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史事记略|清末民初新教育的引入与新人才的培养!
昭通新教育的创办与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经历庚子国变后的清政府痛定思痛,于1901年下定决心实行改革,其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历史上将这一由清廷当局在形势所迫情况下进行的自发改革称之为“清末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又首在培养新式人才。有见于此,光绪三十年(1904年)便成了云南选送留日学生的高峰年,先后选派了7批计137人。其中第一批41人中有昭通的胡祥樾,第三批选送学速成师范的36人中有昭通的肖瑞麟。
肖瑞麟(1869~1938),字石斋,昭通永丰区人。生于清末昭通读书世家,父亲肖嘏庭以明经教授乡里,后充任恩安县(今昭阳区)“育英书院”山长。肖瑞麟自幼勤奋,通习经籍。19岁入昆明五华书院,后中辛卯科(1891年)乡试副榜,1892年入经正书院。早年受家学熏陶,旧学根底深厚,曾先后在恩安及永善两县担任书院的山长。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大背景下,在地方实际早已功成名就的肖瑞麟,毅然于1904年10月选择留学日本宏文学院,习师范。毕业归国后于1906年3月在凤池书院旧址创办昭通第一所师范学校——昭通五属师范传习所,兼设两等小学堂,与留日同学胡祥樾共为主任,为昭通培育人才和师资。肖瑞麟主讲凤池书院时,在以经史、词章教化学生的同时,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学习西方格致、算学。他留学归国后,完成了昭通旧书院向新学堂的转变,是昭通地区新式学校的奠基人之一。
1908年,肖瑞麟到昆明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后,传习所改名为“昭通五属初级师范”,由姜思孝(毕业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接办,昭通地区的师范教育从最初应急性的师资短训,开始逐步走上正轨,课程内容比起传统书院来要全面了很多。
1912年,云南军都督蔡锷批准在昭通创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委任张本钊为校长。张本钊,字仲康,昭通海宴池(昭通老地名,原今博禄乡,今小龙洞、太平一带)人。自幼聪慧好学,1904年考取云南公费留学,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类。毕业后在日本学习、工作近十年。为了鼓励更多人走出大山面向世界,张本钊写信给胞兄张本钧,豪言就是“卖田地(自费)也该去”日本留学。张本钧随后便于1908年自费考入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张氏弟兄在日本留学期间,为改变家乡的旧式教育,自筹经费购置图书、教学仪器,计划在海宴池创办私立小学堂。1910年,张本钧先留学归来,担任昭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兼恩安县高等小学堂堂长(校长),同时捐赠图书仪器,正式筹办私立海宴池初等小学堂。当时张本钊在日本未归,经省教育司同意,由张本钧代理二师校长,负责1913年的建校筹备工作。他广延人才,聘用戴澍春、刘盛埴等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到省立二师执教。同年10月,张本钊回国履职后,又呈文省政府,请求在省立二师内成立昭通八县联合中学。正待大展抱负,遗憾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只得东渡日本就医,后不幸客死异乡。张氏兄弟为开拓昭通的新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本钊病退后,姜思敏于1914年12月从昆明省立一中调任昭通省立二师校长。姜1903年以府学附生资格,官费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理化类。到任后,他立足本校、心系全区,将前任的未竟事业积极推进,筹办八县联合中学、省立二师改省立第二中学、建立八县联立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女子中学等,先后历任各校校长达27年之久,为昭通地区培养了大量人才,深受后人称颂。
在清末的留学群星中,昭通学子除了选择育人志向之外,也有不少人选择了政法,陈宗华即是其中的代表。1905年,陈宗华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为官费留学生,进入日本法政学校学习。回国后,本想在改良国内政治方面大有所为,但黑暗的现实使他发现抱负难伸。虽在蔡锷、张开儒的推荐下,短期担任过永善、曲江县(今建水曲江)知事(相当于今天的县长),也颇有政声,但面对军阀混战,政客权争,他看破红尘,“悬篆返家”,还仿陶渊明的做法,遍请昭通文人为自己写挽联挽诗,并自作一联:“生未逢世,死未逢时,空存热血满腔,点点滴滴向谁洒;外不徇人,内不徇己,留得冰心一片,明明亮亮有天知。”字里行间,既宣泄了满腔的不合时宜,也可从中窥见当年的政治与社会生态。
作 者/昭通日报 唐 靖
@微昭通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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