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贻琦先生故居前的遐想

不是北京，不是美国，更不是台北。

这里是与它们相距遥远的昆明。

一切来得那样突兀而又自然，就这样，我们不期而遇。

深秋时节，惠风和畅。国庆70周年前夕的一天下午，有北京来的朋友相约茶叙，驱车拉着我，在导航的引领下，七拐八绕，去往一个之前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停好车，步入一个新建成、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进得大门不远，我猛然愣住了，前方路边一个指示牌上赫然写着“梅贻琦先生旧居”字样！难道这里竟然深藏着这样一个名人故居？我不由得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前行不远，便看到一个两层小楼的独门小院。当真，门口挂着梅贻琦先生的照片和简介。这梅贻琦何许人也？

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他，从小便聪慧过人。后来，他成为天津南开中学堂首批毕业生的第一名，中国第一批考取庚款赴美的留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任教。后来又回到美国担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处监督。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而距离东北不远的北京再也无法平静，面对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军的“不抵抗”，京城各高校愤怒的学生不断掀起罢课游行抗议示威活动，派系纷争不断的清华大学除了罢课还在继续上演驱逐校长活剧，已经多年成为“最危险”岗位的校长一职，是块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此前做过清华大学物理教员的梅贻琦临危受命，从美国奉召回国，走马上任清华校长。

然而，此时，企图吞没中华的日寇却并未停止侵略的脚步。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也被日军占领，中华民族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躲避战火，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被迫南迁，先在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日寇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1938年又迁至地处大西南的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1946年北归平津复校。期间，尽管烽火连天，经费短缺，举步维艰，冒着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在梅贻琦先生主持下，西南联大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始终高扬着中国教育大纛，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这便是梅贻琦先生在昆明的一段辉煌传奇。

倘若不是挂牌提示，有谁能想到，抗日战争期间，梅贻琦先生一家人竟然居住在此。不过，当时此地的名字不像现在小区名那样时髦，而是叫做龙院村。

在耸立入云的栋栋高楼间显得十分矮小的这座故居，一看便知是重新修复过的。除了一些老照片，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当年的旧貌。距此故居不足百米处，还有另外一个大院，是为惠家大院。原是当地社会贤达惠我春老先生的私宅。为解联大之困，当年惠我春先生主动邀请西南联大的多位教授，如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杨武之、梅贻琦、赵九章等在他的大院里居住，所以惠家大院也是梅先生的故居之一。现在新修复的这个惠家大院已经被列为昆明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那天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已临近傍晚。几个工人正在打扫庭院，准备下班。看得出整个修缮工程还没有完工，除了建筑外观，还看不到什么展览内容。

离开梅先生故居后的几天里，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虽然，以前我听说过关于梅先生的一些只言片语，但没想到今朝竟然无意之中遇见了先生旧居，看来也是缘分。我辈虽非清华学子，但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梅贻琦先生自然是十分敬仰的。

自梅先生在联大解散后离昆返归北平复校、1949年离开大陆出国，已经70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今非昔比，国泰民安，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数十年的时光流逝，已经消磨了多少记忆。试问，今日除了搞西南联大历史研究等的极少数人外，14亿国人中还能记得并了解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居功至伟之教育大师的能有几何？

更可悲的是，虽然从猿到人、从远古而至今日，人类社会已不断演化向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也在飞速进步，但是，人类的许多固有毛病并未消除，诸如健忘、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等依然根深蒂固。是以，才不得不因近视而呼唤远见卓识之士，因健忘而兴纪念堂博物馆，为怀念而出版回忆录文集。

今天，从各种有关研究资料中不难看出，关于梅贻琦先生的评价虽然众说纷纭，但对其教育思想及其办学兴教的功劳却众皆大为称道。

纵观梅先生对我国教育之贡献，余以为首要在其勇于担当之精神。从先生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受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勇挑西南联大重担，均体现了先生对国家、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九一八”事变后，梅贻琦在面对清华师生时的就职讲话中公开宣示：“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按照当时的国民政府指令，西南联大实行的是由来自南开、北大、清华三所大学原校长组成的“三常委领导制度”，即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共同执掌联大，然而，由于张伯苓、蒋梦麟二位先生大部分时间常驻重庆，实际上，领导西南联大的重任就落在了梅贻琦先生一人肩上，梅先生其实便是联大的校长。当此山河破碎、国家危亡之际，为了教育救国、延续与传承民族文脉，梅先生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呕心沥血于西南联大，千方百计为办好联大而奔波忙碌，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一片赞誉之声。

正是在梅贻琦先生的领导下，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吴宓，陈寅恪，朱光潜，傅斯年，钱穆，陈省身，华罗庚，钱锺书，沈从文等名师荟萃，众多大师云集于西南联大，在它短暂的八年的时间里，培养孕育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多名两院院士和著名学者，成就何其辉煌，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在无出其右。

而时至今日，其早年关于“通识教育”、重视体育等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仍然振聋发聩，值得今人谨记。尤其是，他的“大学”与“大师”说更是被后世屡屡言及的至理名言。

记得，他当时是这样明白无误地说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对比近些年，国内教育界走过的一些弯路，特别是一些大学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华美大门、校舍而忽视优秀师资人才引进培养，一些学校及老师谋求的不是“教书育人”而是如何“教书赚钱”，完全背离教育之根本，实在令人汗颜。

谁也不能否认，无论是梅贻琦先生还是西南联大，对国家、对昆明的教育事业都有卓越贡献，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

如今，梅先生工作生活过的昆明，早就彻底改变了当年旧社会民生凋敝、物价飞涨、特务横行等落后面貌，已经取得了远非昔日可比的巨大进步，经济实力与教育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为了铭记先生的贡献，窃以为，仅仅修复先生当年的一两个故居是不够的，应当在昆明为先生修建一座“梅贻琦纪念馆”，让世人后生都能从中受到宝贵的教益。

果诚如此，则善莫大焉！

来源： 图影看世界 作者：任维东

任维东, 《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及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多年来采写刊发重大新闻、调查新闻、深度人文地理和舆论监督报道等各类新闻作品。参与撰写《特色文化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来自云南的一线调研和思考》, 滇池污染和治理的系列报道等。

1983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工作3年后，1986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1989年7月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分配至《人民日报》社工作。从1989年8月至2003年3月，一直任《人民日报》记者。现为《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多年来一手拿笔，一手拍照，撰写、拍摄与发表了大量文字和摄影作品，著有《探访东方大河 》、《神秘的金三角》、《云南故事》等。1995年加入中国民俗摄影协会，1999年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家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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