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赵浩生
赵更生
作者简介：赵更生，1937年出生，中共党员。先后在河南息县任小学教师、初中教师、高中教师。1984年任息县政协副主席，后调任信阳地区行署侨务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任地区侨联主席，2000年退休。是河南省政协七届、八届委员，曾出席全国侨联第五次侨代会，并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讲述
一
我是赵浩生的小弟。自大哥1973年回国，我是接触他最多，而且是最了解他的人。这些年来，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报道他的文章不胜枚举。我的这篇文章是以特殊的视角，以自己的亲生经历着重报道他的亲情、乡情和故友情。文章每个事件、人物、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据可查的。至今我收集保存了关于他的很多资料，其中包括家信、照片、音像和报刊杂志的剪辑等。因为有了这些资料，加上这些年来我和大哥多次接触、相处之回忆，才形成了这篇文章。
大哥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两年来，我不断地整理着他的资料，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面前。如果说我不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我就感到愧疚和不安。我这样做，一方面让人们了解一个孤悬海外的华侨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以此来激发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我们对大哥的追思和怀念。
我的大哥赵浩生，美籍华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专栏作家，联合国注册记者，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日报》记者，在重庆成功采访过国共和谈“重庆谈判”的整个过程。1948年东渡日本，任《东南日报》驻东京特派员。1952年赴美留学，后任教于耶鲁大学。1973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率先回国省亲，在国内考察52天，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返美后，大量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参考消息》转发了他的许多文章。他为促进海外华侨认同和回归祖国大陆，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像侯鸟一样往返于中、日、美和两岸三地之间，为促进中、日、美三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我和大哥都出生在河南息县。我们兄弟四人，浩生是老大，我是老小。他大我17岁。我记得9岁那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从南京回到老家息县。当他西装革履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躲起来不敢见他。他在家里住了几天，和父母在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他把这张全家福当作传家宝，一直珍藏起来。这次见大哥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见面，离第二次见面整整相距27年。他离开息县后返回南京，不久，被《东南日报》派驻东京。1949年全国解放，自此，音信全无，天各一方。
1950年土地改革，我家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三个人相依为命，老的老、小的小。祖母75岁，母亲51岁，我才13岁，刚上初中一年级。我们住在县城，无地无房，无以为生，我只得辍学，卖馍、拉车、做苦力，和母亲一起养家糊口。我的二哥和三哥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正赶上土地改革的风头上，不敢和家里人联系。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割断了和我们的交往。这种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生活维持了几年。天无绝人之路，195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一个乡村小学聘为代课教师，由于深知工作来之不易，表现特别出色，后由代课教师转为聘用教师，又由聘用教师转为正式教师。这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特别复杂的人，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想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当时党对五类分子子女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因为选择了一条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也进而改变了我和我全家的命运。当时，我每月有18元的工资，维持全家最低生活水平已没有问题。
1962年，我二哥福生带着不满五岁的孩子，戴着右派的帽子回到老家息县。1949年南京解放，当时还在南京上中央大学的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为解放大西南，从南京步行数千公里到达云南昆明。当时国民党把所有的铁路、公路干线都破坏掉，他们不得不风餐露宿，徒步行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满腔热情，不怕苦，不怕累投身于革命。他每走一个城市都给我写信，谈感受，谈未来，对新中国充满无限憧憬和希望。到昆明后，在云南大学宣传新中国发展团组织，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后被分配到昆明团市委工作，很快结婚生子。1957年，由于向党交心，加上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划为右派，遣送昆明钢铁厂劳动教养。爱人离婚，孩子无人抚养，在异乡又举目无亲，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决定回息县老家。
我于1964年，在息县路口乡路口小学教书，和一个在本校毕业的女学生魏宏英结婚。由于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好多女孩儿都不敢接触我，唯独她不怕，他顶着家人和亲友都极力反对的压力，和我相爱结婚。
这期间，母亲常常思念一直杳无音信的大儿子，我们也在挂念中。有时母亲偷偷地跟我说：“今天是你大哥的生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思念和担忧之情，说完便潸然泪下。
母亲一生勤劳俭朴，胆小怕事，虽嫁到地主家庭，但操持着赵家繁重的家务，为赵家生儿育女。解放后她自食其力，以瘦弱的身体支撑着贫困的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了批斗对象，经常身上挂着一个“地主孟昭德”的牌子游大街。她裹着小脚服劳役，做义务工扫大街，人格上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和催残。
1971年的一天，我和二哥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美国华侨看尼克松访华》，署名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文章介绍了美国华侨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侨对尼克松访华的喜悦心情。读了文章，我们感到既惊喜又疑虑。喜的是，文章的署名和大哥的名字一字不差，文章的内容也是充分表达了一个海外游子爱国思国的感情。莫非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大哥？疑虑的是，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会不会是另外一个赵浩生，况且大哥是从大陆到了日本东京，为什么现在出现在美国？这一系列的谜团，让我们捉摸不定。
1972年10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大哥来信了。信封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息县新华街8号，父亲赵星屏和赵福生、赵祥生、赵更生以及赵家亲友都可以收这封信。信里还装一个备用的信封。信里写道：
父母亲：
分别20多年了，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
我和我的太太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我们的女儿惠纯今年17岁了，读高中三年级，准备明年进大学。儿子惠程15岁，读初中三年级。我们都很想念祖国，想念你们。
倘若你们能收到这封信，告诉我们你们现在的地址，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设法办理回国手续，也许不久就可以重见祖国，重见亲人了。
祝你们
都好！
