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母亲在西南联大的流金岁月，致青春，致友谊

沈宁的父亲沈苏儒，是浙江嘉兴沈家后辈、沈钧儒先生的堂弟；母亲陶琴熏(1921~1978)陶希圣次女，湖北黄冈人(今属武汉市新洲区)。

文章原文
母亲的闺蜜之许湘苹

文/沈宁

1937年，母親身穿當時的中學生服裝 在北京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

母亲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上学，几乎立刻便成了校园里的名人。一是因为她是陶希圣先生的女儿，陶希圣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不久前才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轰动天下。二是因为陶琴熏小姐，为掩护陶希圣先生脱离日汪虎口，被日汪扣做人质，又被杜月笙万墨林先生救出，是个女英雄。陶小姐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记录这段经历，连载两日，广为流传。三是因为陶小姐从香港考进来，衣着容貌都比内地人时髦许多，在众多本来保守又因战争而家境穷困的内地学生中，格外显眼。母亲高高个子，披肩长发，弯眉毛，大眼睛，说一口标准北平话，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美丽动人，纯真豪爽。她每到一处，都引起众人注目。

大學時代　形影不離

而当时母亲结交的闺蜜，除陈琏之外，还有一个理学院化学系的许湘苹。许阿姨是江苏无锡人，小小的个子，总是喜眉笑眼。她在西南联大跟母亲同宿舍，睡上下铺。母亲曾经说，她和许阿姨两人，除了专业课，几乎形影不离，特别总是一起去上体育课。

母亲说，西南联大的体育课由马约翰教授主持，规定每星期两节，每节两个钟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其他课程的时间安排，要么每星期按时上两节，要么几星期不上，然后连上几天补足。甚至可以一天连上四节，两天上够一个月的体育课学分。女生体育课，除练习一些基本运动技能之外，大部分时间就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班分两队，一队是猫，一队是老鼠。老鼠逃，猫追。追赶一阵，再换过来追，老鼠变猫，猫变老鼠。因为每节课上课学生不同，所以每节课都是猫捉老鼠。母亲和许阿姨每次一起上体育课，都要连上四节，玩四个钟头的猫捉老鼠。下课时候，都累得呼呼直喘。

母親的閨蜜陳璉

每天到食堂吃饭，也是两个人同行。西南联大的学生饭厅很大，中间隔几步放一个圆形木饭桶。每逢开饭时间，学生们冲进饭厅，都围到饭桶边，抢饭勺给自己盛饭。抗战期间，物资紧张，粮食不够，大学生们吃饭眼要快，手要快，嘴也要快。到得快，抢得快，吃得快，也许能再添一碗。到得慢，抢得慢，吃得慢，就可能吃不饱。许阿姨个子小，挤在人群里抢饭勺，总是吃亏。母亲个子大，嗓门也大，总是能够从男生手里夺过饭勺，抢先给自己和许阿姨的饭盒里盛饭。许阿姨后来给我们讲，母亲还发明了一种快速添饭法，所以母亲和许阿姨每顿饭都能够吃饱。

一般人怕吃不饱，盛第一盒饭的时候，总想拼命多盛，然后快吃。其实大家吃饭都是差不多的速度，所以差不多同时开吃，又同时吃完第一饭盒，同时赶去添第二饭盒，那就看谁手快，谁力气大，才能添得到。稍微慢一点的同学，便吃不到第二盒了。母亲的办法，第一饭盒不盛满，别人吃一满盒饭的时间，她和许阿姨只吃大半盒，就能早些吃完，赶在别人前头去添第二饭盒。添饭的时候，则拼命添满，然后坐下来慢慢吃，这样每顿都可以保证吃到将近两盒饭。许阿姨给我讲这故事的时候，非常神秘，说母亲这个办法秘不传人。后来母亲转学走了，许阿姨多年继续采用，还把这办法教给香港来的黄阿姨，两个人都可以不饿肚子。

有一次学生们正在吃饭，忽然响起防空警报，日本人轰炸。饭厅里的学生都爬起来，端着饭盒，一路破口大骂，一路挤挤撞撞跑出饭厅，去钻防空洞。母亲不慌不忙，对许阿姨说：她在北平南京和武汉，听防空警报听得多了，没那么可怕。听起来，那些飞机还远得很呢。两个姑娘，先到饭桶前，满满盛了两盒饭，才走出饭厅，进防空洞。母亲在西南联大出名，很多高年级男生努力追求她，经常请母亲吃饭。母亲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决定回请一次。她跟许阿姨商量，买了一只鸡，在宿舍里请客。

