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花开正满枝——忆汪曾祺
北京时间8月10日下午15:20，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花开正满枝——忆汪曾祺
作者：巫宁坤
花开花落，一晃，曾祺走了十年了。十年了，我在异国他乡“一室一厅藏拙处”饰壁的还是他特意为我作的那幅《昆明的雨》，风神飘逸，画如其人。
他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曾祺小时爱看他画画，心领神会，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后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久废画笔。他回忆道：
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
曾祺也是画花卉的，他说：”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又说：”我的画，遣性而已，送人是不够格的。”你可别信以为真。
一九五七年，我俩同时落难，从此天各一方，”二十余年如一梦”。直到八十年代才在北京重逢，却仍是咫尺天涯，离多会少。于是，八四年二月，我写信给他，请他给我画一张画，要有我们的第二故乡昆明的特色，我家徒四壁的墙上一挂，就见画如见人了。三月二日，他回信说：
画尚未画，因为想不起能表明有昆明特点的花果可画。昆明最多的是报春花，但这花细碎，难为布局。波斯菊也不好画，美人蕉则不成样子也。圆通公园樱花甚好，但画出则成为日本的回忆了。且容思之。
时隔数十年，他对昆明的百花记忆犹新，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他“思”了两三个星期，画直到三月二十日才画成：“右上角画着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这幅画，从构思到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纯青。
他一再说”我想念昆明的雨，”淡淡片语饱含着他对花城魂牵梦绕的深情。抗战七年，他在昆明过着流亡学生的清苦生活：
我在民强巷的生活真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没有床，我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去向不明，只剩下一条棉絮。我无论冬夏，都是拥絮而眠。有时没钱吃饭，就坚卧不起……
数十年后，“往事回思如细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他不能忘情于昆明雨季的花果。雨季菌子极多，鲜美无比。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子吆唤着“卖杨梅——”，那声音使他感到”昆明雨季的空气更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带着雨味的花使我的心软软的。”这个雨中的花城，色、香、味、音、情俱全，正是曾祺精神世界的投影。
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欣赏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的话：“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论日子如何艰难，他都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当了一回”右派”，却认为“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发配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改两年，摘帽后下放到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穷居独处，没有领导，不用开会，“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马铃薯开花的时候，他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绘。“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为我画的那片仙人掌，倒挂着犹能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曾祺慧眼童心，喜看百花齐放，人花合一。仙人掌花也好，马铃薯花也好，一花一世界，千姿百态，每朵花都绽放着造化的神奇。满怀“润物细无声”的温情，一拈画笔，得心应手，他的“写意”就“下笔如有神”了。
曾祺热爱生活，但是他深谙“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的自然规律：“七十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晚年，大江南北，游踪所至，他为众多求画者留下了一幅又一幅佳作，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他却一挥手走了，潇洒如浮云，花开正满枝。
附记：去年是曾祺辞世十周年，本想写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没料到，八八残躯又遭晚期黄斑病变突袭，一时间几成瞽翁，废读废写。幸得良医诊治，重见天日，得以涂鸦。
2008八年农历新年于维州客中
巫宁坤
著名翻译家巫宁坤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约翰·斯坦贝克、克里斯多夫·伊修武德、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此外，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
在40年代，巫宁坤就读于西南联大英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珍珠港事件之后，巫宁坤选择投笔从戎，为美国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巫宁坤想重返学校完成学业，获得批准后就地复员，次年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攻读英美文学，他是当时学院中唯一的外国学生。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之后，巫宁坤选择继续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R.S. Crane），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 S·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51年，正在忙于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在收到邀请之后，巫宁坤选择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立即下定决心回国任教。从旧金山离开美国之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李政道还专程前来送行，为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回国后不久，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押往监狱的巫宁坤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在随后的几年中，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保外就医”，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开始以后，巫宁坤被关进“牛棚”，继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1970年刚从“牛棚”出来，又被取消职工待遇，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1年退休之后定居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