儿浩生 敬禀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
收到这封信，我们全家人喜出望外。20多年的期盼和等待，终于实现了！老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嘴里不住地念着：浩生来信了！浩生来信了！我们立即照了一张全家福寄给了大哥。信里写道：“父亲去世，母亲健在。我们兄弟都已结婚生子，生活得都很好，希望你能早日回国，全家团聚。”
收到这封万金家书，大哥激动得彻夜难眠。就这样，频繁的书信往来，诉说着彼此的思念。
找到了家，大哥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他要做回家的准备，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只能通过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听说大哥的签证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
不久，大洋彼岸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回国的手续已办妥，五月回国。”我们这边也开始着手迎接大哥回国的准备。我们感到最难办的一件事是母亲的住处。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不是借宿别人的柴草房，就是租赁别人的茅屋。当时母亲和二哥同住在一间租赁的破烂不堪的茅草房里。我们担心，如果哥嫂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是难以接受的。正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县革委负责统战的同志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当时息县房产所盖好的一幢居民楼刚好竣工，可腾出来两间让母亲居住。我们又向亲友借来了几件简单的家具，装饰了一下房子，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哥嫂回来。
二
1973年5月8日，阔别祖国20多年的大哥怀着满膛的兴奋，带着满头的白发和结婚20多年但还未进过赵家门的大嫂，经过罗湖桥，走向红旗招展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深圳，投进祖国的怀抱。迎接他们的一位是新华通讯社的，一位是国际旅行社的。这两位同志一直陪同他们在国内度过了难忘的52天。
大哥要回来了，组织上同意让我们全家到信阳去接哥嫂，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处在极度的兴奋中，难以入眠。
广州——长沙——武汉——信阳，列车在信阳停了下来，哥嫂在两位同志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我一眼看见了他们，就奋不顾身地向他们跑去，我边跑边喊：“大哥！大哥！”便一头扑进了他的怀里。此时，我兴奋、激动、委屈交织在一起，什么也不顾了，就放声大哭起来。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少许，和我一同来接大哥的有关领导告诉大哥说：“这是你的小弟更生。”大哥说：“我离开家时他才9岁，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已经长成壮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啊！”许久，大哥从感慨中回过神来，把大嫂介绍给我，我们相互拥抱，我由衷地喊了一声“大嫂”。
在地区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我们吃过午饭就迫不及待地往老家息县县城赶。我和哥嫂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小汽车。车子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疾驰。大哥感慨地说：“现在变化真大呀！记得抗日战争爆发，我从开封回来，从信阳到息县80公里，我徒步走了两天，经过伍家坡时胆战心惊，怕有土匪拦路抢劫。”车子驶向一座大桥，我告诉大哥，这是淮河桥。大哥若有所思地告诉我：“以前淮河上没有桥，人们只能靠木船摆渡过河，遇到刮大风，下大雨，木船无法摆渡，人们只能望河兴叹。”快到县城了，我指向路旁的建筑告诉大哥，“这边是水泥厂，那边是化肥厂，更远的地方是麻袋厂”。大哥高兴地说：“我离开息县的时候，息县哪有什么工厂呀！如今竟然有这么多工厂，实在想不到。”
车子在县招待所门前停下，我们家所有的亲友都在招待所等待。大哥一下就认出了母亲：“妈！”上前去把母亲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声妈，化解了二十多年的梦想，二十多年的思念，二十多年的期待。大哥看到母亲佝偻的身躯、苍老的面容、满头的白发，不觉泪如泉涌。“儿啊！你可回来了！”母亲颤巍巍抚摸着大哥的脸庞，老泪纵横。“妈，这是您的儿媳妇，”大哥把大嫂拉到母亲面前，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洋媳妇，高兴地说：“好！好！回来好！回来好！”站在一旁的大嫂早已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时哥嫂走到母亲面前，双膝跪下要给母亲磕头。母亲赶紧拉起儿子和儿媳说：“现在是新社会，不兴这老规矩了！”
哥嫂这次回来，息县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大家在一起吃团团饭，拉家常，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充满浓浓的亲情和乡情。席间，大哥问母亲，“妈！我们不是在做梦吧？”母亲笑着说：“这比做梦还要好啊！”
哥嫂回来的消息，几天前就传遍了整个县城，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乡和他的日本太太究竟是什么样子。哥嫂回来的当天，成百上千的人挤满了招待所，人山人海挤得什么也看不见，大嫂干脆就站在高凳子上让大家看。那天大哥那天穿了一套中山装，大嫂穿了一套深蓝色的紧身衣裙，扎着两个小辨，她虽年过四十，但显得年轻、精致、优雅、漂亮。大嫂的中国名字叫今泉智惠，在东京津田塾大学就是有名的校花，并经常上美国一些杂志的封面。她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
哥嫂离开息县之前，到母亲的住处告别，看到母亲住上了新房，感到很欣慰。大嫂从包里拿出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盒子交给母亲，打开一看，是一只非常精致的和平鸽，大嫂告诉母亲，是她特意买的，她要把盒子送给中国最亲的人。我想这只和平鸽是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临别时，哥嫂拉着母亲的手说：“妈！从现在起，我们要年年回来，而且明年把你的孙子、孙女也带回来。”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离开老家后，在两位同志的陪同下，大哥大嫂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历时52天，行程上万公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边疆山寨，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人问大哥，这次的中国之行你感觉怎样？他兴奋地说：“真的比做梦还好啊！”
大哥回到美国后，忙得不可开交，又是写文章，又是作演讲，还请在美国的中国朋友到家中座谈中国之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的华侨宣传新中国，戳穿帝国主义的反华言论。
1973年10月1日，纽约中国街华侨华人安排了一个大规模的演讲会，上千人参加。这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介绍新中国现状的演讲会。第二天中国街上的华文报纸《纽约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统战浪激冲击华埠》的消息，并配发了社论。大哥在这次演讲会上演讲的题目是《我是怎么决定回中国的》，他讲道：
我是怎么回中国的，这个题目很容易回答，我有说不完的理由，但是一千句话，一万句话并成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在美国受歧视，像租房子，找工作，作生意，办居留，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水。大家都受过这样的折磨和委屈。当你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你才真正感受到，一个没有强大祖国扶持的华侨，是多么的屈辱、危险和孤零。
中国解放后，国民党不择手段地对美国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洪水猛兽。国民党这样不厌其烦地进行反共宣传，无非是想获得美国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在美国受这样的洋罪难道不想家吗？在国外的中国人，无论生活好坏，地位高低，没有一个不想家的。我们全家在巴黎旅游的时候，忽然听到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海外华侨带来的兴奋，就象抗战期间在沦陷区的中国人听见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样。大家的感觉是：“天亮了！天亮了！”
