华人小工厂里糊纸盒，生活十分艰难。老袁的妹妹和妹夫住在北卡州，妹夫是美国人，已经退休，至于老袁一家人为何会来到美国，直到九一年冬天，他约我去他妹妹家打鹿（他妹夫有一个大农庄），我才从他妹妹和妹夫口中得知了其中的“秘密”，那段往事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我和老袁开车从亚特兰大出发，前往北卡与佐治亚州边境附近的一个农庄。老袁的妹妹和妹夫热情地欢迎我们，我用英文向他们夫妇致谢，没想到，老袁的妹夫这位地道的老美，竟然用一口纯正的中文回答我。于是，话题便从他这流利的中文说开了，原来，他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驻台美军，他作为随军家属在台湾长大。后来父亲调回美国，他回到本土上大学。大学快毕业时，中情局了解到他在台湾的经历，便招募了他，经过培训后，他于1962年被派到中情局台湾站工作。这个故事越听越有意思，而要讲清楚来龙去脉，还得从老袁年轻时说起。
老袁是四川重庆人，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六十年代，随着西南地区铁路的发展，他于1965年辗转到了云南昆明铁路部门。1966至1967年间，正在昆明市郊一个小火车站上班的老袁，突然接到门岗电话，说有人找，他跑到门口一看，竟是自己的妹妹。妹妹当时在成都某大学读书，她紧张又恐慌地把老袁拉到车站外，低声说：“我被成都那边通缉了，被打成了‘5.16分子’，如果不是跑得快，可能就没命了。”老袁深知当时形势严峻，可自己单身住在职工宿舍，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先带妹妹到街上餐馆吃饭。
在小饭馆里，他们碰巧遇到一个当地女孩，这女孩是云南少数民族，年纪不大，是跑长途车的售票员。因为她的车常停在老袁工作的火车站旁，所以彼此也算认识。一起吃饭时，老袁把妹妹的遭遇告诉了这女孩，没想到，女孩立刻说：“这好办！我们的车马上就回西双版纳，到我们寨子里住去，没人会管这事的。”老袁当时也是无奈，便取出些钱交给妹妹，送她们上了长途车。
这女孩的长途车每周来小火车站一次，老袁只能等下星期才有妹妹的消息。然而，一周后，他去车站寻找，却再也没见到那个女孩，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不敢多问，也无处可问，妹妹和那女孩就这样失去了消息。
60年代昆明火车站（图片来自网络）
几个月后，老袁因工作表现好、又是老职工，被调到昆明市火车站。时间到了1969年，他在昆明交了个女朋友，两人领了结婚证，正准备办婚礼。一天早上，老袁像往常一样到车站办公室上班，一进门，看见四个铁路公安处的警察站在里面，都是同一个车站的熟人，他还打了招呼，可那几位警察二话没说，上前扭住他的双臂，直接把他拖出办公室，押上一辆吉普车，送进了云南省公安厅的看守所。随后便是反复审讯，只问一个问题：“你妹妹去哪了？跟你有没有联系？”老袁如实回答，承认妹妹来找过自己，也交代了那个女孩的事，但之后确实失去了联系。
那个年代，老袁在狱中吃了不少苦头，可他实在无法回答妹妹的下落。审讯了十多天，他被认定为“顽固不化，拒不坦白”，之后被戴上镣铐，关进了重刑犯监室。没过几个月，一天早上点名，老袁和十多名重犯被押上卡车，拉到昆明市广场参加“公审大会”，结果，宣判的都是死刑，立即执行。老袁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押上卡车游街示众，最后拉到郊外刑场，坑已挖好，一次执行四人，老袁是最后一拨。
被押下车，跪在坑前，他闭上眼，枪声响过，旁边的三人倒下了。过了好一会儿，警察拉起几乎瘫软的老袁，又把他推回卡车，送回监狱。第二天，审讯继续，审讯员告诉他，要珍惜机会，按他的罪行本应立即执行，问题还是关于他妹妹的下落。老袁后来对我说，那时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但这次审讯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妹妹的事肯定不小，因为审他的人不是昆明本地人，而是操着标准普通话的北京人。
又过了几个月，最终判决下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他被送到云南某重犯劳改场的一个锡矿，当矿工。暂且把老袁放在矿里受苦，再来说说他妹妹后来的事。
话说1966至1967年间，老袁把妹妹托付给那个少数民族女孩后，她们当天就离开了昆明。几经辗转，到了女孩家的寨子，暂时安顿下来，但没两天，寨子的头人把女孩叫去，说自治区已经来人，要把外来人押送走。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不同，不会像内地那样直接抓人，而是通过寨子头人协调。那女孩是个敢说敢干的性格，直接告诉头人：“不可能！我答应了她哥哥保护她安全，就一定要做到。”她转身回家，找出当地女子服装让老袁妹妹换上，又带了些食物，领着她就离开了寨子。靠着当地人的装扮和一口流利的少数民族语言，两人一路竟通行无阻，最后辗转来到了边境地带。
