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东:傅聪的云南情缘

云南人中,喜欢艺术的为数颇多。记得1948年我读高三时,就有一批热爱音乐的朋友,大家有机会便相聚,或拉小提琴,或弹钢琴,或独唱、重唱……其乐融融。有一次,聚会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傅聪的少年,他弹奏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琴声之动人、技巧之娴熟,令在场者大为惊喜。由于当时昆明相当闭塞,钢琴极少,请老师也困难,更无机会听到名家演奏,傅聪的到来无疑很受大家欢迎,当场还有人赞扬说:“来了个神童了”。


傅聪与徐振东(摄于1983年访昆演出后)

自此,傅聪就不时地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据介绍,他在上海曾跟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指挥家帕奇学过三年钢琴,是1948年秋随父亲傅雷先生及全家来到昆明的,当时在越秀中学借读。

1949年至1950年间,昆明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常在锡安圣堂和万钟教堂举行音乐会,傅聪总是既独奏,又伴奏,丰富了音乐会的曲目。1949年底昆明解放后,成立了昆明市委文工团。在其领导下,这伙音乐朋友又筹建了红旗管弦乐队。这是昆明的第一个管弦乐队,由叶俊松先生任指挥,因内战中断了学业的曾祥华任首席小提琴,演出颇为频繁。傅聪也都积极参与其中,和昆明的“音乐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0年秋,我由云南大学文史系转入外语系二年级,适逢傅聪以同等学历考进外语系。据说,他英语考得99分,数学成绩则相当差。但学校还是录取了他——这说明当时云大还真有“伯乐”,这做法也的确利于培养人才。外语系一二年级有的课是共同的,在高大的教学楼会泽院顶层的小教室里上。因此我常有机会见到傅聪。他穿一件浅咖啡色西服上衣,一条牛仔裤,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看上去挺洋气也挺帅气。他英语的基础不错,发音准确,接受能力强。可能是由于所学内容有的对他太浅,我曾在上课时见他自画五线谱作曲。课间休息时,他较喜欢扶在会泽院楼顶平台边的石栏上,独自眺望远处的滇池和山峦,不大和同学们说话。

那阵子,学校经常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党的政策。傅聪也在游行队伍中。他还是穿着那件西服上装和牛仔裤,头上仍是那顶贝雷帽,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当时有个别女同学,解放前穿戴得十分考究漂亮,解放后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旧衣服旧布鞋,全身“焕然一旧”,以示“革命”。和这样的同学相比,傅聪的“老一身”给我的印象倒好得多。

有一次云大的同学们在校门口集合,准备去游行。我看见傅聪的颧骨处青着一块,看来是与人打架了。他身边站着一位眉毛浓浓、气色很好的同学,正与他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有人告诉我,那位同学自告奋勇地充当傅聪的“保护人”,对傅聪极好。上海解放后,傅雷先生携全家返沪,光留下十五岁的傅聪一人在昆,他确实需要一个保护人。

一天,系里要我赶快组织外语系同学练唱一首歌曲,说云大学生会不久要举办一场晚会,各系都要出节目。接到这个任务我很着急,赶快求人、拉人,弄了半天也只有十来个同学愿意参加,其中就有傅聪。我们在校园的一块草地上练了两个多小时,傅聪唱得很认真,而且一直坚持到底。这件事大大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原先,我总觉得他有些傲气,其实,他是很容易接近的,对大家的事也肯出力。

那时,与我同一老师学钢琴的恩光女中学生童永和与我来往较多。她告诉我,傅雷先生到昆后,从朋友处得知她家有钢琴,便带着傅聪拜望了她父母,希望能让傅聪到他们家练琴。她父母欣然允诺。故傅聪与她家挺熟识。还听永和讲,傅聪用钱没有计划,有时钱花光了,就典当一些生活用品,直到收到父亲的汇款再去赎回。这期间他便饱一顿饥一顿,还饱受蚊子的叮咬。永和的母亲看到傅聪的胳膊被叮得红一块紫一块,很是同情,便给他购置了铺盖和蚊帐,也常约傅聪去家中吃饭。有两次,永和把我也约上了。于是我们在饭后就能聆听傅聪的弹奏;高兴时,傅聪还边弹边唱自己作的曲子《春天》和《船夫曲》。虽然是小曲子,却很有创意。

据傅聪少年时的朋友徐振东回忆,约1949年初,锡安圣堂请傅聪担任赞美诗的伴奏,徐的家就住在教堂对面,他常去听赞美诗,后来又参加了唱诗班,于是就和傅聪相识了。傅聪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到教堂练琴,徐便悄悄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静静地欣赏傅的弹奏。整个教堂就他们俩,一个纵情地弹,一个尽情地听。徐认为,傅聪演奏的最大特点就是富有感情。

