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知与云南教育

3 4 月, 20213 4 月, 2021 admin 3658 Views 医疗, 教育

编者按:龚自知（1896—1967）,字仲钧,云南大关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生。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历任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及东陆大学教授,云南教育司参事,昆明市政府教育课课长,昆明市立中学校长。1917年11月创办《尚志》杂志传播马列主义。1928年12月,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部秘书长。1929年11月,任云南省政府委员,12月兼教育厅厅长。1935年创办《云南日报》并主持编务10年。1945年5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云南省参议会议长。1948年行宪后,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后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副省长，民革云南省委主任委员。1967年5月7日逝世。著有《文章学》。

姚篷心生前跟我多次谈过龚自知的情况。解放前后,我跟龚自知先生都有过工作关系,但对他并不了解,只觉得这个人在云南教育和新闻事业上确实有过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据说,龚自知对《文心雕龙》有较深厚的基础,但我既未听过他的讲述,也没有读过他在这方面的作品,这里只是将姚蓬心(包括徐家瑞同志)跟我零零星星的谈话略加整理,以供研究云南近、现代史者的参考。徐、姚均已作古,不能起而问之,文内如有不当之处,由我负责。

在旧社会,由于文人相轻,尔虞我诈,对龚自知有时是毁誉参半的。20年代,有人叫他“龚小鬼”,也有人说他是“名士派”。叫他“小鬼”是说他鬼头鬼脑,只会耍笔杆,尖酸刻薄,只说不做,是故作矜持,只靠名气吃饭的“名士”。关于这一点,与他曾任一家报纸编辑时写过文章揭露唐继尧的野心和苛政有关。为了报复龚自知,唐继尧派人将他的手腕打折。这一打,倒把龚自知打出了名。另一些人亲切地叫他“小鬼”、“小龚”,除了其人矮小以外,还有赞赏他的勇气之意,如徐家瑞谈到龚自知时,就是使用带亲昵的“小”字。
其实,龚自知倒是一个很聪明、有办法、有魄力、确能做一番事业的人。他在旧官僚中,一般较能平易近人,是个文人气质比较重的人,有一定的学者风度,但他没有旧文人的滥脾气。龚自知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但对下层,并不像别的官老爷那样颐指气使。处理公务也不完全依靠秘书,往往自己动笔。抗战时期也不像别的官僚发国难财,衣食住行比较简约,很长一段时间,全家都住在教育厅的机关宿舍。抗战时期为了跑警报,搞得一部破旧的汽车,据说是缪云台送给他的。他收入的钱大多花在买书上,连云巷宿舍的会客室和书房都摆着满架图书。有人说他教《文心雕龙》很受学生欢迎,从政后就没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了。

龚自知编《文章学》

龚自知在省教育厅任内,对云南教育事业的贡献,首先是清理、整顿云南的教育公产,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在军阀混战年代里,教育被搞得气息奄奄,有些教师成年累月领不到薪水,不得不几校兼课或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而有些文武官员,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向教育公产提款;有的地方,常常把数育经费搜刮得一干二净;也有的是经手人趁火打劫,监守自盗,连账本、田契、房契也烧毁了的。于是,龚自知首先在省里成立了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统管统收,各学校里也建立了严格的会计制度。回族老教育家杨文波就负责这项工作,此人确实是一位可以信赖的管家,在他任上,教育经费确有保证,省立学校没有闹过恐慌,尽管抗战期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省立学校也没有因经费问题关过门。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原来按学田等教育公产的收入来开支,是满足不了需要的。经过龚自知的力争,省政府将烟(不包括鸦片)酒专卖税、牲屠税(后划规财政厅)划给教育厅管收。作为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来源。当时征收烟酒专卖税,曾得到了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如景明号的郑一斋,就是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那时,景明号代理颐中烟草运输公司在云南的批发业务,垄断昆明乃至全省的纸烟业务。郑一斋对这笔烟税,总是率先上缴,有时烟刚运到尚未批发,就先上缴烟税。所以,烟酒专卖税对发展云南教育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龚自知深知,若要发展教育,首先需要培养好办教育的人,除加强和完善已有的师范学校外,为了培养各地中学师资,创办了大专性质的师范学校(后并入云南大学)。三十年代初期的师范学校,就设在现昆明二中南院,还增设了中专性质的民族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体育师范学校、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专为各地中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这在当时其他省市中还是少见的。另整顿、合并了一些中学,新开办了几所民族中学以及带示范性的省立小学。为了吸收国外办学的经验,曾派出一批中学校长、教师到欧美考察和进修,这批人当中有徐继祖(省立昆华中学校长)、杨家凤、秦淑贞(后来的昆华女中校长)等。为了给云南培养教育人才,40年代又在龙云、缪云台等的支持下,考送了留美学生40名,其中一些人在解放后获得了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还入了党,如谭庆麟等。此外,曾给被教育厅认定的在省外公私立大学上学的学生核发奖学金,一般每人每月15元,还有汇水减半的优待,入学及毕业,另发给旅费。这样,学生就学时可以完全不仰赖家庭供给。据说若考取香港大学,奖学金则更为优厚。