“天亮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回中国去看我的亲人。但是，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跟家里联系了。原因是我以前做过新闻记者，现在又住美国，我怕中国政府把我当成反动派。同时，又怕大陆不信，美国人把我看成是共产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现在好了，环境变了，有回家的希望了，可是，不知道家在哪里？所以我要安排回中国的第一步，就是先要找到在大陆的亲人。我用二十多年的旧地址，给老家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一个月后就接到了弟弟的回信，“父亲去世，母亲健在。”这万金家书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到了……
今年三月，我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我在中国参观访问五十二天，回到了家乡，所有的亲戚都见到了，而且吃了团圆饭。最让我高兴的是见到我日牵梦想的高堂老母。二十八年不见了，我只叫了声“妈！”除了流泪外，我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她虽然七十多岁了，但精神很好，我们要给她磕头，她忙拦着我们说：“现在是新社会，不兴老规矩。”解放前，我的老家河南息县受尽了水、旱、蝗、汤之苦，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今天的发展变化，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前全县只有一所中学，而今，每个乡镇都有中学。以前，家家点的是油灯，如今电灯通明。一个小县城，已经有好几家工厂。一位老乡问我回家的感觉如何？我说：“我老了，可息县变年轻了。”
在回国的这些日子里，我耳濡目染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也就是我母亲说的“比做梦还要好！”这句话可以把华盛顿和台北过去二十多年来，用几十亿美金所做的反共宣传，一扫而光……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华侨，为祖国、为自己，都应该尽一切努力促成中国的统一，促进中美友好，加速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许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移民身份不同；也许你还拿着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还有父母家人在台湾，不敢公开说话，公开活动，更不敢回中国看看；也许你还抱着恐共、疑共的心理，这些都没关系，但是我希望大家毫无成见地听听回过中国人的声音，再睁眼看看世界大势。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激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中国是会统一，中美邦交不久一定会正常化，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力量，促成这个局面的早一天到来。
尼克松访华前，在美国很少有人公开介绍中国大陆的活动。之后，大哥先后又应邀以唐山大地震、特赦战犯、纪念“五四”为题，多次在华埠中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参加各种座谈会。在香港和海外的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介绍新中国的文章。国内《参考消息》等报刊先后转载了《中国归来答客难》《我是怎样决定回中国的》《访古论今说西安》等数十篇文章，介绍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的这些文章在美国华侨甚至在世界华侨、华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强烈共鸣，掀起了一股华侨认同、回归祖国的激流。
三
母亲开始和二哥福生住在新搬去的居民点里，后来二哥成了新家，母亲单独居住，母亲提出要我们回城照顾她。大哥也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说：“母亲已经风烛残年，必须得有人照顾她老人家，你们回城照顾母亲我最放心。”
我和宏英结婚后，我在路口中学教书，学校没有房子，我们就在宏英的娘家魏庄搭了一间茅草棚，算是有了家。宏英开始任耕读小学教师，后因我的社会关系，她的工作被解除了。对此，她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更加任劳任怨地劳动。我的四个孩子都是在魏庄出生。她除了照顾好孩子外，还要起早贪黑拼命地挣工分。繁忙的家务，繁重的劳动，加上政治上的歧视，并没有让她低头，而是顽强地向命运抗争。
两个哥哥让我们回城照顾母亲我们非常乐意，但我们当时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宏英和四个孩子没有城市户口，当时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等一切物质供应，加之我每月的工资有限，难以养家糊口。思前想后，为了母亲，我们还是作了大胆地抉择，全家回城。
我们进城后，大哥大嫂非常高兴，每个月都给家里寄来一点补贴。随后我调到息县一高教书。整个家务事都落到宏英一个人身上，特别是她对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自愿地帮母亲做义务工，因为当时五类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要派做义务工，这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当时宏英才三十岁，在“五类分子”中间是最年轻的，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影响进步。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怕！”母亲对这个儿媳非常满意，赞赏有加。
那些年，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哮喘病一直困扰着她，特别到了冬季，病情加重，咳嗽不止。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母亲的病又复发了，虽经多次抢救、治疗，终因肺心病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全家人悲痛欲绝。这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母亲享年七十五岁。
“母病故”三个字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太平洋彼岸。电报发出后， 我们在家里安排母亲的后事，按照老家的习俗，人老了以后，在家停留一般不超过五天就得安葬，正在这时大哥回电：“归回未定，望妥善安葬。”我们正打算按照计划安葬母亲时，县革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接上级通知赵先生一行准备回家乡奔丧。
噩耗传到大哥家，大哥除了关门痛哭绕室彷徨外，一时不知所措。他想马上回来，又考虑到时间和费用，不回去又不能安心。他和大嫂反复商量，大嫂提出一个问题，“要是不回去，你将来会不会后悔？”大哥遂决定回来，他说：“我不能犹豫一时而抱憾终身。”
大哥当时想，不但自己要回去，还想带着大嫂和孩子们一同回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生长的，希望他们能看看中国和盖棺前的祖母。大哥认为，这是一条感情的线，作为人子人父，他都有责任把它连接起来。
入境手续在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同情和支持下很快办好了，女儿留下看家。他带着太太、儿子，忍着极度的悲痛，回家奔丧。
像三年前一样，我又到信阳去接他们，上次是久别重逢，见面时激动得相抱痛哭，这次是同怀丧母之痛见面时又相抱痛哭。我向大哥诉说了母亲逝世的经过和丧事准备的情况。当我说到我们一家刚刚团圆，正祝愿母亲能多活几年，让她老人家多享几年福，谁知她老人家却突然撒手而归时，我已泣不成声，哥嫂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都失声痛哭起来。
车子到了县城，他们直奔灵堂。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在院子里搭设一个灵堂，一方面供亲友吊唁、瞻仰，一方面等哥嫂回来和母亲告别。从母亲去世到哥嫂回来，我们整整等到了十五天。
还没有等哥嫂走进院子，我爱人宏英闻讯跑出来奔向大嫂的怀里，他们相抱大哭起来。宏英把半月来料理后事、招待客人所积累的悲痛和疲劳一下子都倾泻到大嫂面前。
大哥一见母亲的灵柩，放声大哭，他拉着大嫂和儿子一起跪在母亲的灵前，给母亲磕头。五舅打开尚未钉上的棺盖，让他们瞻仰母亲的遗容。他们看到躺在棺木中的母亲，安祥和蔼，只是面孔比他们七三年回来时消瘦了些。“妈，我和你的媳妇，孙子都回来看你来了……”大嫂也在边哭边叫“妈！”不大会说中国话的侄子惠程也喊着：“奶奶，奶奶！”我想这是惠程第一次喊奶奶，也是最后一次喊奶奶。但这轻微的呼声，把一条断了感情的线连结起来，任何力量、任何时候，再也不能把它切断。