那时，这一带还活跃着一些国民党残部，她们一进镇就被当地武装人员扣留。这回，无论是服装还是语言都瞒不过去了，很快真相大白，国民党残部随即电报台湾方面，台湾当局如获至宝，立刻联系了美国中情局驻台站。1967年，能从中国大城市出来的女大学生极为罕见，情报部门高度重视，事情迅速升级。第二天，美军驻当地部队就派出车辆，将她们接上飞机，直飞台湾，到了这一步，姐妹俩已别无选择。一到台湾，台湾当局和美国中情局便共同对她们的身份进行甄别审查。而中情局驻台站负责此案的官员，正是后来老袁的妹夫。正如他对我说的：“我当年是负责甄别和审查她的官员，时间一久，就把她审到我床上，成了我太太。”
审查结束后，台湾当局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授予老袁妹妹“四川省伪国大代表”的名号，随后是接见、媒体报道等等。而那个少数民族女孩，因为没什么利用价值，被安排去上大学。她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性格又泼辣，大学时被一位台湾空军少校追求，便结了婚。近二十年后，老袁到亚特兰大时，那女孩已是台湾空军少将夫人了。回过头看，老袁妹妹的际遇变化，也就不难理解老袁在昆明为什么会遭逢那样的处境。
时光飞逝，到了八十年代初，老袁已在矿里苦苦熬了十余年。一天，劳改队头头叫他去办公室，只见两位便衣对他说：“我们是省公安厅的，收拾一下私人物品，跟我们走。”老袁后来和我说，他除了一条破毛巾和一身烂衣服，哪有什么私人物品，至于要去哪里、干什么，十余年的经历让他从不敢多问。车直接开到昆明，他被安排在公安厅接待处，老袁感觉自己像一步踏入了天堂，对方给了他两套全新的内外衣服和鞋子，还理了发、洗了澡、吃了饭。
第二天，工作人员带他来到一个大办公室，一位显然是领导的人站起来和他握手，请他坐下，随后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宣读道：“袁某在‘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一案，经重审，系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接着，工作人员让他签字、按手印，之后，两位工作人员陪他回到住处，向他讲起当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老袁在矿里十余年，对外界一无所知，听得云里雾里。
总之，从那天起，老袁获得了自由，而且变得异常忙碌。在公安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回到原铁路局，办理补发工资、转移户口等手续。事情繁杂，这期间他一直住在公安厅招待所，食宿全包，事情办得差不多时，他又被请到一间办公室，两位便衣对他说：“我们是四川省公安厅的。你的冤案经核定，你当年是四川派去支援西南铁路建设的人员，人事关系还在四川，因此决定将你安置回四川。”就这样，老袁迷迷糊糊回到了重庆，户口落到了姐姐姐夫家，他的姐姐姐夫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和隔离审查，但总算没有被抓走。直到此时，老袁才终于明白自己这十几年厄运的来龙去脉。
再说另一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二十年的隔绝与敌对，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台湾当局因此坐立不安，美国驻台的官方机构虽表面照旧，但暗中已按国务院指示准备撤离，驻台美军基地及情报单位是首批撤离对象，老袁的妹夫也在其中，作为美方人员家属，老袁妹妹也随行。1973年，他们一家回到美国。妹夫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时，许多大学和机构看中他的经历，又恰逢中美关系升温，纷纷递来聘书。他很聪明，接受了某知名大学的聘请，成为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从72年尼克松访华，到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方的专家和官员。
话归正传，老袁在重庆姐夫家，才算真正如梦初醒，此后的故事就相对平淡了。八十年代初，四川统战部门通知老袁和他姐姐姐夫，欢迎老袁妹妹一家回乡探亲。老袁兄妹自昆明小火车站一别，历经十六七年风风雨雨，终于再次相见。后来，老袁妹妹为他姐姐、姐夫和弟弟办理了亲属移民。1987年，老袁一家在亚特兰大团聚。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位台湾空军少将夫妇也专程飞到亚特兰大，见面时，少将递上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在那时可不是小数目），说：“这是台湾风俗，算是谢媒人的礼金。”
这张照片的房子和老袁买的一样也在附近
老袁用这笔赠款，在靠近“中国城”的地方买了一幢小别墅。那时亚特兰大的房价很低，这栋占地约四亩、两卧两浴两厅、使用面积约一百五十平米的小别墅，只花了两万美元。剩下的三万美元，他开了一家餐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他。
