蕨类研究之父秦仁昌在云南
秦仁昌（1898·2·15-1986·7·22），字子农，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著名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毕生致力于蕨类植物的研究和教育，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的蕨类研究之父。
秦仁昌192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林科；1924年—1925年任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1926年—1927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1927年—1932年，任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1945年—1948年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教授；1955年—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6年7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29年—1932年，进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学习深造，秦仁昌得到了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的指导，开始考察、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同时，秦仁昌还常与英国、美国、瑞士的蕨类学家广泛交流并获得帮助，为他深入研究蕨类植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秦仁昌在奔波中完成了一部中国蕨类专著—— 《中国蕨类植物志》(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
1930年秋，秦仁昌（左一）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植物学大会，与中国代表合影
1938年，秦仁昌辗转流亡至云南。
在当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秦仁昌在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开展起了研究工作。他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丰富资源和有利条件，不畏路险人稀，山高水急，对蕨类植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昆明逐渐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秦仁昌能在条件艰苦的后方开展起新的蕨类研究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30年代的金马碧鸡坊
1940年在昆明期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他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地显示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而科学地将100多年来囊括蕨类植物80%的属和90%种的复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了33个科249个属。
※水龙骨科石莲姜蕨附生在大树上 根状茎龙骨清晰可见 图源《勐海植物记》——刘华杰
这一划分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震动了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最大的难题，是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从此一个崭新的经典的自然分类系统诞生了，后来被国际上统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空白。这个系统结束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蕨类植物分类系统界的沉默状况，使蕨类植物分类系统的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此以后，蕨类植物的新系统在国际上陆续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秦仁昌的一些科属概念，受到了秦仁昌系统的影响。例如，C.B.科泼兰特(Copeland)1947年发表的巨著“真蕨属志”中一些属的概念和他自己1929年的“水龙骨科的东方的属”文章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他汲取了秦仁昌的许多概念作为他的新思想的重要基础。
50年代以后，蕨类植物细胞学发展迅速，积累的染色体资料也证实了秦仁昌系统中的许多见解是正确的。现如今，最新的基于分子谱系学的PPG(Pteridophyte Phylogeny Group 蕨类植物系统发育研究组） I（2016）系统也支持了秦仁昌系统很多分类处理的正确性。
1945年，秦仁昌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期间，他带领学生建立了不少水果蔬菜园：苹果园、桃子园、梨园等，同时也带领学生对云南的蕨类植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至今云南大学对蕨类植物的收集及研究仍享誉海外。
※云南大学
1949年后，秦仁昌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领导并计划云南省金鸡纳树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选林工作。金鸡纳树的树皮和根皮是提取奎宁的重要原料，奎宁是热带地区治疗疟疾的必备药。要知道，疟疾是猖獗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疾病，在那个医疗条件尚不发达的年代，曾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952年，秦仁昌教授率领考察队，深入到云南西部的中缅边界，踏遍了中缅边界的山山水水，在芒市坝建立林场，并开始投入到橡胶林的育苗和造林工作之中。
1953年，他又到云南东南部的中越边界，参加营造巴西橡胶林的勘察设计工作，选定了橡胶宜植地，在云南诞生了新中国的橡胶林，默默地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做着基础的工作。
在此期间，秦仁昌仍坚持不懈地研究着蕨类植物，并于1954年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为当时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
1955年，秦教授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同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仁昌把蕨类植物的研究中心慢慢从昆明转移到了条件更为便利的北京，对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发展作了宏伟的新部署。他招收研究生，率先在蕨类植物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中开展栽培试验、形态解剖实验和细胞学等实验研究，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从单纯的标本观察逐渐扩大到形态、解剖、孢粉、细胞、植物地理、古植物和栽培利用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1959年，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第二卷至第六卷的主编，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于当年首先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植物志》 第二卷
1973年，秦仁昌教授完成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杜鹃花科属部分。中国是杜鹃属的分布中心，有600多种，其中410种为中国特有，正是姹紫嫣红的中国杜鹃花在西方花园中大放异彩，加重了我国“世界园林之母”的分量。这部图鉴得到了中外植物学家的高度评价，美国也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秦教授还翻译了国外植物学最新成就的文献资料和一部近77万字的英文版《植物学拉丁文》，为我国植物学工作提供了一本极其重要的工具书。
1978年，80高龄的秦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这一重要论文。他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作经验，用新的研究成果对自己过去的分类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对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系统发育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次年，秦教授完成了《近代科学技术大词典》（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工作。相继又组织翻译《韦氏大词典》（植物学部分）及完成《西藏植物志》中的蕨类植物志的工作。
1986年7月22日，秦教授在北京与世长辞。他与前文提过的，曾共同漫步科海的胡先骕教授一起长眠于美丽的庐山植物园中。
※秦仁昌庐山植物园墓穴 图源 知乎@孙宝英
秦仁昌教授从事我国蕨类植物研究60多年，著有许多关于中国蕨类植物的专著和论文。同时，在林业学、植物学、蕨类分类植物学方面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对蕨类植物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对中国蕨类植物提出了更客观的分类观点，从而创建了最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为中国和世界的植物学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们回看秦教授在新旧世界交替的动荡和战火中奔波辗转的一生，发现他几乎没有一刻停止过学习与研究。
我们智绘自然小站头顶着昆明这片秦教授也抬头望过近二十年的天空，每每云波诡谲时我都会想到沈从文在《云南看云》中写到的：
“我意思是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象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尚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
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秦仁昌教授和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早已做出了回答。
※参考资料
秦仁昌百度百科词条
胡先骕（sù）百度百科词条
朗读云大第14期——“世界蕨类学之父”秦仁昌
《植物学家——秦仁昌》云南大学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
《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 —— 秦仁昌》王 中 仁
《云赏花 | 无鹃不成园（上）》昆明植物园
《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秦仁昌》知乎用户 孙英宝
《武进近代人物专题 秦仁昌》博雅人物网
《云南看云》沈从文
文章来源： 璐瑶在 智绘自然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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