当时息县还是用土葬，母亲的棺木是厚厚的终南木。出殡的行列很简单，灵车在前，亲友们坐的卡车在后，哥嫂和惠程乘吉普车紧跟其后。没有素车白马，又无僧道乐队。母亲的墓地是一片桃树林。前面有流水潺潺的护城河，北面有郁郁葱葱的苗圃林，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送殡回来，他们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母亲的面孔就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一九七三年哥嫂第一次还乡，虽然和老母亲见了面，但始终被热情的亲友、乡邻包围着，没有机会和母亲长谈。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回国，带领耶鲁大学教授访问团到了北京。大哥让母亲到北京见面。是我和二哥福生陪母亲到北京的。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我们一下火车，大哥跑上前搀扶着母亲，走到又高又长的自动电梯前，母亲不敢上去，大哥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把母亲背在背上从电梯上下来，人们都投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从大哥的表情中可以看到，他能为老母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感到十分宽慰。大哥抽时间陪母亲上了天安门，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游览了颐和园。母亲感叹地说：“看到了北京，看到了儿子回来，我就是现在死了，也可以闭眼了！”大哥告诉母亲：“妈，你还有得活，有得看呢！明年我们回来，陪你坐飞机到杭州去逛西湖！”母亲听了，开心地笑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老人家笑得这样灿烂。
办完母亲的丧事后，大嫂向大哥提出，如果没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可以当晚离开，以免越呆下去越伤心，大哥同意了大嫂的建议。
晚饭前，他们去向母亲告别。黑夜中的原野，万籁俱寂，只有天光映照着母亲坟上的花圈，闪耀着昏暗的光彩。哥嫂和惠程在坟前恭敬立默念：“妈，奶奶，你安息吧！我们保证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离开息县后他们到了信阳，参观了辉县，经过郑州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到了天津，正参观大港油田时，忽然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雷，使他悲痛万分。总理在大哥心目中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在重庆谈判时，在旧政协会议上，他不但目睹了总理的风采，还多次面对面地采访过总理。总理那种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不卑不亢的风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大哥第一次回国，在北京期间正赶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宴请越南党政领导人黎芛、范文同，大哥也应周总理的邀请参加国宴。当接到印有天安门上红星闪烁的国徽图案，上面还有周总理签名的请柬时，他激动万分。
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周总理了。总理步入宴会大厅，他看到总理风度依旧，只是比在南京时消瘦多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感慨良多，他曾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特殊场合目睹他的风采；而今又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在解放后站起来的新中国的首都，再一次目睹他奕奕的风采，感到无比的激动。
在天津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他们立马赶回北京参加总理的吊唁活动。13号上午，他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各界人士的吊唁活动。此时的太庙庄严肃穆，哀乐阵阵，人们都沉浸在无比悲痛的气氛中，他们紧跟着人群，进入灵堂，向总理的遗像和摆放的骨灰三鞠躬。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泪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襟。
大哥参加总理的吊唁活动后又采访了一些知名人士。回去后，他把在北京的经历和对总理的回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悼念与回忆》。在香港出版后，他将这本书请人送给邓颖超大姐。邓大姐收到书后非常地感谢。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希望能和大哥见面。
1985年5月8日，邓大姐特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约见当年采访过国共和谈的老记者叙谈。听大哥说，当他们围座在她的身旁时，邓大姐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然后爆出一句非常亲切而又幽默的话语：“你们都长大了！”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大哥感到他们的确是长大了。四十多年前，当他们追逐着她和总理抢新闻的时候，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已近古稀之年。邓大姐充满感情地说：“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见面，而现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聚会，我心里很高兴！”她接着语重心长地回忆说：“当年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富强，在国难中我们曾共同工作过，对于大家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的，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不会老。”
四
大哥第一次回国以后，思国怀乡的感情像放开闸门的江河一样一发不可收，开始是假期回来，后来请假回来，退休后是经常回来，一年回来好几趟，一住就是大半年。他和祖国母亲有割不断地情丝，他不但时时刻刻离不开祖国母亲，而且他感到几十年来祖国进步得这样快，他毫无贡献，现在机会到了，他要为祖国母亲尽一点绵薄之力。
首先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所在的美国耶鲁大学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合作和友谊，当时这种合作中断了二十多年。尼克松访华引起了中国热，大哥认为这是恢复合作关系的时候了。他想组织一个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布鲁斯校长，校长一听非常高兴，于是很快组织了一个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共十五人的教授访华团。大哥向北京有关方面提出耶鲁访华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4年5月8日，访华团踏上了征程，这是中美中断二十多年文化交流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名校，他们先后访问了广州、杭州、上海、北京、西安、延安等地，参观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部分中小学。每到一所大学，都是由学校负责接待，首先看，然后谈，分专业进行座谈，双方发言踊跃，知无不言。
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不但使耶鲁大学的教授们初步了解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而且建立了校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校际之间的往来。他们回美后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报告，登在耶鲁大学校友目刊上。此外，还都在美国许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文章。
作为一个老新闻记者，大哥对祖国的新闻事业特别关心。中美隔绝了二十多年，大家都急于了解美国的新闻事业。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之邀，以《漫话美国新闻事业》《漫话美国总统选举》《漫话美国青年》为题，作了数十次演讲。《漫话美国新闻事业》是应时任人民日报副社长、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之邀所做的。为了不辜负所长委托和国内新闻同行的期望，他在美国作了精心的准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写好了演讲稿，希望在演讲后能出一本书。
这次演讲在《人民日报》大礼堂举行，听众包括新闻所的研究生和首都新闻界的朋友们，整个大厅挤得满满的。整个题目分为五讲和一个讨论会。演讲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讲结束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他们夫妇。