老袁为人诚恳实在，我们渐渐成了好朋友，九十年代初，我们还一起去墨西哥坎昆旅游。我们一起吃、住、游了一个多星期，那时没有网络和手机，更没有什么旅游团。我俩是在亚特兰大机场柜台临时买的机票，飞行时间也就一个多小时。到了坎昆，在机场找旅馆、租车，然后在附近的玛雅古迹、乡村小庄子和大城市里随意逛了一周。
往事历历在目。至今我还记得老袁在餐厅里一件可笑的“糗事”，在当地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服务员上完菜后，又端来一个小盘，上面有一小块拇指大小的绿色东西，对我们说：“这是墨西哥特产，世界上最辣的辣椒酱，你们小心，只能蘸一点点配菜。”老袁一听，不以为然地对服务员说：“我是四川人，还怕辣吗？”说着，随手端起小盘，用舌头一舔，把整块都送进嘴里。几秒钟后，老袁脸孔扭曲，张口结舌，服务员赶紧拉他去卫生间，用凉水冲、让他呕吐，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回到餐桌，他伸出舌头给我看——舌尖被灼成了白色。老袁苦笑着说：“服了，这不是辣椒酱，简直是硫酸。”
我还发现，每晚睡觉时，老袁都是两三个小时醒来一次，抽两根烟再接着睡，他告诉我，这是在劳改矿落下的毛病。那时候，矿上的劳改犯下井干活，带着干粮和水，一拨人挖矿，每两小时左右换一班，换下来的人就在矿道里睡觉，常常一班下去就是二十几个小时才出井。虽然他已经离开矿山十几年，但这个毛病却落下了，我们在墨西哥旅游时，聊的都是他过去的难忘经历。期间，我问他为什么一直不结婚。老袁认真又诚恳地说，他放不下当年那个已经和他领了结婚证的女人。虽然入狱后收到了她寄来的离婚书，他也签了字，但心里始终放不下。
回到亚特兰大后，生活依旧。一天，我路过老袁家，顺道去看看他。一见面，他异常兴奋，拿出一封信给我看——原来是他当年未结成婚的那个女人找到了。老袁平反后，曾托昆明朋友打听她的下落，但多年没有音讯，如今终于有了消息。老袁激动得立刻买了机票回国，这一去，将近一年才回来。回来后，他像变了个人，精神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岁，原来，他当年托昆明的铁路朋友打听，那位朋友其实早就知道那女子后来的情况。“文革”期间，因为老袁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了无期，虽然离了婚，那女人仍受牵连，被下放到县里的学校做非教学工作，处处受排挤，最后无奈嫁给当地一个年长的老工人，日子过得很艰难。朋友不忍心告诉老袁实情，直到那女人的丈夫因病去世后，才写信如实相告。
老袁回昆明后，两人见面，抱头痛哭，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随后，他们再次登记结婚，终成正果，真是天大的喜事。之后的日子里，老袁开始准备材料，申请夫妻团聚移民签证。等待批准、转到广州美领馆面试、太太办好护照、签证下来，一切顺利。老袁订好从香港飞亚特兰大的机票，寄给了她。朋友们都很为他高兴，我也忙着帮他粉刷房屋、整修厨房。
到了接机那天，我们一大帮人和老袁早早到了亚特兰大机场。那时还允许到出口处接人，我们从第一拨旅客开始，一直等到最后一名乘客和空乘人员都出来，出口门都关了，却依然没见到他太太的身影。我们赶紧找到国泰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查询。工作人员认真查阅航班记录后告诉我们，记录显示，这位女性乘客并未在香港登机，并安慰说，可能是错过了登机时间，后天还有航班。可那时袁太太没有手机，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第三天下午，我们又聚在老袁家，准备晚上九点出发去机场，快九点时，老袁家的电话响了。他立刻去接，我站在门口等着。只见老袁对着电话说：“对……对……什么？！”紧接着大喊一声，话筒掉在地上，人也瘫坐了下去。我冲过去捡起电话，急促地问：“出了什么事？请跟我讲！”电话那头说：“我们是云南省公安厅。刚接到广州市公安局通知，前天在罗湖桥（香港口岸）附近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伤者虽经奋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从她个人物品中查到她丈夫袁先生的美国电话，我们遗憾地通知他，并请尽快回国处理后事。”我一边听，一边挥手让朋友扶老袁到床上，手忙脚乱地记下电话中的重要内容。
这就是和老袁去坎昆，照片是他拍的，地名叫奇琴伊察（Chichen Itza）
欢聚总是短暂的，离别却常常是漫长的，老袁再一次回国，是去处理他太太的后事。前些天听朋友说，老袁也走了，我心情沉重，夜里开始写下这些文字，愿老袁在天国再无悲痛，与亲人永远团聚。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全部由徐丰盈提供）
作者： 徐丰盈
文章来源：东四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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