龚自知配发全省的《万有文库》

对于建盖学校、增设学校和增加社会教育设备方面,龚自知将设在昆明的省立师范、省立一中、省立女子中学、省立工校、省立农校等均冠以“昆华”二字。连昆明的文卫机构也纳入了“昆华”系统,如省立医院叫昆华医院,省立民众教育馆叫昆华民众教育馆,省立图书馆叫昆华图书馆,另有昆华护士学校等。在龚自知的主持下,原昆明大、小西门外形成了学校区,又为昆华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农校建盖了规模相当大的新校舍,同时增加了昆华工校的教室和教学设备。与此同时,对全省办得有成绩的中学,增发了一批理化仪器和动植物标本,配发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集成》等书籍。对于发展社会教育方面也积极创造条件,加强了全省民众教育馆的设施和作用。例如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即为当时的李家鼎等人宣传抗日救亡,举办歌咏活动的基地之一。教育厅对当时的民众教育馆除给予扩充设施外,《万有文库》等读物及标本等,也一视同仁的给予分配。为发展社会教育,教育厅曾以省艺专话剧学生为基础,建立了“戏剧教育队”(简称剧教队),到全省各地巡回演出,其宣教内容虽以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主,但仍容许有一些抗日救亡的内容。对于体育活动方面,除在各学校尽可能设置体育场外,如东陆体育场、光华体育场等。在扶持各地大力开展社会体育活动方面,如昆明继开办拓东体育运动场后,又在潘家湾开辟了一个运动场,翠湖也一度建立了游泳池。当时李立贤(陈方)、邓墨林(现美籍华人)等就在这个游泳池中举办过游泳表演。教育厅为提倡体育,还曾举办过几次全省性的运动会,选送过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员。

龚自知为天祥中学题词（龙美光提供）

龚自知还大力提倡和扶植私人办学,苏鸿纲创办私立求实中学就曾得到过龚的大力帮助;对私立南菁学校,龚则亲任常务校董。抗战期间,昆明设立了不少私立中学,如峨嵋、天祥、金江、龙渊(后改省立)、天南、五华、建民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私立中学,这些学校培养的大批学生,不少参加了革命,当时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都在这些学校里教书,传播革命思想,有的还打进了省立中学撒播革命种子。这批种子后来都已发芽、开花、结果,很多人成了革命的骨干,不仅在云南参加了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有的还到省外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骨干作用。上述这批私立学校在创办登记时,凡是通过教育厅的,龚自知都给予了许多方便,也不干预这些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务行政以及教学内容。龚自知对于国民党省党部发出的种种责难,只要龙云不吭气,就来一个“相应不理”,甚至在暗中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有的还争取到龙云的支持,使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无可施其伎俩。在当时进步力量的支持和领导下,在昆华中学学生反对陈玉当校长,昆华师范学生反对王政当校长的斗争中,龚自知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办法对待,使学生们终于获得胜利。

