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仕敏:用世界眼光重新看待和认识滇西抗战

摘要:滇西抗战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体现。滇西缅北反攻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一战,打破了法西斯轴心国会师中东的战略企图,这一战役的胜利,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滇西抗战奠定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中的“四大国”地位,并由此获得了战后重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关键词:抗日战争;滇西抗战;转折点

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企图切断中国获得外援的通道,扼杀中国抗战。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东南沿海主要城市、港口和绝大部分铁路都落入敌手。最后剩下一条能利用的国际交通线就只有滇缅公路了,滇缅公路从1938年建成通车到1942年5月被日军切断之前,共运进汽油20多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管”。滇西缅北抗战(以下统称滇西抗战),虽然始终是围绕着一个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进行的,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营战略争夺的一个焦点,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和不可忽略的战略地位。

然而,这样一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十分重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的战争却长期被遮蔽了,至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用世界眼光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全局来看待并重新认识滇西缅北抗战,那么这场被尘封了许久的惨烈战争所折射出来的正义战胜邪恶以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就会大放异彩。

①滇西抗战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体现。

在民族危亡的最紧急时刻,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迅速激发出来,升华成为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御侮、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共同意志。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爱国主义精神很快转化为抗战的强大力量。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政治力量不论党派,军事力量不分派系,各民族和社会各界共同奋起,矛头一致对外,齐心协力抗战御侮,共赴国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始终贯彻“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对滇西抗战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李根源、卫立煌、龙云等在滇西抗战中的大员都深受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的影响。1940年朱德就曾致电李根源,希望他“设法发动帮助越南、缅甸、印度之广大民众,起来抗战”[1]。1942年2月10日,《新华日报》以“慰勉入缅国军”为题发表社论,鼓励支持远征军入缅作战。日军袭击惠通桥的第三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族军民加强团结,“击破侵略者的一切进攻”。在滇西缅北反攻之前,《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反攻缅北,收复缅甸,解放缅甸的战略要求,不仅是东方战略的要求,而且是世界战略的要求。”[2]这些立足于人类正义事业和民族大义的高瞻远瞩的理念和观点,为抗战军民尤其在滇西抗战中的将士、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并转化为现实抗战的力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社会精英奋力,军界将士效命。滇西沦陷后,李根源立即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民众“苟可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3](P132)。已经退休闲居家中的老县长张问德老先生,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义正辞严的《答田岛书》震耳发聩,令敌丧胆。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土司纷纷表示,为抗战“虽肝脑涂地,分所当然,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远征军将士抱定了“出国远征,宁肯战死沙场,也不能丢中国人的脸”[4](P132)的决心。处于孤军奋战中的戴安澜将军在写给他夫人的信中表示“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4](P255)。“打回祖国去”已成为远离祖国的中国驻印军官兵们一致的愿望。滇西反攻中远征军的作战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为世界和平、为人类正义而作战,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自由而作战”[5]。无论驻印军还是远征军,他们作战都非常勇敢,视死如归,虽然伤亡累累,亦奋勇向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爱国华侨和云南各族民众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支前抗战。3000多名南洋华侨组成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滇缅公路的抢运;30多万各族青壮年踊跃应征支前;沦陷区的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迅猛发展,在广大的区域里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寇;广大民众积极参加物资抢运,慰问前线官兵,抢救负伤人员,援救盟军将士,节衣缩食保障军队供应,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宋希濂将军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滇西人民“一方面忍受痛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来支援这一次反攻。这是这一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3](P28)。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云南地方实力派也以民族大义为重,全力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滇西抗战。“七七事变”后,云南地方实力派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6](P272)。组织20万云南儿女用8个多月时间,修筑打通了中国抗战的“输血线”——滇缅公路。滇西抗战爆发后,除地方武装严密布防外,云南地方政府组织抢修道路、兴建机场、加强前线防务、动员并组织预备兵员训练等等,有力地支持了滇西抗战。特别是在上百万军政人员进入云南的情况下,从1941~1944年累计在云南各地征粮700多万石,保证了军需民食的供应。

