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的女儿终于“找到”父亲
“明年清明节,我们就去昆明看我爸爸。”
对年过古稀的王保妮来说,寻找曾是南侨机工的父亲,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修行。
70多年前,一大批南侨机工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从南洋回到烽火中的祖国,在抗日“生命线”上尽忠诚洒热血,至少1000人牺牲在滇缅公路。
王保妮,对曾是南侨机工一员的父亲,只知道一个名字, 以及华侨、修车等简单的信息,还有长期的困惑和怨恨。
“我对我的父亲是从恨到崇拜”——一篇《新华每日电讯》的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让王保妮找到了关于父亲的线索,知道他原来那么了不起!
张维端在岳父王文松长眠的将士墓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保妮、张维端夫妇。
戴世新和两个女儿王保妮(左)及王珍妮。
王文松和戴世新的婚照。2001年,张维端为扩印照片,撬开相框才发现背后还有戴世新哥哥戴世琼留下的字迹:“民国廿九年国历三月十五日,为新妹并王文松先生结婚于云南下关,是日嘉宾莅临,极一时之盛。文松粤人,长住南洋,新妹系于前岁逃难来汉,旋因儿招,遂来滇。此次姻缘殆非巧合乎。”王京雪摄
■本报记者王京雪
父亲是谁?是一个叫“王文松”的名字,是记忆里的一处空白,是会修车的爱国华侨,是少女时期怨恨过的至亲,是老照片上西装革履、头发光亮整齐、一双眼睛长而深邃,笑起来右嘴角微微挑高的青年……
父亲是母亲的心结和心愿,是家里的谜。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王保妮73岁,这道谜终于被解开。
因缘巧合的是,王保妮是通过《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线索而解开这道谜的。
远方的父亲
这不是王保妮第一次寻找父亲的消息。
小时候,王保妮问过母亲戴世新:父亲是谁、人在哪里?因为分开时年纪太小,对于父亲,她早没有印象。
彼时,年轻体弱的戴世新在安徽宿州的小镇做小学教师,每月工资19块钱,养活一家四口,包括老母亲和两个年幼女儿。“我妈说,你爸爸是从新加坡回国抗日的爱国华侨,现在在昆明。”于是,在小保妮心里,父亲人在远方,不知哪天就会回家。
父亲从没回家——1945年,王文松与妻女在昆明的码头分别,送她们回戴世新的安徽老家。临别前,他说会尽快跟她们团聚。回到安徽,戴世新收到两三次信件与生活费,就再没了丈夫的消息。
“我妈妈跟我们讲过她是怎么回安徽的。”王保妮说,“她坐的是拉煤的船,吃饭要去相连在一起的另一只船上自己做,她一个人带着我和姐姐,就放我们在座位上等,自己过去弄吃的。她说两只船用船板连着,那个板子好窄,每次走上去都要小心,怕会掉下去。”
戴世新也给女儿们讲过她为什么会从安徽去昆明。“妈妈本来在濉溪县的小学教书,日本人打到县里,校长就带着老师们逃难。老师里女的多,他们白天躲起来,晚上跑,一路跑到武汉。钱全部花光,校长说实在没办法了,大家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我大舅在昆明的银行工作,妈妈写信过去,大舅让她赶快来昆明。后来由大舅介绍,她和我爸爸结了婚。”
她偶尔提及过去生活的琐碎记忆,比如“云南的路真难走,走不好车就要翻掉”“云南人吃苦瓜,真苦,可他们吃得有滋有味,呱呱呱的,我不能吃,为什么要吃那么苦的东西呢?”“缅甸的榴莲很好吃”“芭蕉跟香蕉样子一样味道不一样,不好吃”。
但她几乎从不讲丈夫王文松的事,直到1965年,22岁的王保妮决定写一封信。
这一年,王保妮从学校毕业,姐姐王珍妮已经工作,戴世新年近50岁,在做过一次大手术后辞职在家休养。这个家里没有男人,生活困难,戴世新20年不肯再嫁,她们母女周围一直缠绕着种种流言。“有人说我爸爸肯定是大资本家,有人说是大地主,有的说是反动军官,所以妈妈才不能嫁人,一直等着。”
杳无音信的父亲就以这种方式参与进她们的生活。王保妮中学因为这些流言入不了团,考大学又因此通不过政审,到她从专科学校毕业,人们已经在讨论把她们母女三人全部下放农村,还准备让戴世新戴上帽子游街。
她跑回家问戴世新,“你跟我说实话,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像外面传的那样?”戴世新说:“我能骗你吗?你爸爸他就是个爱国华侨,是个搞技术的。”
她讲王文松多么厉害,“一辆车开得飞快,你爸听车子的声音说你停下来,车子哪里有个小毛病,一拆开果然一点不错”；讲他人多么好,“脾气好,人缘好,从没见他发脾气,你怎么生气发火,他都只冲你笑”；讲他会一口流利英文,能讲中文却不认汉字,她教他认字,教的第一句话是“太阳出来了,月亮落下了”,10个字教了好久；又讲王文松多么疼爱“珍宝”两个女儿,“每次下班回家,你爸爸进门就把你们一手一个抱起来,放到腿上,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王保妮开始写信,给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听母亲讲我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响应陈嘉庚号召回国抗日,但我们这边传闻很多,影响很大,能不能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没过几天,收到回信,说信已转交云南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又过几天,昆明来信,“说我父亲是从新加坡回国的爱国华侨,在抗战后期去世,没写去世时间和原因。后面括弧里说,信息由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黎家明提供。信写得很简单,但很及时,也很管用。”
她拿着信跑去派出所,困扰她们一家多年的流言渐渐没人再提。
“我恨过我父亲,觉得他把我们丢掉、不管我们了,又搞得我们老受牵连。”王保妮说,“知道他已经过世,我就没有继续追下去。我找谁呢?云南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妈只说我爸是搞技术的,那他不就是一个修理汽车的人吗?特别特别普通那种,谁会认识他?”