不论是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还是其他大师的作品,他都投入了那么多的理解和热情,因此异常动人。傅聪有时也和这位忠实的听众交谈对乐曲的一些看法。徐振东还记得,傅聪对他讲过:李斯特曾和安东·鲁宾斯坦探讨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究竟要表现什么内容?也许是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傅聪在弹奏《月光》时,对每个音符、每个乐句都琢磨得很细,乐曲在他手下弹得既哀婉又充满激情。不管这样的诠释和作曲家的初衷是否相符,但他从小对乐曲就能如此深入钻研和认真思考的精神,却是极其可贵的,这也是他后来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会儿,徐振东已学了几年小提琴,特别练了几首曲子请傅聪给他伴奏。傅聪伴奏后,一一指出了他的毛病,如哪些地方节奏不对,哪些地方感情处理得不当等等,使徐感激不尽。他们的友情也更为加深了。

徐知道傅聪手头不宽裕,于是劝说母亲,让傅来教他弟妹钢琴,以增加点收入。教了几个月,徐的母亲坚决不赞成孩子们学琴,徐又只得硬着头皮请傅聪不必再来了。十分重感情的徐振东说,他“为此事在心里内疚了半生”,但傅聪却毫不在意。徐还说,在他们结识的两年中,他发现,“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善良、真诚、有正义感,对音乐具有极大的热情”。

这期间,傅聪的生活中起了一阵涟漪。一个女孩热烈地爱上了他。他本无任何想法,但他那少年人的心终被对方的热情点燃了。据徐回忆,傅聪开始讲究起打扮来,有一次还向徐借领带,并让徐教他打。很快,傅就与女孩相爱了。一次,圣乐团和唱诗班组织郊游,吃饭时不见了他俩。一个伙伴去找,竟在一丛树后看见他们正在接吻!之后,大家练习《弥赛亚》时,唱到“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时,大家便开玩笑地改唱:“kiss of kiss, love of love”……傅聪恋爱了一段时间后,决定终止这一感情。他很认真地向女孩告别道:我现在的生活正进入《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四卷,这段时间的克里斯朵夫没有谈恋爱,而是接受着生活的更多磨炼,我的生活也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好友们在滇池游泳,右起第1人为傅聪(约1949年)

1950年的圣诞节,锡安圣乐团和恩光女中歌诗班在锡安圣堂演出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傅聪担任钢琴伴奏。由于曲子很长,不记得是谁推荐我分担一部分伴奏。我勇敢地承担了,傅聪也很高兴与我合作。现在想来,那时我虽学了几年钢琴,但只不过能把谱上的音符较准确地弹出而已。与傅聪真正理解、深刻表达乐曲的内容及其高超的技巧相比,差别就太大了。不过,当晚的演出很是成功,反响十分热烈。把这部大型世界名曲首次介绍到昆明,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全体演出人员和傅聪功不可没。


《弥赛亚》演出后合影(一排左起第8人为傅聪)

1951年初夏,傅聪一心想回沪继续学习音乐。为解决路费问题,经他的好友曾祥华、徐振东等的倡议和组织,傅聪举行了一场募捐音乐会。昆明的音乐朋友和云大的同学们都慷慨解囊,结果音乐会的收入大大超过了路费所需。音乐会上,傅聪激情满怀地演奏了肖邦、李斯特和约翰·施特劳斯等大师的名曲,还同青年小提琴家曾祥华合奏了一曲。不少听众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多年后,云大的一位老同学和我谈起已成为国际著名钢琴家的傅聪时,还对我说,那次音乐会让他生平头一次看见了钢琴,才知道在钢琴上能奏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令他大开眼界!他认为,傅聪对普及和提高云南的钢琴艺术水平是有贡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抗战后期,马思聪等著名音乐家虽曾来昆明演出过,但可惜仅是两三场公演。能在近三年的长时间内,把真正的钢琴艺术传播到昆明的许多角落,傅聪还是第一人。

从傅聪方面来讲,当年在昆明虽不像在上海那样有条件学习钢琴,琴艺较难得到提高,但他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领略到了与上海截然不同的祖国边疆的风貌,开阔了视野,认识了那么多真诚爱他、对他实心实意的朋友。他离开了一切都能指点、照顾他的父母,饱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各种困难的艰辛,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些对他后来的成功应该说是颇有助益的。

傅聪十分怀念云南。1983年他重返昆明演出时,曾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忘不了许多甘苦与共的友人,忘不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一同来昆的傅聪的弟弟傅敏也说,“没有当年昆明的朋友的支持,怎么会有傅聪的今天——‘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之后,他还多次到昆明访演过。不论是到昆明还是到北京演出,傅聪总是高兴地会见云南的故旧。童永和的哥哥上英国,傅聪在伦敦家中招待他食宿;1985年10月,傅聪担任华沙国际肖邦钢琴赛的评委,适逢我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当他来使馆看望我国选手时,还向我问及昆明老友的情况。傅聪深深地爱着云南,云南的友人们也深切地关注着他的一切。

作者: 徐振东 原云南省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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