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昆明重建的“中央防疫处”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许多科研机构和大批的顶级科研人才迁到昆明，中央防疫处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原标题“战火中重建的中央防疫处”

坐落在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如今已成为昆明市区的一部分。而在70多年前，高峣还是滇池边的一个小小渔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于1939年迁到昆明后选址于高峣设立实验机构，使这个渔村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文化、科技人才。当时的高峣村民不可能知晓，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群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正开展着堪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工作。

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抗日战争爆发，汤飞凡走出实验室，投身救国运动。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阀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又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对上海发动了进攻。上海工人、学生举行示威和反日罢工、捐款支援前线等抗日救亡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汤飞凡再也不能安心把自己关在研究所里。他走出实验室，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并且根据他的坚决要求，被分配在离火线只有几百米的第一线救护站。

抗战前线

汤飞凡在前线日夜工作，放弃轮流休息，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汤飞凡回家，他的夫人何琏对他说“听说日本人的炮火很厉害，你们怎样躲避？”

“啊，是很厉害，但打不中我”，他风趣地说，“因为我目标小，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虽然时刻有被炮弹击中的危险，目睹了许多士兵英勇牺牲，但他自己却从没有过对死亡的恐惧。在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他感到自己的生死完全无足轻重。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淞沪抗战之后，南京面临沦陷。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接到英国的通知，要他坚持工作，必要时撤往英国。
“眼看要做亡国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他叹气说。

二、汤飞凡受命重建中央防疫处

中央防疫处从北平迁往南京，再迁长沙，最后迁至昆明。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上海成了孤岛，汤飞凡整天忧心如焚。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正在自惭对国家民族无所作为，马上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1. 从长沙大火中挽救中央防疫处

1938年夏天，汤飞凡同夫人何琏乘飞机到了长沙。没想到重建防疫处比他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开支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陈二人都声称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当时长沙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最后卫生署决定将防疫处迁往昆明，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

汤飞凡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两千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伶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幸亏行动果断、迅速、早走了一步。他们走后不到两个星期，日军打到离长沙只有100多公里。在张治中统帅下的国名党军队准备放弃长沙，放了一把火，几乎将长沙烧光。员工们议论说，幸亏来了汤处长，救了防疫处，不然早就完了。

2. 白手起家

防疫处总算保存了下来，可是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必须几乎白手起家地把它重建起来。

汤飞凡手里的三百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事先写了信给省长龙云和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请他们协助。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是座寺庙的地产，方丈安定先是不给，后来在龙云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但要收取高出市价十倍的地价。他知道汤飞凡拿不出，没想到自己棋错一招，汤飞凡连声说好，最后由李子厚出面，商妥地价5000元，分5年付款。后来汤飞凡和方丈安定搞好了关系，只收了1000元作为“布施”，地价不要了。

位于昆明郊区西山附近的中央防疫处的实验楼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生产大楼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以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

中央防疫处的职工宿舍

3. 沙漠里的绿洲

汤飞凡在昆明与其说是“重建”中央防疫处，还不如说是“创建”更为恰当。他没有因为战乱迁徙，困难重重而降低科研生产标准和对全处工作的要求。

他参照纽约州卫生研究所的办法，建立了一套技术管理制度。因为当时是用蓝色封面，被大家叫做“蓝皮书”。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制造疫苗、血清和实验室工作的《规范》。

1926年齐长庆从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离了一株天花病毒。这株病毒经猴-兔-牛等动物交替传代减毒成为可用于制造牛痘疫苗的毒种，称为“天坛”毒种。1940年汤飞凡让朱既明和李严茂将其与印度毒种做了比较，证明天坛毒种制造的疫苗效力较强，发痘率高，但局部反应较重。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与痘苗中的杂菌有关。传统方法处理后，杂菌仍然较多。1941年汤飞凡和朱既明成功研究出用乙醚杀菌的新方法，大大提高痘苗的质量。此后一直应用这种改进的方法制造痘苗，但仍沿用“天坛”毒种。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疑似天花病例，经调查怀疑是使用了失效的牛痘疫苗。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疫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了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疫苗失去了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了对中国的牛痘疫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疫苗与中国疫苗进行对比试验，比较结果是中国疫苗比印度疫苗稳定，而且发痘率高。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疫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送，改由中央防疫处供应。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

李约瑟与中央防疫处主任汤飞凡交谈

4.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问世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央防疫处的研究人员也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资料，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每周，汤飞凡都在自家举行读书会进行文献讨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讨论会，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汤飞凡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正报告：关于Abraham, 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

制造青霉素首先要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汤飞凡号召研究员们从旧衣、家具、水果等等一切可能之处收集霉菌，涂布到培养基上，寻找纯种霉菌。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从一名工作人员鞋子的霉菌上提取出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共获得帚状霉菌40余株，能产抗生素的有11株，据研究员回忆“以汤飞凡所长分离的菌种为最佳”。

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随后大量投入生产，甚至能供欧美的盟军使用。

1945年9月2日“中央防疫处”庆祝同盟国胜利大会全体职员在昆明合影

当时《自然》杂志中有一篇关于中国中央防疫处的特写：“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警惕。一天夜里，汤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来不及去开几道房门，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他赶快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

就在这个简陋到没有自来水的“工厂”里，汤飞凡不仅生产了中国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还培养了一批中国未来微生物学、免疫学的骨干。

汤飞凡上任以来仅仅三四年时间，并且是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条件下，使一个支离破碎的防疫处面目一新，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他常对人说自己很笨，但有一条：“一件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坚持到底，就要认真干好。”

中央防疫处主任汤飞凡留念

从昆明到北京，从中央防疫处到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一刻不停地投入到与传染病的战斗、与细菌病毒的战斗中，甚至还要一次次白手起家重建实验室，同时兼顾生产，在1946 年春天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中央防疫实验处北平的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

文章来源： NVSI青年发展论坛 一个专注青年发展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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