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琪: 寻觅“朝鲜公子”
2008年9月,我首次参加(美国)中国航空公司协会(中航协会)在旧金山的年度聚会,日程之一是到中航驼峰华人机长陈文宽家中聚餐。陈老知道我在搜寻中航驼峰空运的历史,特意介绍了一些老相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航任飞行员的往事。其中一张相片是1942年7月陈文宽为机长、潘国定为副驾驶、华祝为随机报务员的三人机组于探索开辟驼峰新航线前夕的合影(三人合影)。该相片于2013年夏在北京由民航博物馆的永久展在国内首度展出,又于2015年春在中航协会与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及南京市航空联谊会共同举办的驼峰空运专题展上展出,至今已广为流传。
1942年7月中航三人机组于探索驼峰新航线前夕的合影,左起:陈文宽、华祝、潘国定(陈文宽提供)
陈老还向我介绍了另外一张合影,是在同一场景下,该三人机组加上一位着装与他们不同、长着亚洲人面孔的年轻人的四人合影,陈老指着那位第四人用英语对我说,“This is Korean prince.”(Korean可译为“朝鲜的、韩国的”,prince可译为“王子、王孙、贵族”。根据后来发掘出来的史实,应译为“朝鲜公子”——笔者) 我当即对这张相片拍照留下记录。因陈老讲述的往事信息量很大,当时我并未细问这位“第四人”是谁,是否中航人员,但“Korean prince”这个描述深深刻在脑海中。
1942年7月初,中航三人机组与“朝鲜公子”在探索驼峰新航线的C-53型飞机前的合影,左起:华祝、潘国定、“朝鲜公子”、陈文宽(陈文宽提供)
光阴荏苒,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继续挖掘中航历史,在所接触到的中方、美方的系统史料中,知道曾经在中航担任过飞行员和机械师的主要是中国人(含华侨)和美国人,此外还有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德国人、瑞典人,但不曾看到或听说过有朝鲜人。也许“第四人”并不是中航人?那他是谁?又因为他穿着考究烫贴的制服并打着领带,没有戴帽子,与即将执行特殊任务,穿着中航夏季制服的三人机组有很大差别,会不会是韩国王子(Korean prince可译为“韩国王子”,当时韩国在中国有临时政府)在美军服务?心中有无数猜测。
三个月前,偶然发现了一个方向,我循着这个方向解开了谜团,查访到四人合影中的“第四人”是抗战时期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械师兼副驾驶、中航飞行员孙基宗。
2018年8月15日,接中航驼峰飞行员徐定中之子、广东省航联会副会长徐国基通知,我参加了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举行的纪录片《天空中的记忆》首发式暨观影会。参观中注意到活动主题板上有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专家姜贞爱博士的名字,便向活动组织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黄建华打听到了现在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的姜贞爱的联系方式。姜贞爱告知那个时期在中国空军服务的朝鲜人有孙基宗和金英哉,但没有看过相片,不能确认是二人中的哪一位,又告知孙家的人现在可能在云南。于是我求助昆明好友戈叔亚(滇西抗战著名研究学者),热心的戈叔亚即刻发动各路资源,通过龙泉古镇文化研究院负责人洪海波打听到孙家小女儿孙国娟居北京,最终建立了与孙基宗的三位女儿的联系。期间,我搜索到孙家姐妹在网上发表的1965年孙家全家合影,将1965年的孙基宗相片与1942年的“第四人”相片比对,更坚定了信心,只待时机进行确认。
1965年孙基宗全家合影,前排左起:大姐孙国珍、父亲孙基宗、五妹孙国娟、母亲陈功正、二姐孙国慧;后排左起:大哥孙吉相、二哥孙德相(孙基宗家人提供)
孙基宗1942年与1965年相片对比(陈安琪提供)
10月15日,我在成都陪同美国友人鲍勃前往建川博物馆义士广场拜祭了中航首架驼峰坠机CNAC-60号机三烈士之一布朗(鲍勃的表哥)塑像后,将“第四人”的头像相片上传到孙家姐妹微信组询问,从事艺术创作的孙国娟一眼便认出说“上面的照片肯定是我爸,珍贵!”她从脸形、骨骼结构、双耳、发际线,甚至是神情(只有亲人才有的直觉),并庆幸相片中孙基宗没有戴帽子,可以清楚看到太阳骨,非常确定“第四人”就是孙基宗。
孙国娟微信确认“第四人”就是孙基宗(陈安琪提供)
孙基宗(1911~1991),原籍朝鲜黄海南道殷栗郡长连面东部里1062番地,父亲孙斗焕。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19年,孙斗焕随朝鲜独立运动领袖金九来到上海,在韩国临时政府工作;1925年入广州黄埔军校工作,期间认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在副校长、北伐总司令李济深的办公室当副官,主要工作是招募和训练朝鲜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北伐;1926年被共产国际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陆军大学深造;抗战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校教过日语,在韩国临时政府任职;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他于1946年回到韩国,后随金九应金日成邀请转往朝鲜,任朝鲜劳动新闻社副主编。