毫无疑问,滇西抗战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铸就的辉煌。

②滇西缅北反攻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一战,打破了法西斯轴心国会师中东的战略企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进占缅甸,是日军南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欲收“一石三鸟”的效果。日军大本营认为:“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缅方面来说促使其脱离英国的重大战略意义。”[7](P472~473)这就是说,进占缅甸对日本来说是战略全局的需要。缅甸是日军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就可以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北进可以威胁中国,切断中国剩下的惟一国际通道,扼杀中国抗战;还可以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并可以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一方面可以直接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支援太平洋战争。难怪丘吉尔认为,守住缅甸是“保住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缅甸以及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是最重要的一环”[8](P218)。看得最为清楚的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对其子说:“假如没有中国,中国被打垮了,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9](P949)

这样一个对决态势,缅甸尤其缅北和滇西就势必成为盟国与日本法西斯的必争之地。为争夺这个战略至高点,日本把攻占缅甸作为南进四大战役之一,并不惜代价抽调精锐组成战斗力最强悍的15集团军为基干及第18菊师团发动攻占缅甸战役,3月8日占领仰光,5月1日占领曼德勒,10日进抵中国怒江西岸。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于4月进入印度洋,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陆上一旦打通,陆海并进,直抵中东,实现轴心国对进会师便指日可待,同盟国阵营就将丧失战略主动权,战争态势将会逆转,整个战争结局就很难预料了。因此,滇西缅北之战无疑也就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之战。正如美国《纽约时报》1941年5月16日发表的评论所言:滇西缅北反攻作战“从侧翼牵制了太平洋战区,可巩固印度,完全打破了轴心国会师中东之企图”[10]。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战略看,“以中国军队为主的滇西缅北反攻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转折的重要一环,是亚洲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一翼,它同非洲、欧洲盟军的反攻作战遥相呼应,使德日意轴心国在东西方都陷入战略被动”[10]。所以说,滇西缅北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之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滇西缅北反攻作战的胜利,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从中国战场的情况看,客观上形成了东线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阻止日军西进,从东面保卫大后方;敌后战场扰乱日军战略后方,牵制日军的力量。东线战场抗击的是日军中国派遣军。从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进攻缅甸后,实际上在中国西线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所担负的是保护和开通抗战惟一的生命通道,从西南面拱卫抗战大后方,所抗击的是日军南方军所属的缅甸方面军。这三个战场都有各自的战略方向和作战任务,是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持的战场。从战略反攻作战的可能性看,西线战场更具有条件。因为战略反攻是需要充足的战争物质力量准备的,西线国际通道的大动脉打不通,东线战场因缺乏战争所需物资而不可能形成战略反攻的力量;西线之敌虽然是孤军深入,但却对抗战大后方构成了最为直接的威胁,如果不解除这个后顾之忧,也就不可能腾出手来部署东线战场的反攻。况且,东线战场敌人力量相对强大,又能够直接得到关东军和日本本土战略机动力量的支援,在东线发起战略反攻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西线战场之敌虽然强悍精锐,却距离日本战略后方遥远,日军战略机动力量难以投入,也难以补给。所以,从西线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就顺理成章了。1943年亚太对日战争出现了有利形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全面反攻,日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为策应太平洋方向反攻作战,中美英盟军把中国西线战场的滇西缅北作为战略反攻作战的首选是势所必然。

滇西缅北的反攻作战以中国军队为主,也是中国战场上首次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中国军队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中国驻印军由印度进入缅北,由西向东作战歼敌与修筑中印公路同时推进;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拔据点,战顽城,由东面攻击。两支英勇大军对进扫荡,连续作战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在缅甸的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日军最精锐的第18菊师团和侵华急先锋、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首恶第56师团,消灭了第53师团、第2师团主力及第49师团一部,将盘据滇西两年多的日寇驱逐出国门,新开通了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打通了滇缅公路,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在滇西缅北反攻作战之初,1944年4月日本大本营反扑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东线正面战场在日军大规模的进攻下全线溃败。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和贵州省一部分共149座大中小城市相继沦陷,日军占领了平汉铁路中段、南段,粤汉铁路北段和湘桂铁路全线,东线正面战场军队内部腐败,士气低落。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传来,全国民心为之大快,军心为之大振,全国转入战略反攻的精神力量大为提升。