除了为新闻界作演讲外，大哥还为国内多所大学作讲学。参观演讲最多的当数北京大学。十年间，他四访北京大学。第四次访问北京大学，恰逢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是1973年，首次回国，在这期间，他拜会了哲学家冯友兰和语言学家朱德熙。和两位学者在临湖轩畅谈之后，他们陪大哥游览了北大校园。第二次是应北大国际政治系之邀进行学术交流。第三次是随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和北大师生进行座谈。
北京大学是在学术、政治、历史上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学府，他希望不仅是在北大讲讲学，开开座谈会，而且要进一步接触，了解这个他向往已久的学府。应北大中文系之邀，他第四次到北大讲学时，被安排住进北大勺园五号楼。从勺园步入一条丛林小径，迎面是两座遥遥相对的南北阁楼，再过去是一处草场，中间矗立着李大钊先生的钢像，李大钊先生是中国革命思想种子的播种者。他当年在北大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在整个中国开花结果。
大哥这次讲学选择了美国当时很热闹，而国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的新题目《信息社会》，他以《美国的新潮流》为演讲题目。我在北大进修，也参加了这次演讲会。演讲在图书馆举行，这是一座宏大的新建筑，讲堂宽敞明亮，听讲的大多都是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教师，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掌声不断。根据安排，演讲结束后更多的时间是由同学们提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围绕美国社会、青年、美国的经济、中美关系等方面。大哥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演讲结束时，他还邀请言犹未尽的同学到勺园找他聊天。不少同学单独或结伴，纷纷去看他，他和同学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拘无束地畅谈，勺园简直成了他们交流思想情感的乐园。
除了讲学以外，他还希望体会一下学生的生活。一天，我带大哥一块到学生食堂吃早饭，白馍、包子、稀饭、油饼、豆浆、咸菜，样样俱全。大哥告诉我，这里的饭菜味道好，花样多，而且还便宜。比耶鲁大学要便宜得多。那里的三文治午餐，要美金四元二角，当时折合人民币八块钱。
在北大期间，大哥拜见了王力和吴祖湘两位著名教授。王力先生还是大哥年轻时读译文接触的，之后王力先生又在语言文学界建立起高山仰止的盛名，大哥这次不但和他相见，而且得到他的墨宝。大哥和王力教授见面时我也在座，托大哥的福气，我也得到王先生的墨宝，实在感到幸运。大哥和吴祖湘见面是在北大中文系。吴先生潇洒的风度，渊博的知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学结束，王学珍副校长专程到勺园拜望，并于当晚举行宴会答谢。
在北大生活三周，大哥对北大的教授和学生有了全面的了解。和美国大学比较他感到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大学的人际关系比美国亲密。美国大学是各自为政、自我发展，不但行政人员与教授隔行如山，同一系的教授也很少往来，学生与教授也只是同堂论道，好像是一种买主和卖主的关系。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他是在美国听到的。海外的华侨华人，同样感到兴奋。他想趁此机会约见和采访当年受到“四人帮”迫害，而今仍然健在的作家、艺术家。他把这个想法向有关部门提了出来。
1978年暑假他再次回到北京，得知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十分高兴。没过几天，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北海仿膳请他吃饭，同时还邀请了30位艺术家。这次和艺术家们见面后，大哥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留得青山在》。他在文中写道：
走进仿膳，我对当年江青小吃和午睡的地方并不感兴趣，但对古色古香的满座国宝级大师们却肃然起敬。当晚到场的除主人林默涵外，还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李可染、萧淑芳、赵丹、张瑞芳……等，真是群星灿烂，满壁生辉。
当这些艺术大师已经功成名就，誉满全国时，我还只是一个文学青年，我是吃他们的乳汁长大的。今天，我特意从太平洋的另一端赶回来，就是想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仿膳的菜肴果然名不虚传，但那天我并未记得我吃了些什么，只顾欣赏大师们的言论风采。那晚，我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曹禺先生坐在我右手边，我定睛审视这位天才的剧作家，发现他满面黑斑，表情也不甚明朗，和我记忆中的曹禺判若两人；夏衍先生骨瘦嶙峋，行动不便，令人隐隐生出怜惜之情；赵丹也在谈笑风生之间，显出老态。据说他们都是刚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劫后余生，真乃文艺界之福，国家之福……
在此后一段日子里，我在北京遍访各位大师，而且对他们的谈话都进行了录音，后来续集成一本书，书名是《从三十年代到新长征》，其中的长篇序言《留得青山在》就是记录了这天晚上各位大师的风采……
在北京期间大哥和这些大师们经常往来，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和戏剧大师曹禺交往更频繁。一次，大哥在上海应曹夫人之邀到他家里吃饭，她用家常菜招待了大哥。又有一次应文化部的邀请去看他的剧作《王昭君》，曹禺亲自作陪。幕间休息时，曹先生陪同大哥到后台休息室喝茶，他步履矫健，满面红光，脸上的黑斑完全消失，他兴高采烈地把他的新夫人李玉茹女士介绍给大哥认识。
经常往来，无拘无束，一次大哥向曹先生寻求墨宝，他不但慷慨应允，而且裱好后送给大哥。他给大哥送的两句话是：“一点浩然气，快哉万里风”，大哥把这件珍宝，一直挂在他的客厅里。
不久，大哥听说曹先生应邀访美，日程安排有康州，在康州他要访问美国著名作尤金·奥尼尔的故乡。奥尼尔在美国戏剧界的声望相当于中国的曹禺，其作品的风格也和曹禺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他还要访问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这个学院是美国最具权威性的戏剧教育学府，培养出许多知名的导演、演员、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大哥听说他到达耶鲁，马上和他联系，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这一次的相见，时间虽短，但大哥感受到了他乡遇故知、略尽地主之谊的愉快。
这些年来，大哥为国内近二十所大学作过演讲，先后被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信阳师范学院等学府聘请为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
大哥除了访问和结识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朋友外，还先后访问了博作义、杜聿名、谢冰心等知名人士。据一家权威报纸提供的消息说，大哥访问傅作义是周总理提议和安排的。这些访问记录，通过整理先后登在日本《朝日新闻》《大公报》以及国内的《参考消息》上。
五
1979年中美建交，大哥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激动。他立即给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发去贺电，其内容是：“总统先生，我衷心地祝贺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常化关系的决定。这是在美国和在台湾与亲人分离的中国人等了三十年的好消息。这个消息不但赢得全世界雷鸣般的喝彩，也引起美国的华人社会热泪盈眶的欢喜，作为一个美籍华人，我对这个国家和您伟大的政治家风度感到骄傲。”很快华盛顿白宫予以回电：“赵先生，谢谢您在卡特总统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协议后，给他的电报。总统感谢您对他的支持，并向您问侯。白宫助理兰顿凯特。”
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从祖国传来，他感到振奋，也感到责任，他不断思考，我能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什么？他考虑最多的是想为发展中国经济做点事。他是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他主动提出来辞职，担任了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的顾问。“北电”是全球电讯设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其总部虽在加拿大，但许多制造研究设施和市场都在美国。1989年，大哥作为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的特别顾问，在北京为公司创办了联络处。当时适逢中国亚运会筹备阶段，他以特殊身份极力动员董事长为亚运会捐资。在他再三劝导下，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终于向亚运会慷慨捐赠了价值350万美元的大型程控电话交换机，并在亚运会开幕前正式开通使用。