遭日军轰炸后的西南联大校舍 图片来自网络

西南联大女生宿舍在文林街一座大庙里，遭过日军飞机几次轰炸，残破不堪，文理学院的女生们仍然都住在里面，说是女生集中居住，便于管理。那天母亲有课，许阿姨没课，就由许阿姨在宿舍里看锅炖鸡。结果，许阿姨中途睡着了。母亲下课回宿舍一看，鸡已经烧焦。许阿姨急得掉眼泪，买个鸡不容易，她们买不起第二只。怎么办，母亲想了半天，只好把烧焦的鸡改成红烧，遮住烧焦的颜色。几个男生来了，在宿舍里说笑，吃烧焦的鸡。许阿姨陪客，一直道歉，那些男生口口声声说好吃。母亲觉得自己能够转危为安，还很得意，哪里晓得男生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傳陶希聖被日軍所捉之後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香港。当时外祖父一家还在香港，母亲却远在昆明读西南联大。之后两个月，母亲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万端。因为高陶事件发生，日军对外祖父恨之入骨，先后几次派特务到香港，企图谋杀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严密保护而未得手。现在日军占领香港，他们便大规模搜捕外祖父，各家报纸经常发消息：日军在某菜园捉到陶希圣；日军将陶希圣剥皮抽筋等等。母亲在昆明读到这些报纸，不知真伪，惊恐万分，日日以泪洗面。许阿姨后来跟我们说：那些日子，琴熏为此焦虑，经常痛哭不已。我尽力安慰劝说，希望减轻她一些痛苦，也经常陪她去找她的伯父伯母和堂兄鼎来。

据我的经验，许阿姨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也不会讲太多安慰的话。我想，当时许阿姨大概只是时刻伴在母亲身边，分担母亲的苦恼，陪她掉眼泪。西南联大不是可以混毕业的，许阿姨读化学系，上课之外，有许多实验。母亲说，许阿姨读书的时候，总是很忙，经常都是母亲下课之后，坐在化学实验室外面等她。可是母亲无法与家人联系的几个月，许阿姨却不管功课紧张，自动花费许多时间，陪伴母亲。母亲从许阿姨那里获得的，是一份真挚的友爱，一份深切的同情，一份闺蜜的理解，一份极大的安慰。相聚一起，时间固然重要，但相聚时的感情融合，更加珍贵。许阿姨对我们说：我和琴熏虽然只同学一年，但她们的友谊是永恒的。

那天母亲又在伤心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蒋梦麟先生要她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许阿姨陪着母亲一起去了。蒋梦麟校长告诉母亲，重庆布雷先生发来一封电报，请蒋校长转给学生陶琴熏。布雷先生在电报中通知母亲，外祖父已经逃离香港，回到国土，叫母亲不要太心焦。母亲接到电报，高兴得跳脚。母亲对我说，她原来在家里听外祖父讲布雷先生，并无特别印象。接到那封电报﹐使她感到布雷先生的亲切。她曾写过一封信，感谢布雷先生，并且询问外婆及弟弟们的消息，那信也是请蒋梦麟校长转寄重庆的。后来母亲转学到重庆，才知道那次布雷先生要蒋梦麟校长转交的电报，并非外祖父嘱托他发的，而是他接获外祖父安全逃到内地的消息，了解到母亲的心情，自己主动发给蒋梦麟校长的，足见布雷先生感情之细腻。为此母亲在重庆期间，曾专门当面向布雷先生道谢过好几次。

外公陶希聖寫給母親的信，裡面提到蔣夢麟校長經驗多學識高，也提到母親從西南聯大轉學重慶等等

接到布雷先生电报之后，母亲又接到一张汇款单，落款处“父字”是外祖父的手笔，母亲看到，好像见到亲人，落下泪来。许阿姨催促着，陪母亲跑到银行去取款。柜台里的行员看单子，又看看母亲，问：你父亲是陶希圣么？前几天《上海报》说，日本人把陶先生逮捕了，剥了皮。他其实没有死，汇了四百块钱来。银行里的人听见了，都围过来，争着安慰母亲。

終身把許湘蘋視為閨蜜

因为这段焦虑难耐的经历，学年终了，母亲便决意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与外祖父外祖母和舅舅们团聚。但是她与许阿姨的友情，并没有就此中断。母亲高中的闺蜜黄阿姨考上西南联大，母亲把黄阿姨介绍给许阿姨，遂成密友。

三个朋友大学毕业之后，各自成家。我的母亲跟父亲在上海金门大酒店举行婚礼，许阿姨结婚梁同武叔叔，黄阿姨结婚张初民叔叔。四八年前后，她们三人都在香港。黄阿姨本来是香港人，梁叔叔在香港我大舅开办的印刷厂工作。四九年三月，母亲抱着我，被父亲接回上海那天，也是许阿姨送到香港的码头。

五十年代初，许阿姨和黄阿姨，在香港听到原西南联大化学教授曾昭抡先生演讲，深受鼓舞，当场报名北上，拖家带口，回到北京，参加祖国建设。又过几年，母亲也跟随父亲，从上海搬到北京，三个闺蜜重新聚会，过了两三年还算不错的日子。