王保妮想,关于自己的父亲,这封信可能就是最后的信息了。
父亲的消息
戴世新却不信王文松已经去世。“她说你爸爸身体那么好,年纪轻轻,怎么会那么早去世?不可能。”王保妮回忆,“信上盖着大公章,我想恐怕不会假。但她就是不信,认为人家说的是错的,她相信父亲在世,并且总有一天会来找我们,老有这么个念头。”
从1965年起的30多年,王文松可能只活在一个女人的等待与信念里。戴世新后来依旧极少提起他,也从没要求女儿们继续去找。直到过世前几年,忽然有一次她跟王保妮说,你们什么时候能不能打听一下你爸爸的消息,到他墓前去看一看……
1999年7月13日,与王文松一别54年后,87岁的戴世新过世。“她死不瞑目的”,王保妮想找到父亲的下落,给母亲一个交待,但“一点线索都没有,除了名字、原籍在海南万宁县,从新加坡跟着陈嘉庚回来,别的信息一点点都没有。”
2014年7月,王保妮的丈夫张维端在《新华每日电讯》上读到一篇报道——《打捞‘被遗忘’的南洋华侨机工》。文章讲述了一群罕为人知的卫国者往事:70多年前,滇缅公路在抗战烽火中通车,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条交通线,军火、药品等国际援助物资俱由这条道路运输。因国内急缺司机与机修人员,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战火尚未波及的东南亚各国发出号召,征募机工,三千余名华侨青年志愿归国,运输救国,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2014年各媒体即开始为纪念抗战胜利预热,《新华每日电讯》也组织了相关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报道中说:“新加坡华侨王文松放弃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高薪,告别妻儿,率十几个同伴携全套修理器具报名回国。”
看到这段话,张维端立刻打电话给妻子,问这会不会就是她的父亲,“新加坡华侨、修理汽车,又是响应陈嘉庚号召回国的。我说赶快联系记者,问问线索是哪里来的!”王保妮说,她从不知道父亲还有这样的过往,拿高薪、做工程师,属于叫“南侨机工”的集体。
“解谜”重新开始。从2014年7月看到《电讯》报道后与各方联系,到今年7月张维端代替身体较弱的妻子赴昆明走访,王保妮一点一点重新拼凑起父亲的形象,一点一点重新认识自己“特别特别普通”的父亲。
原来有那么多人记得他
王文松是谁?到昆明后,张维端意外地发现,这里有那么多人知道他。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说,在了解自己父亲的经历时,总绕不开王文松的名字。1939年,她的父亲正是在王文松带动下,与十几个海南籍同乡带着几箱修理工具一同回国——后据考证,国内最早引进的磁粉探伤技术,正是始自这些箱子里的英国磁粉探伤仪。当时,机工们用它检测汽车致命零件上肉眼难以发现的疲劳裂纹。
97岁的老机工罗开瑚没见过王文松,但也知道他,“他在新加坡拿200多块的工资,我们才二三十块,他拿那么高工资回国来的。”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写华侨司机回国,专门提及“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约折国币700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说的就是王文松。
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记者1939年来华采访后发表系列通讯《华侨机工在滇缅路上》,说这群运输军火打鬼子的爱国青年们唱着歌上的滇缅路:“车在我们的手上,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奔赴沙场……”文中说这些可爱的机工们有个缺点:“李逵性格”,就是刚强鲁直,好打抱不平,喜欢以武力解决问题。但有一个叫王文松的人例外。文稿末段,商报记者提到在云南下关见到工程师王文松,说他穿一条虎皮短衫,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他没有李逵性格,他有知识分子那种文质彬彬的风度。”
已经过世的王文松同乡、机工黄守琛在生前的一份口述中说,回国后,他们先在昆明受训,“军训后5天王文松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调到仰光大汽车装配厂,带领100多名优秀侨工装配新车”。据说,训练所副所长有疑虑,给他做了面试,王文松边讲边用英文写了一黑板,比较各类型车辆的构造、电流、底盘装配、速度等性能特点,考核变成讲座,传为佳话。
2013年过世、曾在当年那封信里向王保妮提供信息的老机工黎家明说过,他们在仰光,条件十分简陋,露天组装汽车,其时为夏季,为赶时间,机工们常冒烈日或大雨,一天苦战十几个小时,半年组装了200多辆美国道奇卡车。
王文松的同伴、机工陈宋儒在1939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那位美国工程师低估了我们,把我们分为六人一组,规定每组每周装配一辆大卡车。原先我们确实因为不熟悉道奇车和欧西姆车的性能和构造,速度慢了些,几天后,我们就完全熟悉了,只一天就能抢装两辆；接着是一天四辆。美国人真是又惊奇又钦羡……我们24名琼侨机工因而受到宋子良先生的嘉奖。”