1989年9月19日，刚刚就任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接见了大哥。这是大哥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上海市长的办公室，这一次是在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厅。他感到这位新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言论、风采和他做地方官一样家常、亲切，和他见面无拘无束。会见时，大哥向总书记汇报了“北电”捐赠的事，建议他能否在“北电”举行亚运村通讯设备开通典礼时，接见来华参加典礼的“北电”代表团，总书记欣然应允。
总书记在中南海接见“北电”代表团，大哥也应邀参加。总书记落座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董事长先生，你有一位很好的顾问。”这句话在当时的场合让大哥既急促不安，又感到高兴欣慰。
由于“北电”捐资的名声，再加上产品质量的过硬，很快打开了中国市场。
大哥除了担任“北电”高级顾问外，还担任美国前财政部长米勒跨国公司的高级顾问和日本证券银行顾问，他同时也创办了一个赵氏顾问公司。所有这些都是为中、美、日之间的贸易牵线搭桥。他不顾年事已高，不顾旅途辛苦，到祖国的城市、乡村、边疆考察论证，为所供职的公司提供一份份有关中国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他感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宽松，投资环境良好，他也跃跃欲试。在北京丰台选了一家电器公司，同美国一位朋友合作共同投资40万美金，建立了“北京丰台大光明电器公司，开业那天谷牧等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前去祝贺，新闻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大哥十分幽默地说，如果公司办成功了，我就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果办不成我就写《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许多报纸以“赵浩生下海了”为题进行报道，大家感到文人下海是一件稀罕事。由于没有经商的经验，结果钢铁还是未能炼成。
“六四”风波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采取一些制裁措施，大哥感到，西方一些国家这样做法是短视的，到头来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制裁者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处。正当日本举棋不定时，他应日本金融界之邀，作了一次演讲。日本政界、金融界上千人到场，他的长篇演讲《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征服了听众。他以详实的材料，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及日本银行界应取的态度。他特别强调，中日关系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不同，无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等方面，中日两国都最接近。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应盲目追求西方。当有人问他是不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时，大哥断然回答道：“我当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过，我也是站在与大家都相关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我不带成见。”对有些国外企业来华投资踌躇不前，怕有风险，他解释说：“所谓来华投资冒有风险之说，远非高见，任何风险都是针对机遇而言，无风险也就无机遇，更何况中国原是一个大市场，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开放的大方针不变，仍然是投资的好地方，谁捷足先登谁先受益。制裁中国或不敢投资都是短视的。”他的演讲，对消除误解、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哥这些年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奔波操劳，他感到我们这一代华侨年事已高，想办法让下一代的孩子们认识、了解、热爱中国，让华侨热爱祖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他们一家四口人，大嫂今泉智惠，美籍日本人，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是在美国出生，大哥风趣地说：“我们一家就是一部三国志。”两个孩子都有中国名字，女孩儿叫赵惠纯，男孩儿叫赵惠程，是从他爸爸、妈妈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的是西方教育，说的是英语。在他们身上可以说全盘西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大哥感到一种危机感。如果我们不对下一代进行教育，这样下去，就有把祖籍忘掉的可能。所以大哥经常对他的孩子进行寻根问祖的教育。
1966年，当时正是美国和大陆隔绝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到台湾旅行。从台湾坐飞机飞往香港的途中，十岁的儿子天真地问：“爸爸，这就是中国吗？你不是说中国大得很吗？”大哥说：“这不是整个中国，这只是中国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大哥指着飞机下面的中国海岸线对他儿子说：“你看那云彩底下的一片大陆，都是中国，在这个大陆上，有长江、黄河，万里长城，住着七亿多跟你爸爸和你长得一样的中国人。”同时还告诉他：“爸爸是在那里长大的，你的爷爷、奶奶和所有的亲戚都还住在那里。”他天真地问：“咱们为什么不回去看他们呢？”“现在还不能，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大哥的女儿赵惠纯，一直没有来过中国，为了让她了解中国，大哥决定，在她大学毕业后安排她到中国工作一年，承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帮助，让她以外国专家的身份进北京广播电台任英文编辑。
送下一代回祖国，乡思别情，感慨万千。大哥随即写了一篇《寄北京女儿》的文章。文章写道：
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你正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今早妈妈和我送你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妈妈哭了，我当时虽忍住眼泪，但此刻给你提笔写信，却不能自已地感到眼睛湿润起来。我们的哭不是因为伤别，而是因为高兴。更使我们高兴的是，你不是飞往一个陌生的异国，而是投向您自小就向往着的祖国怀抱。
多少年来爸爸都在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带你们回去看看你们的根，那时你们会看到爸爸魂牵梦萦的土地是多么的美好。那时你们会发现，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类都向你们一样长着黑头发，你们不但不是少数，你们的根所代表的更是一个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文化和历史。那时你们才会了解，爸爸为什么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一种无比的骄傲……
你还记得1971年我们在巴黎听到基辛格访华新闻时爸爸高兴的情景吗？我当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告诉你们，我们就要回家了，两年后，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爸爸在出国二十五年以后和从未踏过土地的妈妈回到了新生的祖国，见到了好多好多的亲人。我们从祖国带回来好多录像、照片和故事，你们一次又一次地跟着我们看，跟着我们听。你们第一次用中国话叫“奶奶”，也学会了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爸爸计划着带你们回去，我已向奶奶许下诺言，奶奶也早已把你们的照片挂在床头，终天盼望着你们早一天回去，但想不到1975年12月，像一声晴天霹雳，传来奶奶去世的噩耗，当时你来不及回家，我们就带着程儿回去奔丧，程儿看到奶奶盖棺入土，看到他的根和这个美好土地的关系。但作为长孙女的你，却没有机会看到奶奶，这是爸爸终身的憾事。现在你终于回家了，了却了爸爸一桩心事。
对你自己来说，这更是你有生以来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这是你第一次回祖国，第一次正式工作，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你像一只羽翼丰满的小鸟飞向你向往而又陌生的祖国，全家对你充满了信心，你成了朋友们羡慕的对象，成了爸爸、妈妈感到自豪的孩子。
作为最先回去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华裔子弟，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希望你，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不但要汲取根的滋养，更要做一个架设中美友好桥梁的好孩子……
《寄北京女儿》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进行了多次广播。
