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群复旦学生在“飞虎队”作翻译
文章原标题 “1941年在“飞虎队”作翻译”
“抗日战争中,复旦人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他们是史迪威将军的翻译,是《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是陈纳德飞虎队的后勤官……他们出生入死,壮怀激烈。”
似乎一切都是偶然的。与朋友闲聊职场人生,无意间他谈起,他父亲当年还曾是陈纳德飞虎队的翻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941年的职场故事,反成了探询的核心。终于,有机会拜见了朋友的父亲——沈老先生。
“那是1941年的深秋……”年近耄耋的沈老先生看起来很矍铄,谦和的笑意一直浮在嘴边。谈起那段往事,他如诉昨日。
突如其来的职场路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开始内迁至重庆北碚,当时在读的沈老先生也开始和重庆结缘。194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本是学财务会计学的沈老先生突然接到去校长室开会的通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吴南轩先生亲自主持会议。吴南轩先生说:有美国空军志愿队来中国抵抗日本侵略,需要翻译,所以在学校选出他们十几个外语好的学生,希望他们能积极参与到革命中去。而且,如果报名,还有奖励学分,可以提前毕业。当场很多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沈老先生也不例外。他说,一个是觉得能报效祖国,还有就是想到能提前自立。
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后,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
培训军事英语
很快,他们接到了去昆明“战地服务团”报道的通知。一群复旦学生在重庆相国寺集合,然后乘了3天车到什么有车到贵阳。再换卡车,颠簸两天,到达云南曲靖。之后,改乘火车去昆明。当时铁路刚修好,路基不牢,所以火车走走停停。车上没有餐车,每到吃饭的时间,火车就停下来,让乘客到附近找地方吃饭,吃好饭,再上车继续前进。不长的路程,火车竟然开了个把星期才到昆明。
“战地服务团”设在昆华农校,这里也是早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舍。校舍环境非常艰苦,但是每个学员却能领到一套崭新的灰色卡其衣服,上面还有中尉的标志,这让穷学生们欢喜异常。参加培训的学生不到100个人,训练班的老师都是西南联大的老师。这里学的英语,和平时课堂上讲的英语大不一样。口语是重要的训练部分,还要讲许多气象知识方面的英语,航空知识也是必修课,包括一些单词在航空中的特殊用途,以及机械方面的知识等等。
珍珠港事件的作用
还没等沈老先生他们培训结束,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次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英美相互宣战,美国空军支援队立刻决定开始参战,沈老先生他们这些第二批“战地服务团”的成员,还没有培训结束,就匆忙上岗了。沈老先生当时任气象预报团的翻译,主要负责把中文的天气情况,及时翻译给“飞虎队”的指挥们。
昆明巫家坝机场曾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除了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司令部外,也是驼峰航线最主要的终点站机场。当时昆明巫家坝机场只有几间房子,很简陋,但电话线却可以通到云南全省防空司令部。
云南设有防空哨,看到飞机有人立刻报告。看到日本飞机称敌机,看不清就说是飞机。翻译们要把这个信息随时翻译给地面作战的美国民航。如果是敌机,立刻作战。
记忆:
1941年12月20日,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升空迎击,并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10架,被击落6架,3架负伤。志愿队无1架飞机损失。志愿队的初战胜利,给饱经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志愿队举行庆功会。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12月23日,陈纳德派第3中队转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
沈老先生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击落了多少架敌机,只远远看见飞行员走下飞机时欣喜若狂的样子。
见识:
沈老先生服役的时间只有一年,也不过远远见过陈纳德几面。但他的同学无意中见过一次宋美龄,于是颇引以为豪。据说,一向重视空军的宋美龄即使在视察工作时,也是风华绝代的气度。她不穿军装,只是披一件黑色的大氅,在类似旗袍样竖起来的领子上,挂着空军上校的军衔。小资!
1941年的昆明,是中国最时髦的地方。酒吧、夜总会的浪漫氛围,给美国大兵和中国当时的白领创造了小资的氛围。沈老先生他们当时的薪水不多,但也会偶尔去喝上一杯咖啡。
陈纳德“飞虎队”简介“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他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半年间击落敌机397架,夺回大西南上空的制空权。“飞虎队”的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
文章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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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许渊冲是第二批入选飞虎队翻译的, 他回忆“我们班是1941年10月参加的,都是四年级。全国各大学,如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一共出了70多人,联大占了一半。不能都给飞虎队,陆军也要。飞虎队分两组,一组跟军队,一组到招待所。我在1941年11月和12月受训,第一关要搞清飞机的种类和情况,比如美国的P40、英国的水牛、日本的零式……第二关要记住中国、日本、越南、缅甸等国的地名。后来我被分到机要秘书室的情报科,设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大队有四个组,G1管人事,G2管情报,G3管作战,G4管后勤。当时,机要秘书是林文奎少校。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空军学校,是第一期第一名,宋美龄也奖给他一块手表。他爱国。后来在台湾做了空军司令。”
“复旦校史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2年,当时的校长吴南轩把外文系的高材生曹越华同学叫去,对他说:“你即将毕业,现在中印缅战场形势紧迫,盟军急需大量的翻译人员。”曹越华听后热血沸腾,毅然报名,成为学校派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史料显示,仅1941年至1944年间,复旦就有660余名学子投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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