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初的大学，主要有国立、教会、私立三种形式。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而学校又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在这方面，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有过许多评论。比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好人士为纪念张伯苓先生70寿辰，出版过一本书，名叫《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做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70-271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司徒雷登毕竟是中国通。他的比较非常准确，评价也恰如其分。
“弃武从教”的原因
张伯苓祖籍山东，1876年清明节出生于天津。据说他的祖辈曾在大运河上贩运粮油杂货，稍有积蓄后在天津开了一个店铺。因生意兴旺，其祖父和父亲都选择了弃商习儒的科举之路。不幸的是，二人多次应考都屡试不中，张家也因此走向衰败。尽管如此，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却酷爱音乐，因擅长琵琶，有“琵琶张”之誉。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说“张家的家道，随着张久庵的弹拨声，逐渐破落下来。”（同上，第11页）但是胡适不这样看。他颇为同情地说：张的父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骑术的射箭好手。把一份颇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之后，张老先生迫不得已去教小学生维持生活。”（同上，第94页）到张伯苓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到还需要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才能度日的地步。
张伯苓从小性情刚直，聪明过人，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报考免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堂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里面楼台掩映，花木参差，环境幽雅，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几年，是张伯苓无忧无虑、奋发学习的时候。他是学校的高材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这所学堂，他学到许多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受到严格的注重实用技术的训练。可以说，这是他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按照水师学堂规定，学生修业期满，要上船实习一年。然而当张伯苓将要实习的时候，突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他看到北洋舰队的实力虽然比日本海军还要强，却被对方打得一败涂地，就连实习的军舰也没有留下一艘。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家等候。战争结束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通济轮是战后幸存的一艘练习船，经过甲午海战，船上官兵士气低落，官不管兵、兵不管舰的状况非常严重。一些老兵给他讲述黄海大战的情景，再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使他清朝海军完全失望。
1898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刘公岛是水师提督衙门所在地。在那里，张伯苓亲眼目睹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所谓接收，就是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的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易国帜”，使他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对洋务派“求强求富”的所谓现代化道路产生怀疑，也使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被彻底粉碎。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来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同上，第95页）
吴敬琏在《怀念张伯苓校长》一文中说：“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的家馆里教授西学，然后1904年与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吴敬琏自选集》第615-61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吴敬琏是张伯苓晚年的学生，他听到老校长讲述这段经历，仍然感到非常震撼，可见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
从“严氏家馆”到南开大学
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以后，遇到一位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吴敬琏所说的严范孙先生。严范孙名修，曾经担任过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提出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主张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事业。
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了个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个人，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1901年，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张伯苓同时在王氏家馆兼课。1903年，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并购买教学仪器。第二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04年10月，拟议中的“私立中学堂”在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该学堂第一期招收70多人，其中有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金邦正等人。一开始，学堂设在严家偏院，三个大房间当教室，一个小房间当办公室，大厅供集会使用。学校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各出一百两纹银。年底，私立中学堂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后因当局要求校名必须表明经济来源，遂改为“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为解决师资问题，学堂附设高级师范班，陶孟和等成绩优异者为师范班学生，同时在学校代课，实行半教半读。
第二年，学生人数骤然增加，陈旧的院落不敷使用，当地绅士郑菊如为学校捐出城南“南开洼”十亩土地。在张伯苓主持下，该校于1907年迁入新址，并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学生人数也增至五百多人。由于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南开中学于1915年开设大专班，到1917年，学生已增至一千人左右。1918年，张伯苓制订创办大学计划。翌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一开始，南开大学只是在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后来张伯苓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买土地七百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园。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校园以后，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年，张伯苓还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又增设小学部，到1932年南开各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三千人左右。这时的张伯苓，真可以说是现代的孔夫子了。
罗隆基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第一次听说南开中学，是在他刚从乡下来到北京，考入清华中等科的时候。他以为中国最好的学校是清华，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在谈到南开时总是赞不绝口，便产生一个疑问：难道除了清华以外，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赞美的学校吗？他还说，第一次听到“张伯苓”的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国女教师之口，因此他以为张伯苓是个外国人，后来才知道是个误会。因此他想：“张伯苓先生这位中国人真特别。北平许多学校正在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106-108页）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
罗隆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早在北洋时期，大学欠薪现象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怎么敢办一所私立大学呢？也就是说，他的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现有资料看，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进行游说的，弄得不好会让人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他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同上，第153-154页）