六
祖国的和平统一一直牵挂着大哥的心，他想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香港、澳门的回归做点事情。
大哥1966年全家到过台湾，而且还访问过蒋介石，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台湾。1973年他首次访问大陆，以后每年回国，写了很多文章，积极参与海外华侨的爱国运动，这样以来，在台湾当局的眼里，他就成了“亲共分子”，因此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他在台湾出版的书籍被官方没收。
自从台湾同胞访问大陆的禁令解除后，情势有所改变。大哥感到时机到了，迫不及待地要去台湾访问。申请签证十分顺利，很快他和大嫂都拿到了签证。多年不见，他感到台湾的变化确实不小。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这次到台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拜见原重庆《中央日报》和《东南日报》的老板胡健中。胡是大哥走上新闻记者这条路的引荐人。到台湾不久，由胡先生作东邀请台湾各界名流和大哥大嫂见面。当晚被邀请出席宴会的都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统府资政陈立夫、总统国策顾问陶伯川、“立法院长”梁肃戎、张学良亲信东北名将王铁汉等。旧友重逢，开怀畅饮，宾主尽欢。宴会结束前，“立法院长”梁肃戎建议大哥应该和李登辉谈谈。大哥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梁先生热情地表示他负责和“总统秘书长”蒋彦士联络安排。第二天大哥就接到蒋秘书长的电话，已经安排好和李登辉见面。
次日，“总统府”派专车和一名副官来迎接大哥，这是大哥第二次进入“总统府”。客厅是长方形，不大，引人注目的是沙发全是黄色绣龙的缎子，完全是皇宫的装饰。大哥刚坐下，主人就出现了，他个子很高，穿着一套并不十分讲究的浅灰色西服。他一边和大哥握手，一边说：“我们是早应该见面的。我做台北市长时曾到耶鲁大学参观，可惜当时未能见面，今天欢迎您到台湾来。”大哥告诉他，“24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见到蒋介石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和我见面。”大哥接着说：“我是刚从北京来的，在北京我曾见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丁关根先生。丁先生对我说，到台湾如能见到李登辉先生，想托我带一件特别的礼物送给您。”大哥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问大哥是什么礼物，大哥说：“丁先生想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给您。”“为什么要送一套《毛泽东东选集》呢？”他大惑不解地问。大哥说：“丁先生看到你在就任总统时的演讲中，谈到两岸关系以及目前的情势，倘若你手头有一套‘毛选’，可以提醒您，国共合作有着长远的历史，过去有过多次合作，今天仍旧可以合作。”
他听了大哥的话笑了笑说：“那次演讲原来的题目是《中华民国的前途》，后来征询各方意见，包括蒋秘书长的意见，改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我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完全基于中华民族这个观点。”
谈到海峡两岸的新闻、文化交流，大哥告诉他，离开北京之前，中国记协的负责人曾向大哥表示，现在已有不少台湾记者到中国大陆采访，大陆方面也希望台湾能对大陆开放。他说，台湾不久要召开“国统会”，讨论废除台湾的“动员戡乱”立法，此法废除之后，大陆记者即可到台湾采访。
谈到台湾企业家对大陆的投资问题，李登辉建议中国大陆当局要注意不要让专门炒房地产的台商到中国大陆从事地产投机，应注意发展工农业。他说，台湾对发展农业有一些经验可供中国大陆参考。
政治、外交到他留美生活，李登辉侃侃而谈，态度十分友好。告辞前，他提议和大哥合影留念，还送给大哥一个非常精致的红木烟盒。
大哥回到北京，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他把在台湾的活动，特别是会见李登辉的情况向杨主席作了汇报。杨主席对“中华民族”的提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大哥认为，双方既然对“中华民族”都感兴趣，就应该开始直接对话，基于这个原因，大哥曾向北京建议：“在未达成统一之前，双方领导人之间是否可以建立一条热线。”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不仅早已架设热线，而且国共领导人已多次会晤。大哥的期望变成了现实。
香港回归，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董建华任特首，也有大哥的一份心血。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香港的船王，大哥和他的交情笃深。浩云下世后，建华子承父业，事业蒸蒸日上，大哥和他也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一次大哥和董建华在北京王府饭店会面，谈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和香港回归后实行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及香港经济发展的前途，他更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他给大哥的印象是：他和香港一般只会做生意的老板不同，除了善于经营外，他还具有政治家的世界眼光和修养。当时大哥心血来潮，感到面前的这位侃侃而谈、仪表堂堂、精力充沛、如日中天的企业家正是一个理想的未来香港的行政长官人选。于是大哥提出，以你的能力，才华和对香港的了解，你应该出来竞选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这让建华非常吃惊，他愣了片刻，连连摇头。他解释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企业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东方海外”有员工3000多人，不能扔下他们去从政。大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你具备所有的条件：一、生在上海，长在香港，是地道的中国人，也是地道的香港人。这正符合港人治港的条件。二、香港是个经济城市，需要企业家主政，你正好是位声誉极高的成功的企业家。三、你曾在英国留学，知道应该如何对付统治香港的英国人。四、你长期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交游甚广，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东方海外’的船只大部分是日本造的，在日本的信誉极高，日本也一定会支持你。六、‘东方海外’最早的基地是在台湾，你的妹妹嫁给了前台湾警备司令的公子，有助于沟通两岸三地的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叫你占有了，你还犹豫什么？”
1996年4月，香港首任“特首”的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董建华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竞选的名单中。为了迎接香港回归，为了支持他的竞选，大哥写了《我看香江三十年》一文，连载在香港《大公报》和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结果，董建华众望所归，以压倒多数当选。香港回归是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大哥应邀以大会顾问和贵宾的身份参加了香港回归的交接及庆祝仪式。大哥事后说：“这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目睹英国旗帜的徐徐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目睹由香港人民自己推行出来的第一任‘特首’宣誓就职，快慰之情无以言表。想到自己能在这个历史性的大事件中发挥过一些作用，更感到一种由衷的满足。”
七
河南老家是大哥最眷恋的地方。他出生在息县，就读在开封，是家乡的乳汁滋养着他的成长。这些年来，他十几次回河南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信阳师范学院作过多次演讲。1984年10月24日，他参加完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来到郑州，为郑州大学作了“国庆观礼有感”的演讲。我也聆听了这次演讲。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说：“我这次参加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的感想很多，一千句、一万句，变作一句话来说，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诗人表达他对祖国的感情：‘好也罢、坏也罢，她是我的亲娘，我的祖国’，这次我所看到的亲娘，是我六十三年来看到的最健康、最美丽、最自信、最充满希望的亲娘……这几天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是我一生中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在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大会堂，有多少激动人心的场面，使得我热泪滚滚。我出国三十六年，倘若在感情上、思想上和祖国还有少许距离的话，这次的感受把它一扫而光。今天我感受到的就像六十多年前，我躺在母亲怀里那样温暖，那样安全……我参加过美国七月四日的庆祝活动；参加过法国七月十四日的庆祝活动，还参加过不少地方和民族的狂欢场面，但都没有像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这么盛大、隆重和壮观……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我还不服老，我不光是只为祖国说说话，写写文章，还要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一点余热。今天我能有机会进故乡的最高学府——郑州大学，并且和同学们见面，感到很高兴，同学们，让我们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吧！”