张维端在云南省档案馆找到一份王文松的辞职信,写于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之后。信中回顾了他回国抗战的大致经历:从南洋返昆明旋奉命率团赴仰光装车厂服务,任务结束后,调任下关第八装车厂装造股长,后又调赴腊戌驻修所任所长,再调回仰光任装车厂副厂长直到缅甸局势危急奉命撤退昆明。
1942年5月,滇缅公路彻底中断后,南侨机工失去用武之地,队伍解散,各谋生路。
在云南保山,张维端见到102岁的老机工翁家贵。老人回忆,队伍解散后,王文松因为英语好,被志愿来华抗战的美国空军聘为翻译。1945年冬,他去参加美国人的联谊会,晚上开车回家时在山路翻车,送医后很快离世。“我们几个老乡去医院看他,他后来葬在昆明的空军墓地,一个姓何的中国空军官员,给他报了个空军上校的军衔。”
翁家贵口中的墓地,安葬着数百名抗战中牺牲的中国空军和中国远征军将士。在上世纪50年代,墓地经历过一次迁移,被牛车拉去距原址4公里外的长春山。2013年,因媒体报道英烈遗骨被遗忘引发社会关注。今年2月,历时一年多,公墓完成修建,定名为“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
张维端特地驱车赶去看了,“陵墓修得很漂亮。”
心愿终了
“好了,我妈妈可以闭眼了。”在重新追寻父亲的日子里,王保妮几天几天睡不着觉,“一闭眼满脑子都是他,他的样子、他当时的艰苦,我想我爸爸原来这么了不起、这么爱国,他去世太早,我心里很难过,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亲人去看过他、给他烧过一炷香、献过一束花,我爸爸变成孤魂野鬼了。”
她扶扶鼻梁上的花镜,这些天,她把张维端从云南背回来的材料翻了又翻,随口便能说出那些文章中有关父亲的段落和细节。她低声叹息,“我对我的父亲是从恨到崇拜,他们那批人真了不起。”
2015年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阅兵式上,88岁的南侨机工蒋印生参加了观礼。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这份褒奖属于所有南侨机工、所有抗战时期的爱国侨胞。”
王保妮和张维端也在家里收看了阅兵式。几周后,他们收到昆明的消息,说老机工翁家贵已于9月23日病逝。
“明年清明节,我们就去昆明看我爸爸。”王保妮说,“我想跟他说我们那么久没来看他是因为不知道,告诉他也有亲人。我姐姐心脏不好,不能坐飞机。她如果去不了,到时候,我到爸爸墓前,她去妈妈墓前,我们约好时间,一起说说话。”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王京雪
2015年12月25日
备注：
王文松。王文松是海南万宁人，当时在新加坡一家英国汽车公司任工程师，他放弃优厚待遇，率领十多位同伴，报名回国，每月仅领30元国币。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一书记载王文松：‘有一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
1939年3月下旬，王文松和同乡抵达昆明，在滇缅公路运输处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军训后没多久王文松以考试第一名被调到仰光汽车修配厂任副厂长，带领一百多名优秀侨工，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欧姆新车，以备抢运军需物资。王文松与同事们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装配10辆以上。经过半年苦战，近千辆美国道奇、欧姆汽车逐批装配完成，由火车从仰光运到腊戍，及时地投放到滇缅公路的运输中，承担起抗战大动脉的关键作用。
在仰光任务完成后，这批华侨机工又受命调到国内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第八修理厂，王文松任厂长，抢修滇缅公路上的受损车辆。
王文松已于1946年车祸离世，葬在昆明的空军墓地，1953年，公墓迁建到昆明长春山中国空军抗战殉难人员公墓。
王文松带领的修机队中多人都技术优良，经验丰富，他们还带回国修理工具数箱。在若干年后经相关专业专家多年的研究论证，在2011年11月厦门召开的“全球华人无损伤检测高峰论坛”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南侨机工最先为中国引进了磁粉探伤新技术”，证实这一技术就是由王文松的修机队首先于1939年2月带回了英国的磁粉探伤仪，用以检测汽车“致命”零件上的肉眼难以发现的“疲劳伤痕”，这个论证为南侨机工如实恢复了他们以往不为人知的另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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