正是这种“不觉难堪”的理念，才使他四处奔走，筹款兴学；才使不少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先生捐赠土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当时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他们的善举有很大号召力。张锡祚还说：“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张伯苓纪念文集》第1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南开中学创办时的情况。
南开大学也是如此。据该校负责财务的华午晴和注册部主任伉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中介绍：为了筹建这所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张伯苓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这一次李纯虽然没有和张伯苓会面，却托人转话说：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当时张伯苓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谁料张返回天津不到两周，李纯竟突然自杀（一说暴死），并在遗嘱中说，愿意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有人说这笔捐赠为50万元，实际到位只有10万元。但是据华、伉二人说，事后其家属以公债形式交付学校，南开大学“实收入八十七万元。”这些说法也许与当时的币值与公债的换算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被人们视为军阀的李纯，还是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因此，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将军的。
1923年，南开大学要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十二万五千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七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十万五千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名靖）捐资十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八万元准备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三百五十箱，价值五十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日本东京出版协会也捐赠两大箱图书。（参见《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1-1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中可以看出，当年捐款数额在5000元以上者，还有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王占元、靳云鹏、张学良、陈芝琴等人（《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40-44页）。
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帐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帐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能以实现。”（《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96页）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虽然经费困难，但是从来没有依靠多收学生来解决经费问题。这是它与过去许多私立学校、如今许多公办学校的不同之处。
教师的延聘与培养
除办学经费之外，师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办学因素。
为了延聘优秀教师，张伯苓让出身于南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担任大学部主任。在凌冰主持下，先后来南开任教的有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吴大猷（物理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汤用彤（哲学）、萧蘧（经济学）、李继侗（生物学）、张忠绂（政治学）、陈序经（经济学）等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南开大学的实力。
何廉说，1926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刚到日本，就收到南开大学的教授聘书，月薪180元。在此之前，他还收到暨南大学的聘书，月薪300元。权衡之后，他还是选择了南开。他觉得，由于京津地区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教育水准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因此他还是选择了薪水较低的南开。
说到教育水准，首先要看教师的水平。据说早在南开大学创办的时候，美国罗氏基金团前来参观，听了邱宗岳先生讲授的化学课以后惊叹不已，随即为拟议中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南开的理科因为实力雄厚，也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持。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时，在81名院士中，出身于南开的就有姜立夫、饶毓泰、吴大猷、陈省身、殷宏章、汤用彤、李济、陶孟和、萧公权等9人。到了台湾后，又增加了萧公权、蒋廷黻、梅贻琦、钱思亮等人。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要想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重金聘请，二是自己培养。南开没有更多的钱聘请著名教授，只能选择第二种途径，这其实是更好的一条道路。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同上，第117页）他还说，上述许多人就是在南开成长起来的。南开大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也造就了许多学术大师，这是它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对于南开的学术环境和人际关系，何廉有也比较详细的描述——
第一，张伯苓的人格魅力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说，张先生高大魁梧，质朴真诚，认真负责，乐观热情。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说话，很少开口。熟悉之后，“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他）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
第二，南开的人际关系令人神往。何廉说：“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何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他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他是很好的激励。
第三，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让人感到满足。与其他大学相比，南开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但由于它从不拖欠教师工资，因此许多人愿意选择南开。另外，为了弥补工资较低的缺憾，南开的房租很低，再加上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几乎没有，因此何廉认为“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同上，第123-124页）
正因为如此，南开的教师都以一种全力以赴地的献身精神在工作，他们用心专一，从来不到别处兼职挣钱，这符合潘光旦所谓应当给教师一点宁静的观点，也是南开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当时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把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回来，用以改善教师待遇和教学环境，南开的许多著名教授因此去了清华。张伯苓深知南开虽然竞争不过清华、北大，但他坚信私立大学应该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提出：“我们有必要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同上，第128页）经过认真研究，张伯苓决定发挥地处天津的优势，成立经济学院，并实行教学、研究并重管理体制，经过几年努力，“学经济到南开”，成为人们的共识，南开的声望也大大提高。
“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
关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科学教育等等，真是见仁见智，五花八门。然而最能体现其教育思想的还是他在南开校训中提出的“允公允能”四个字。《诗经·鲁颂》中有“允文允武”句，“允公允能”显然脱胎于此。据孔颖达解释，“允文允武”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的意思。因此用张伯苓的话来说，“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对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以及“允公允能”的深刻含义，在台湾的南开校友雷法章有过精辟而精彩的解释。他说：“‘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引者按，此处应为逗号）不为己用，而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引者按：此处逗号可能是误植）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依法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这些话说得多好啊！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这就是张伯苓提倡“允公允能”的原因。换句话说，贪污腐败的盛行，除了制度不良外，也是教育的失败。张伯苓还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不应当腐化的。”（同上，155-157页）这话对于那些不知有“公”，不外无“能”之辈，应该是当头棒喝。