11月11日上午,我在参加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与广东省航联会组织的空军节纪念活动中,与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常砢(前空军副司令常乾坤之子)谈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学员中有朝鲜人的往事,他回应说当时确实有不少朝鲜人。联想到常乾坤是1925年入学的黄埔军校四期生,且在1926年7月赴苏联入红军航空学校深造,相信常乾坤和孙斗焕的人生轨迹在黄埔军校和苏联有交集。
孙基宗9岁时到上海与父亲孙斗焕会合,在上海读中小学,1928年初中毕业,1929年初进上海高等汽车专科学校机械高级第一班学习,1930年7月毕业,因为发动机原理是一样的,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有关飞机的工作:
1930年11月进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南京航空修理厂后勤部任机械士;1931-193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长侍从室飞机管理处”任蒋介石专机随机机械员兼副驾驶,中尉军衔;1938-1940年继续在中国空军工作,具体职务不详;1941-1945年初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中国空军的最高管理机构之一)飞行工程师,负责DC-2货机机务;1945年4月,美国总统赠送一架崭新的C-47客机给蒋介石,是为“美龄号”,衣复恩任该机机长,孙基宗、王英哉(即金英哉)、邓必成为随机机械员;1945年秋孙基宗转入中国航空公司任副驾驶;1950-1952年任上海民航飞行副驾驶;1952-1957年任重庆民航飞行工程师;1957-1965年任云南民航航空地面设备工程师。孙基宗从1930年到1945年一直在国民政府、中国空军服务,经历了中国抗日战争14年全过程,为此荣获宣威勋章。
孙基宗的飞行员身份识别牌上显示的英文名“C.C. Sun”(孙基宗家人提供)
孙基宗虽长居中国,但对祖国魂牵梦萦。他于1944年与陈功正女士结婚,育有二子三女,为使中国政府承认五位子女为居住在中国的朝侨,得到周恩来特批将他们退出中国国籍,从而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绿卡)。1991年,孙基宗在云南昆明去世,按照其生前愿望,孙国娟在朝鲜的哥哥把孙基宗的骨灰安葬在朝鲜新义州。孙基宗半生漂泊,终落叶归根。
孙基宗于1990年10月28日获颁的朝鲜护照,48年后的晚年形象与1942年的“第四人”依然相互印证(孙基宗家人提供)
孙基宗夫人陈功正的父亲陈积善,1926年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国防部二厅厅长、五省巡官,少将,1949年在武汉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在湖北省政府工作,上世纪60年代末期去世。陈积善从1926年开始便在中国陆军工作,也是参加了抗日战争14年的全过程。
1947年身穿中航飞行员制服的孙基宗与夫人陈功正在上海亚培路(今陕西南路)寓所前(孙基宗家人提供)
10月16日,我带着打印好的大幅四人合影,约上戈叔亚共同前往昆明孙家,孙妈妈陈功正今年96岁,身体精神都很好,记忆特别清晰。二姐孙国慧在家,三妹孙国娟专程从北京赶回来,还有孙家好友、对孙家家族史很熟悉的倪静如。六人欢聚一堂,共看孙家老相册,细细寻觅孙基宗的朝鲜背景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轨迹,大量孙基宗的老相片与“第四人”进一步相互印证。可惜孙家相册里边的孙基宗抗战时期的老相片和三代单传的族谱,在“文革”中全部被付之一炬,一张都没有留下。这张在远隔重洋的美国旧金山陈文宽家中保存的76年前的四人合影,竟然成为孙家迄今唯一拥有的孙基宗抗战时期的相片,而且拍摄时间是在中航三人机组即将启航开拓驼峰新航线征程这样的特殊时刻,弥足珍贵。孙妈妈与孙家姐妹感慨万端,热泪盈眶。我还将驼峰空运后代于2015年秋在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举办的驼峰空运中国英雄展览的画册送给孙家,孙妈妈认出画册中的潘国定、陈达礼、邓重煌。据孙家姐妹回忆,孙基宗曾与陈文宽一道驾驶过飞机。
2018年10月16日陈安琪探望孙妈妈(孙国慧、孙国娟提供)
2018年10月16日在孙家确认孙基宗抗战相片,右起:孙国慧、陈功正、陈安琪、倪静如、戈叔亚、孙国娟(孙国慧、孙国娟提供)
孙家两代三位前辈:孙斗焕、陈积善、孙基宗,在中国抗战14年中,或服务于中国军队,或参加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且孙斗焕曾参加北伐,可歌可泣,理当载入史册,为后世铭记。
鸣谢:在本文搜集史料过程中,美国朋友张建京及其团队一如既往提供了许多帮助,特此深表感谢!
[参考资料]
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
衣复恩著:《我的回忆》第六章“担任总统座机长十年”
孙基宗家人保存的物件文件及口述记忆
陈安琪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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