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与西南联大地下党
西南联大是云南历史上的光辉篇章,谱写和铸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除了是一座具有优良学术传统的高峰,西南联大同样闪烁着中国革命的光芒。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等革命先辈的带领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革命火种在这里越照越亮,最终点燃了第二条战线斗争的热火,推动了一二•一运动的爆发。
临危受命 革命南来
1941年,国民党当局不顾抗日大局,悍然发动了针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康泽率领一批特务到达昆明,准备大规模逮捕这里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妄图建立昆明集中营。山雨欲来,一时间昆明的革命形式变得十分严峻。中共云南省工委获悉情报后,及时疏散了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使党组织免遭了一次大破坏,粉碎了康泽的阴谋。
在严峻的革命形式下,1941年6月,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带着周恩来的指示,郑伯克从重庆来到昆明,并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来到昆明后,首先恢复了与云南地下党员的联系,并在充分了解云南党员和革命的情况后,决定对云南的党组织实行一条线的单线联系。在贯彻南方局指示精神的同时,郑伯克对云南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深入调查,这为他领导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重建西南联大党组织
“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党员由56名降为10人左右,实际联系上的只有9人,郑伯克对他们实行单线联系,由自己和刘清、侯方岳等同志联系这些党员。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联大的实际,遵照毛泽东、周恩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郑伯克开始着手恢复和重建西南联大党支部。恰在此时,从鄂西、重庆、陕西、两广、南洋等地转入的部分党员来到西南联大,部分疏散出去的党员重新回归联大,使联大党员力量得到了加强,为联大党支部的建立创造了基础。
就在郑伯克准备重新建立西南联大党支部之时,1942年1月6日,一起由进步学生自发的“倒孔运动”在联大发生了,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此时郑伯克正在护国路合作金库上班,忽然听到窗外大街上有学生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他感到很震惊。认为这一行动与当时党组织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是矛盾的,不符合当前革命斗争形势。
于是,郑伯克急忙找到西南联大党员了解情况。通过联大学生党员何功楷,他了解到联大学生、原鄂西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原名马千禾)在这一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郑伯克迅速与马识途取得联系,得知马识途是由于找不到党组织,没有接上组织关系,而又出于对孔祥熙的义愤,才积极参与了“倒孔运动”。
这次“倒孔运动”是由联大进步学生自发举行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还有与孔祥熙有矛盾的CC系和三青团等,还得到了四川和贵州地区大学生的响应。一时间掀起了反孔高潮,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不安。之后,蒋介石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于禁止”,后又派康泽来昆,企图镇压学生运动。事后,由于龙云的抵制,国民党当局和康泽的阴谋没有得逞,被迫疏散的马识途及其他进步学生重新回到学校。
经过这次“倒孔运动”,郑伯克充分认识到重新建立西南联大党组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考虑到马识途在此次运动中的表现,决定成立由马识途为书记的西南联大党支部,由郑伯克直接领导。在马识途的建议下,支部吸收了中文系学生党员齐亮、何功楷等加入。这是“皖南事变”后联大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对于推动西南联大及昆明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三勤”密切联系学生群众
西南联大党支部虽然建立了,但是面对的困难不少。三青团把持了学生自治会,一批职业特务“学生”乘隙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发展三青团员,以免费旅行或毕业后安排工作等诱惑拉拢学生,宣扬国民党的“党国效忠”思想,具有一定的蒙蔽性,这在学生中造成了一定影响,不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针对这种情况,郑伯克果断地提出了加强党员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贯彻中央“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措施,要求西南联大党支部党员和进步同学勤奋攻读专业知识,努力学好功课,以便在群众中起到模范作用,在同学中树立权威。支部党员们认真学习,在每次作业和考试中都会取得高分,其中党员齐亮学习刻苦,很有学术研究潜力,得到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的赏识。正是因为像齐亮这样的一些榜样,让联大党支部受到了师生们的赞誉,并树立起了威信。
除了在学习中树立权威和榜样外,支部党员还通过创办膳食团赢得学生群众的支持。西南联大在滇8年,艰苦办学,物质极度紧缺。许多学生从沦陷区逃亡而来,他们依靠国民党当局的贷金维持生活。但随着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原本的贷金已无法保障学生们的基本生活,很多学生不得不到处兼差。
学校的伙食很差,吃的饭常常夹杂着谷子、稗子、沙子、老鼠屎等,被同学们戏称“八宝饭”。为改善学生们的饮食,在郑伯克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党支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党员齐亮和罗长友经过深入了解,在学校办起了膳食团,得到了广大同学的支持。
虽然支部党员们勤勤勉勉、精打细算经营膳食团,但终究还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为此,支部党员在认真分析后认为,要改善同学们的生活还需提高贷金金额。之后,支部党员齐亮联合其他膳食团成员,共同向学校提出了增加贷金的要求,并最终得到了校方的同意。一系列举措,让联大党支部深得人心,并获得了同学们的广泛支持,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一二•一运动爆发积蓄力量
1945年10月2日,蒋介石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3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受蒋介石令率部与龙云部发生激烈冲突,6日,龙云被迫下台,后关麟征被任命为云南警备司令。此时,昆明的革命形式严重逆转,变得异常严峻。
面对此种斗争形势,郑伯克果断采取了防范措施,转移了与龙云关系密切的华岗同志,并对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进行了调整。由他负责联系的6条线,全部都实行个别联系。其中,袁永熙、洪季凯、王汉斌等党员逐步组成第一党支部,领导“民青”一支;马识途、齐亮毕业离校后,由李明、许乃炯、陈彰远(刘新)等组成第二党支部,领导“民青”二支;留校助教的郭沂曾、云大助教殷汝棠负责大学教职员的工作,由郑伯克联系。至此,西南联大党组织力量得到了保存,并为一二•一运动的爆发积蓄了力量。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郑伯克和西南联大党组织同志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反对内战的时事晚会,引起国民党当局李宗黄、关麟征的警觉。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郑伯克和联大党支部商议,决定改时事晚会为校内集会,由联大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请张奚若教授向关麟征疏通(张、关为同乡,而且受关敬重),并征得了联大校方的同意。
11月25日下午7时,集会在联大新校区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大会得到了西南联大教授和昆明大中小学的支持,约6000余人参加了集会。国民党当局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军层层包围了联大新校舍,并多次向会场发射低枪弹。虽然子弹在集会的学生头上飞来飞去,但大家镇定自若,坚持开完了集会。
自大会召开后,国民党当局抓紧了对进步教授和学生的迫害,在这个过程中,西南联大党组织始终坚持斗争。由于国民党加紧独裁和迫害,最终导致了一二•一运动爆发,拉开了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郑伯克领导西南联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是其在云南地下工作10年的重要方面。在领导西南联大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过程中,郑伯克始终认真贯彻党中央工作方针,创造性地开展了“三勤”工作,使西南联大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为民主斗争蓄积了强大的力量。
作者 李红英 王浩禹(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
资料:郑伯克
四川大学肄业。1927年,开始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任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江湾区委书记、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国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沪西区委书记、上海国难教育社总干事等。1935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秘书、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秘书。1938年后,任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川康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云南省工委书记。
1949年后任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建国后,1950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秘书长。1954年,任云南东川地质勘探分队副分队长。1956年,任城市服务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商业部教育局局长、干校校长。1978年后任中央组织部接谈组成员,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局长。1983年,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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