南开的管理非常严格。学校不仅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规定学生不许蓬头垢面，不许体态放荡，不许言语粗野，不许奇装异服，不许随地吐痰，更不许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考试不许作弊。据说校内每幢楼的门厅内都有一面大镜子，上面都刻着这样的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重正，肩重平，胸重宽，背重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读书。他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反对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俘虏。他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同上，第31页）许多人在回忆张伯苓时都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再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在张伯苓的倡导下，南开的学生会（即学生自治会）非常活跃。学生会不是学校的御用组织，而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据1948年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的一份材料反映，当时这个组织已经趋于成熟，机构也比较完备。根据章程规定，该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学生大会，立法机构是系级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从系级代表中提名，由全体学生普选产生。
这种情况与南开“允公允能”的教育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南开大学的目标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为传统社会培养顺民。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张伯苓深知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
丰富而活跃的校园生活
除了学生自治会以外，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早年的南开大学，属于研究学问的有文学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国语演说会等等；属于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等；属于文化娱乐型的有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旧剧研究会和各种临时性游艺会。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
成这么多学生社团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里有那么多社团，可以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曹禺小时候本来想学医学，后来考入南开大学读的是政治学。但由于他在南开中学就受到话剧的熏陶，还是在话剧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1921年科学会成立时，大学部主任凌冰到会祝贺。他说：“本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的组织之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研究学问要自动的研究。研究科学，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可杂以实用的思想，研究科学要问‘怎样’——How，不可问‘为什么’——Why。因为研究科学若问‘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为科学进步的阻碍”（同上，第446页）。凌先生的意思，是说研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设定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类，就会把科学引上歧途。第三，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体精神。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张伯苓的表现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伯苓就把话剧当作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一种好形式。为此，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该剧写了一个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贾有志，他本来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却在名利诱惑下混迹于官场，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典型。多少年后，人们还是对它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并说张伯苓“可谓我国话剧第一人”（《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58页）。从此以后，每逢校庆南开都要上演话剧。另外，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贡献很大，也是南开出身的大师级人物。
张伯苓对体育极为重视。他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他还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至于学校运动会的总裁判，更是非他莫属。了解这些情况的人都说，张伯苓先生对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与精神感召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南开的体育，在抗日战争前是很有名的。从校史资料看，在球类方面，它有“执全国牛耳”并号称“五虎”的篮球队，有“雄视华北”而且是“球输精神不输”的足球队，还有至今在许多公立大学都很少拥有垒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在田径方面，南开曾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等国际国内比赛，并获得许多锦标。这一切，与张伯苓对普及体育活动、弘扬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关。他说：我“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同上，第65页）
为了让同学们在运动中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张伯苓提倡“仁侠”的运动精神。“仁侠”精神的含义很丰富，简单说就是在运动中要有诚实公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行为、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他认为，在比赛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547页）。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真谛所在。
此外，南开的“壁报生活”也很活跃。据统计，1947年全校有20多个壁报社团，其中有系办的，也有社团办的。有三日刊，有周刊，也有旬刊。这些壁报为大家提供了寻求真理、发表意见的园地，“完全是青年人爱民主、爱真理之表现。”（同上，第466页）
校园被毁，精神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本兵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同上，第82页）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忌恨有关。
早在1916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27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说，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的教材，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同上，第392页）
1930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三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最高长官海津就座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向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但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46页）。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本军队经常骚扰南开大学，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这显然是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的原因。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5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同上，第302-303页）南开校园被毁后，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可见在抗日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多么一致。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纪念文集》第261页）后来，