龚自知在省教育厅长任内,很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省立各中学都设有校医室,免费给学生治病(治一般病痛和运动受伤之类,不管慢性病)。为了给各校配备医护人员,他专们办了医士学校,培训西医。

昆华医院（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西医历来多由军队办军医学校,当时从日本学医回来的西医,都主要为军队服务,周仲宣、李丕章等都是较为有名的老军医。龚自知则着重培养中、高级西医。医士学校只为一般中级医校,更主要的是支持和帮助云大开办医学院,培养高级西医。云大医学院开办初期聘请有当时知名人士范秉哲、秦光弘、徐彪南、杜棻等为教授,云南自此才有了自己培养西医的专科院校。在此之前,云南学生只有到省外才能攻读西医,因此当时设在昆明的教会医院,如法国医院、惠滇医院、甘美医院的外国医生都很拿“俏”,而从省外学医归来的云南籍学生也倍受欢迎,如吴信奇、沈仲苓,至今仍被老一辈人所叨念。30年代末期,为对抗洋人办的医院,以龚自知为首倡议,藉抗战时期疏散来昆的一批医务人士,于1939年建成昆华医院,聘请在外行医的滇籍教授秦光弘为首任院长。该医院就是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云大医院（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龚自知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建树,当然是依附龙云政权并得到龙云支持的。所以,在政治上他离不开龙云,龙云也很尊重他。有人说他们是昭通八属的同乡关系(龚是大关人),也有人说龚自知是龙云的智囊。在一些政治问题上,龚自知也有自己的看法,如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龙云到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由龚自知随行,旅途中在西安与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机到达南京,回来后在《云南日报》发表了《随节入京记》,称中共领导人“真豪杰之士也”。那时,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在有些问题上,龚自知对龙云也确实发挥过一些作用。龚是国民觉中央委员,但他跟那些国民党顽固派从来搞不好,龚到省党部去多半是代表龙云开会,平常则不跟那些人往来。他到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时,常去找李根源、于佑任等元老,在云南他欣赏张子斋、刘宝喧等人。张子斋在昆华女师教书时,龚就很欣赏他的文才,龚对张克诚、李济五也很欣赏,并给予扶持。抗战时期,黄炎培派孙起孟到昆明开展社会职业教育,龚不仅给予用房支持,还特聘孙起孟到教育厅任视导室主任,又支持他们办起了实验小学,放手让职教社在培养社会职业青年中发展进步事业,为创办实验教育作出过一定贡献。但对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进步民主人士则很少接触或不接触,大约是怕这些人太“红”而“明哲保身”。龚为了保住自己,避免闯大祸,1938年他先是支持、后又制止《云南日报》连载毛泽东的文章《论新阶段》;1944年春发表《济文化人》的社论时,又借口开除了几个报社的編辑,这些都说明了龚自知有其两面性。
龚自知对于抗战的态度是坚决的,没有听说他发过“国难财”。据说某人准备接见汪精卫派来的代表征询龚的意见时,他对这人讲了一通“留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道理,终于说服了此人拒绝了这次接见。因此,旧军政人员除了少数人外,一般对龚都是比较尊重的,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后继续将龚请去作智囊。随后,龚又支持卢汉起义,解放后作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比起他同时代的官僚来,算是受到共产党的优厚礼遇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戴上帽子后,他不愿多见人,连见了我们也不说什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平心而论,龚自知确实是在旧官僚中为云南做过好事的人。
(大关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抄荐)

作者：马仲明

马仲明（1913.10.8—2009.6），原名马玉生、马昆，男，汉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人。曾任滇桂黔边纵队第十支队代副司令员，滇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蒙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30年底，马仲明先后考入昆明道路工程学校、昆明农校、昆明财经训练班就读，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6月，马仲明到《云南日报》采访部当记者，1943年末到昭通兼任《云南日报》昭通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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