滇西缅北反攻作战的胜利,打通了被日军切断了两年多的滇缅公路,又新开通了中印公路,修通了中印输油管道,援华战争所需物资通过陆路交通和管道大量进入中国。之前的两年多经“驼峰”航线空运的物资约为31万吨,滇西缅北反攻胜利后,从中屯公路进入的援华物资仅7个月就达到了50多万吨,每天进入的援华物资由之前的7000多吨增加到了1万多吨。大量军需物资的进入,很快就使中国军队的装备得到改善,还促进了新的精锐兵团的组建。部队的战斗力由此大大提升,甚至发生了质的飞跃。在1945年的湘西会战中,得到了美械装备补充的中国军队以反攻的态势,一举击溃大举进犯的日军,取得了湘西会战大捷。

在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取胜之前,中国的抗战局面是极其困难的,均处在日军的围困之中,而且还得两处分兵,进行两线作战。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取得胜利后,抗战大后方的心腹大患解除了,就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行东线的反击,再加上西线几十万胜利之师也挥师东进,参加到东线战场的大反攻作战中,东线战场一直沉闷被动的局面彻底打破了,厌战和失败情结一扫而光。在取得湘西会战胜利,日军中国派遣军被迫转入战略收缩之机,中国军队乘势展开追击作战,连续收复南宁、柳州、桂林,并进军中越边境,切断了侵华日军与其南方军的联系。随后计划向广州进军,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未实施。

中国战区在西线战场反攻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的推动下,东线战场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作战,虽然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而反攻时间很短,反攻区域尚未完全展开,但东线战场的战略反攻确实已经开始,而且战果显著。根据上述事实,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应该是中国抗战中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成为中国战场全面反攻的序幕”[11](P231),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战略反攻的重要一环”[10]。

④滇西抗战奠定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中的“四大国”地位,并由此获得了战后重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军事史专家认为,这场战争“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战”[12](P410),而随后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歼灭侵缅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12]。

可以说,如果没有滇西抗战的胜利,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拿不出一场像样的胜利战役到国际上去说事。如果没有滇西抗战这场极其惨烈又取得辉煌战果的胜利之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其他战场上的反攻作战,就凭抗战前七年的“苦撑”和把日军拖住,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刻,我们是否有底气理直气壮地去争取战胜国的地位[13](P175)?是否就能理所当然地居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四大国”地位而拥有战后重建参与权和话语权,并能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与美英首脑平起平坐?!

实际情况是,西方列强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一个值得尊重的大国,而是当作一个缺乏尊严的弱国。一贯都看不起中国军队的英军,直到其在缅甸仁安羌遭日军围困将要举起白旗的那一刻得到了中国军队的解救时,才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宣言》时,虽然中国第一次以“四大国”的身份领衔签字,但此前此后都是一波三折。早在美、英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就提出了由美、英、苏、中来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设想,英国首相丘吉尔对罗斯福要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的看法就不以为然。之后,美、英在讨论《联合国宣言》签名排序时,美国坚持中国必须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字,英国百般阻挠,甚至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美国的坚持,英国被迫让步,但把美国最初文稿中拟安排在第二位的中国排序移到了第四位。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苏联反对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普遍国家安全宣言》,该宣言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正式签署前,罗斯福总统指示国务卿赫尔在会上全力支持“四强”观念,并强调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赫尔在会上表示,如果苏联执意拒绝邀请中国参加莫斯科宣言,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10]。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苏联才不得不同意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依据这个宣言,中国才有权参与各大国之间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协调行动,有权参与筹建联合国。才有1943年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随后中国才能先后参加1944年夏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不是1943~1944年的滇西缅北反攻作战的辉煌战绩,美国很难会这样坚持,就是美国再强硬地坚持,中国“四大国”的国际地位恐怕也是难以确立并难以坐稳的。

⑤滇西缅北抗战是中国军队率先把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反攻作战,是在异邦打击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大振了国威军威。

在滇西缅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为挽救民族危亡、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英勇作战,面对凶悍的顽敌和恶劣的作战条件,舍身为国,浴血奋战,敢打敢拼,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改写了近代中国军队在反击外来侵略战争中难以获得全胜的历史。“中国军队在异邦国土打败侵略者,胜利归国,自甲午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14]。史迪威将军在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中曾自豪地说,中国军队加美国装备,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他多次评价“中国军队是极好的”[14](P188)。参加缅北反攻作战的美军上校布朗认为:“中国军人是我看到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15]。1944年11月的美国《皇冠》杂志发表一位记者的评述说,滇西缅北战斗“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滇西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战略地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值得浓墨重彩肯定的经典之战,是中国抗战全局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应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尤其是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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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仕敏(1949~),男,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