蒋介石所说的“有中国就有南开”，曾经广为流传。这句话，他好像反复说过。南开校友唐贤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南开校庆，蒋介石都要亲临祝贺。1944年校庆时，他看到蒋介石到重庆南开中学探望张伯苓，临走时，他清楚地听到蒋介石对张伯苓大声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64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办学五十年，美名传天下
其实，早在1935年张伯苓就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想把南开迁往四川。当时他利用开会之机到重庆考察，决定在沙坪坝建立分校。第二年年初，张伯苓赴南京筹款，蒋介石表示支持，并认捐5万元。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如孔祥熙、张群、刘湘等政界要人以及社会名流都纷纷捐款资助。当年8月，重庆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正式建成，张伯苓自任校长，并成立南渝中学董事会，张群、吴鼎昌、卢作孚、胡子昂等人担任董事。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共同负责学校工作。不过，自从当年7月张伯苓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国民参政会方面。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一个具有战时国会性质的机构，其成员为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张伯苓以私人力量办学数十年，能够获此殊荣，可谓名至实归。尽管如此，他还是身在江湖，不忘教育。1940年，他在病中对南开同人说：“我个人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虽近因参政会事和政治发生关系，但绝不忘掉本身事业。”1943年4月5日是他68岁（虚岁）寿辰，他还立下这样的誓言：“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306-307页）
这时的张伯苓，已经是誉满中外的教育家了。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来中国访问，专门参观了重庆的南开中学。他回国后撰写《天下一家》，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1944年月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
同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张伯苓祝寿时，引用蒋介石的话写了一首贺诗：“‘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从感人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人们早已把张伯苓的奋斗精神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然担任校长。但是张伯苓向蒋介石表示：南开大学“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后来他还说：“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十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人们对张伯苓不愿意把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作过种种解释，实际上都有误读之嫌。一所大学由私立变成国立，不仅经费有了保障，而且地位大大提高，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伯苓却要坚持改为私立呢？这与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有关。事实上，不用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在古代，中国也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无视民间的力量，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办代替，不但不会把事情办好，还会挫伤每一个人的爱国心和积极性。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张伯苓要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希望大家都要对社会尽一份义务和责任，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国家，由政府来包办。对于这个问题，缺乏“允公允能”精神的人，以及没有现代社会理念之辈，是不会理解的。
1946年，张伯苓赴美国治病，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6月9日，南开旅美校友会七十余人在纽约集会，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周岁大寿。会上，老舍、曹禺朗诵亦庄亦谐的长诗一首，歌颂了老校长的伟业，表达了大家对他的钦佩。
1947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某大学还授予张伯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上述《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在美国出版，胡适著文全面介绍了南开的诞生经过。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张伯苓的一段话：“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同上，第97页）
晚景凄凉
1950年3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还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巡视校园以后，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四十九年前，因感于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决心从事教育。初与严范孙先生办学，学生不过五人，今日南开学生已不可胜计，中国经此次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他还说，我深信中国前途非常光明，因为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又有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与各国比较虽然各有短长，但我们决不能丢弃。（同上，第310页）
正当张伯苓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并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本来想请胡适担任，但胡适执意不肯。尽管张伯苓再三推辞，却还是拗不过蒋，只好勉强赴任。行前，他召集骨干教师嘱咐两点：其一，本校各院系聘请教师，素有和衷共济精神，今后也应该如此；其二，本校私立时代，节省人力，用人少而效率高，如今改为国立，也要保持这一传统。可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私立”二字。
张伯苓是在1948年6月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吧，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先迁广州，再迁重庆，但还是难以立足。这时蒋介石父子多次动员张伯苓前往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据说，当时傅作义曾向周恩来反映张伯苓还在重庆，周便托人给张捎来“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同上，第260页）的书信，从而坚定了张伯苓留下来的决心。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他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张伯苓的最后五年》，《逝去的大学》第72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于9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进步师生”对他并不欢迎。许多人认为他是战犯，没有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经是宽大处理了。张伯苓对于大家的态度似乎不大甘心，他提出想到校园里暂住一段时间，想见见自己的学生，但有关方面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说这些遭遇对于“愈挫愈奋”的张伯苓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对于这位古稀的老人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年10月1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就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同上）。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经过一个凄凉而漫长的冬天，到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前几年他立下的“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的誓言，也同时化为泡影。
张伯苓走了，连同造就他的那个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南开的名字还在，校园还在，但是张伯苓对私立大学的理解，以及他创办私立大学的精神，却再也没有出现……
文章来源： 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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