1996年，听说家乡河南召开中西部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他非常高兴。为了宣传这次会议，他到处游说，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讲述河南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宣传中原这块投资的热土，对外商了解河南，投资河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以美国米勒公司高级顾问和美国赵氏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了会议，还带领美国和日本的四家公司参加了洽谈会。会议期间，河南省省长接见并宴请了大哥。
2000年5月，大哥应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东方家园》栏目的邀请，和摄制组一起回到老家信阳。他不顾80岁高龄和摄制组一起爬鸡公山、游南湾湖，到农村和乡亲们叙旧。他感到家乡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更感到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曾形容解放前息县县城之小，“假如你在东城门口摔个跟头，你要在西城门口拾帽子”。如今息县县城的发展变化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在制作节目中，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使家乡的发展变化让人看起来更加可亲可信。他和摄制组在家乡三天的行程，完成了大型电视专题片《故乡山水情——家乡的变迁》。他说：“能为宣传家乡做点事，感到十分欣慰。”
家乡的各级领导和人民，对这个海外游子非常关爱和器重。1992年4月6日，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长春在北京会见了大哥。李长春是在出席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到他下塌的王府饭店见面的。李长春向大哥介绍了河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李长春请他转达他对河南籍台胞和在美国的河南籍侨胞的问侯，并希望他们经常回家走一走、看一看，旅游观光、寻根问祖、探亲访友、洽谈合作，无论以什么形式来家乡都欢迎。大哥对省长百忙之中来看望表示感谢。他说：“家乡现在虽然还比较穷，但有自尊感，有改变贫困面貌的志气。”并表示为家乡的对外开放献计出力。
大哥每次到省会郑州，省领导都接见宴请。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杰、省长何竹康、副书记刘正威、副省长赵正夫等分别接见宴请过大哥。每次回到老家信阳，各级领导也都热情接待。
河南省的新闻单位也经常宣传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河南日报》记者在中西部贸易洽谈会上访问了他，并以《永远的中国心》为题报道他。1988年4月23日《河南日报》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访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为题，刊登一篇访问记。当时作者王智广他们是一帮年轻的开封人，听说海南岛建省的消息，他们来到海南岛，想为开发宝岛献力，正好碰上应海南日报社邀请去做演讲的大哥。在访问中，大哥鼓励这些小老乡：“人的一生应该有几次孤注一掷，没有就没有前途。来了机会就要扑上去，紧紧抓住。我现在虽年近七十，但还想做一首‘海南狂想曲’，一旦条件成熟，我想在海南办一份报纸，一座造纸厂、一座印刷厂。”
在中西部洽谈会上，《郑州晚报》记者也采访了大哥。以《为了母亲的微笑——访美籍华人赵浩生》为题，登在《郑州晚报》上。
《河南画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大哥在河南的活动。
1993年，在河南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河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我，让我谈谈大哥赵浩生。我作为同胞兄弟谈了我对大哥的认识。1993年5月8日，《河南日报》以《赵浩生胞弟谈赵浩生》为题，刊登了这篇访问记。
《信阳日报》和《信阳周报》分别刊发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记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因为我们还年轻——美籍学者赵浩生先生返乡记事》和《风雪家园一笑同——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先生的家国情怀》。我和郑州大学的王振亚、贾林共同编著了《赵浩生新闻作品选》，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母亲去世后，大哥心情极其悲痛，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葬母记》，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大哥在对母亲的怀念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我一生可以说没有受过一般人所谓的母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但从来没有正颜厉色地教训过我，也很少看到她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或大哭大笑过。分别多少年来，每想起母亲，心中就浮现出她那茫然、木然、痛苦的面孔，这面孔只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牺牲驯服，“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每次想到这个面孔就使我感到心酸不已。
母亲不识字，又裹着小脚，对我的教育没有什么直接帮助，但她对我的爱是那么深远和无私，成为我上进的最大动力。
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一进门我就大声嚷着：“我饿了”母亲总是准备好一个馒头和一把剥好的蒜瓣等着我。我家吃的是大锅饭，母亲有时特别做上一个菜让我吃，多半是炒鸡蛋。不过这得碰运气，要赶上母鸡下蛋时才行。有时我忽然听到母鸡“咯咯……地叫起来，我就知道母鸡下蛋了，急忙跑去捡回热乎乎的鸡蛋交到母亲手上。可是一个鸡蛋怎么也炒不出来一盘菜来，于是母亲就把鸡蛋加点水，加点面调成一大碗，炒出一大盘，放在桌子上，我们母子相对而座，各拿一双筷子，但母亲不吃，只用筷子把我吃乱的菜拨到一起，充满慈爱地看着我吃。这情景当时我并不在意，觉得很自然，但是在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之后，特别是在我浪迹天涯无依无靠的时候，每当回忆起这温馨的一幕，就禁不住热泪滚滚。
母亲下世后。大哥不时回老家，每次回来，都要到父母坟前祭拜。一次他带着大嫂回息县扫墓，他顺手抓一把墓前的黄土，深情地说：“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干饭一半馍，是家乡的土地养育我长大成人。这些年我漂流海外，到过许多国家，看过许多名山大川，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唯独我的家乡魂牵梦萦，因为她是我的亲娘，我的根。”
完
（作者赵更生系赵浩生的小弟）
文章来源：信阳晚报
赵浩生，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著名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1920年生于河南息县。曾任重庆《中央日报》、上海《东南日报》驻南京特派员和驻日本特派员。1952年赴美深造后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1973年，赵浩生先生第一次回国，曾撰写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的文章，激起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忱与祖国认同回归的热潮。25年来，赵浩生往返中美间已有76次，每年在中国有半年的逗留，除推动中美各项交流合作外，并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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