我们三家都住在北京西城区，我家在颁赏胡同外文局宿舍，黄阿姨家在砖塔胡同商业部宿舍，都在西四丁字街，两条胡同斜对，几步路就到。我中学几年，文革不上课，经常跑去黄阿姨家，跟她家小弟和邻居们一起打桥牌。许阿姨家靠北一点，在北帽胡同，每次去她家都要坐两站电车，在护国寺下车，顺一条斜斜的胡同，走一段路才到。许阿姨有七个儿女，加我家三个，就是十人。每次吃饭，大人坐大桌，小孩子坐小桌，由梁家的温温大姐负责，不得吵闹。

在我的记忆里，许阿姨永远保持着平和，宽容，大度的态度。我从来没见过许阿姨发脾气或者表示对谁不满。许阿姨不是没有遇到过磨难，但她不骄不躁，脸上永远挂着真诚的微笑，显示出她卓越的勇气和坚韧。也因此，母亲终身把许阿姨视为闺蜜，从她那里获取安慰和力量。

真正的西南聯大人

好景不长，五七年母亲成了右派。梁叔叔也因政治历史问题，调离外贸部，赶出北京。梁叔叔的父亲是山西声望很高的民主人士，曾经跟周恩来称兄道弟。许阿姨是北京市特级物理教师，带了全家大小，跟随梁叔叔去了山西。文革结束，父亲有一次出差，专门绕道山西太原，看望许阿姨和梁叔叔，在他们家里小住几日。差不多时间，张叔叔同样因为政治历史问题，调出商业部，发配晋南一个煤矿。黄阿姨没有跟着去山西，继续在北京三十五中教英文，所以张家两个儿女还留在北京。

沈苏儒、陶琴薰及子宁、熙，女燕（1958年北京）

之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亲友间来往逐渐减少，个个提心吊胆。像我家这样的黑几类，谁沾上谁倒霉，所以更要小心，少跟人接触，别给他人添麻烦。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母亲跟许阿姨和黄阿姨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她们青年时期的友情，好像具有免疫力，可以不受当时中国政治毒雾的侵染，保持纯洁和真诚。

因为许阿姨在中学物理化学教学方面的杰出成绩，她经常接受邀请，回到北京，参与编写中学教材。她每次来京，必来我家。甚至文革期间，母亲坠落深渊，被完全隔离社会之外，几乎再无一人愿意跟母亲接触，许阿姨仍旧会来我家，看望母亲。记得有几次，许阿姨来我家，母亲对她叹气：这些孩子，十几岁年纪，书没得读，将来长大，怎么得了。母亲又说：历史，老沈可以给他们讲讲。文学，我可以给他们教教。可是我们两人，数理化一窍不通，没办法教他们。你来了正好，你每次来，不要来看我，花点时间，给我的孩子们补习补习数理化吧。说不定日后世道变了，他们还有机会，那时候他们要能够考得上大学才好。之后，每次许阿姨来北京，果然会带些数理化课本，给我们补习。我们一本两本学完了，许阿姨没及时来京，母亲还写信去，要许阿姨寄教学材料。

那些年，我和弟弟常常觉得母亲经过那么多磨难，仍旧保持天真，居然会盼望我们上大学，很不以为然。但是最终，母亲毕竟比我们更有远见。沧海桑田，世道骤变，高考恢复，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也有了机会。许阿姨多年对我们的帮助，有了理想的结果。我和弟弟立刻考上大学，妹妹跟着出国，到美国读大学。只是母亲没有熬过苦难，五十七岁撒手人寰。我们把噩耗报告给许阿姨，她难过了很久。

母亲和许阿姨是西南联大学生的典型，她们的闺蜜交往，达到友情的最高境界。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忽然间，热炒西南联大，出版书籍，拍摄电影，沸沸扬扬，好像戴上西南联大这个高帽，大家都荣光起来。其实，从母亲和许阿姨身上，我看到真正的西南联大人，无论教授或者学生，极少有人会举着西南联大的牌子，趾高气昂。他们不敢，也不会。过去半个多世纪，凡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都是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结果十九都成了右派分子，或者这样那样的反革命。随着母亲和许阿姨她们一辈人的逝去，西南联大已经成为历史，那一页永远翻过去，无处寻找。恐怕现在找不到有资格的西南联大教授，也找不到有资格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

母亲与她的闺蜜许阿姨，那个时代所有受尽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充满艰苦和挫折，面对无数人性罪恶的挑战，经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政治绞索，但她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高风亮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静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直到尽头，她们值得后辈人永远的敬仰和羡慕。

作者简介：

沈宁：浙江嘉兴人，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八三年赴美留学。历任美国联邦空军官校教官，科州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等职。业余写作。

版权保护声明：云之南华人频道（yznchinese.com）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请尊重原创内容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 yznchinese 电邮联系。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单位和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