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西: 我曾在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工作

周定西是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化)学兵总队炮科毕业,1941年8月取得黄埔军校本校特科16期毕业证书,到雷允担任中央飞机制造厂警卫团高射炮排长。

1939年1月,我还在永胜中学上学。初中三年级上学期刚结束,我拿着一张18岁的学校证明,就和我们全班同学,30人左右,在老师和县政府兵役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步行四天,赶到大理下关报考军校。参加考试以后,因为身高体重不达标,我就反复排队参加体检,每次都将脚踮得老高。到第四次时考官不耐烦了,明确对我说,小孩儿,你还太小,就算你的脚踮得再高也没得用,我不会要你的。当时我一心想上军校,就大声与考官争执起来,被前来视察考试情况的一名高级军官听到了。那位军官就问考官我们吵吵嚷嚷的什么情况,考官汇报说,这个小子身高不够却想上军校,硬在这里反复排队好几次了。那位军官看了我一眼问,小鬼,你这么小也想上军校?你知不知道军校学习训练很辛苦啊?我高声回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都到了保族保种的时候了,好男儿就应该有担当。这时,那位军官语气温和地说,你还小,明年又来报名。我感觉有点希望,就用央求的口气说,长官,只要您给我饭吃,我就会长大的嘛,今天去上军校,明年我就已经有打鬼子的本领了,何必多吃一年闲饭呢。军官又说,军校里面学习训练是非常辛苦的,你不知道,当逃兵可是要枪毙的哦。我坚定地回答说,我能吃苦,我敢担当,我绝对不是逃兵之流。军官说,一言为定。我立即立正大声回答,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军官转过身对主考说,收下他吧。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军校学员。考上军校后,我又步行四天回到老家,在家与亲友短暂相聚,然后在县政府兵役科人员的带领下步行到祥云,又从祥云乘大卡车到昆明。到昆明后,原来的同学们就分开了。

1939年3月,我和其他新生,到达四川省纳溪县,来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分到了特科化学兵总队,开始了我的军校生活。


军校学生上炮操课情形

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强度,练到我双腿肿胀无法弯曲。累得困,到站立时也能睡着的地步,最老火的是因为无法弯腿下蹲,所以不得不以站姿解大便,既狼狈又痛苦。训练中吃的是掺沙子、掺谷嘴子的米饭,供应的量又小,大约一顿只有两小碗。一开始我很难下咽,往往就餐时间结束了,被教官抢走饭碗将饭倒回桶里还要挨训。这段时间里,那种饥饿的感觉便成了我一辈子的记忆。直到,后来有个学长来新生队里找老乡,才偷偷给我们新生传授了吃军粮的“秘诀”。饭前先打半水壶开水凉好,打好饭立刻将温水泡到饭里,用筷子搅一搅,沙子就会沉底,才能快速按时吃完。用了这个方法,我终于不再因吃不完饭而挨饿和受训。新兵训练结束,饭里不再掺沙子和谷嘴子,饭量也够吃饱了。但是,抗战时期军校生活一直都非常艰苦,吃肉的机会相当少,开始一个月只有两顿肉吃,且数量较少、质量较差,蔬菜也缺乏。从来没有吃过的白萝卜叶子、红薯叶子都是常吃的菜,直到快毕业时,才有所改善,但也只是一星期能吃一顿肉、饭管吃饱而已。训练强度大,服装也破损得快,所以我学会了使用针线,在衣裤破损处打上补丁。

学习期间,学校只发给学员草鞋,家里邮寄来给我的一双布鞋平时都舍不得穿,只在过节和上街时穿一下。军校的学习和训练安排得相当紧张,大队的、中队的、小队的各层文艺活动体育活动也很多,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因为是化学兵部队,学校为了保密,不给我们印刷课本,上课时教官在上面讲,学员就要快速写笔记。每天上课训练结束,在睡觉之前学员之间还必须相互核对笔记,以免记错,同时也起到复习当天课业的作用。学校教学要求特别高,学习内容较多。学过的公共课目有典范令、气象学、地形学、兵器学、测绘学、通讯学、心理学、统计学、英语、日语、德语等,再加上化学战术、化学兵器、化学战技以及炮科的若干专业课,一共有几十门课程,毕业时光笔记本都有四五十本。学员住的是用竹子做框架、用稻草盖顶和用稻草围墙的简易房子,没有电,教室里用汽灯,在宿舍里对笔记就只有用自制的煤油灯。考试方法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特别是上专业课的大部分是美国教官,上课和考试都按照实战要求模拟进行。

尽管条件艰苦,可学校里因为有一些沦陷区来的学员,亲身感受着国破家亡、亲人失散的痛苦,有着学好本领保家卫国的迫切愿望,所以在相互感染下,学员们潜心操练杀敌本领,学习热情都很高。我在学习训练中特别地用功,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加之战事吃紧,学校采取超常规措施授课。通过严格甄别,将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组,实行相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速度,也就是因材施教,按照完成学业进度,同一期学生分批次毕业。规定三年的学制,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经过严格考试考核,提前半年毕业。


周定西

我有幸于1941年8月,提前获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十六期特科毕业证书一本、佩剑,剑柄书有“不成功便成仁  校长将中正赠”一把,证章一枚,还有肩上斜跨的三角皮带。毕业典礼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官何应钦到学校参加典礼并训话,让我们毕业生倍受鼓舞。

我完成军校的艰苦学习训练,获得少尉军衔。我被分配到滇缅边境,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担任警卫团高射炮排任见习排长。


原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全貌

从军校到垒允是军校派车送的,三十五六个人一辆大卡车,直接送到垒允。在驻守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日子里,我怀着一腔热血,报国之情。既兴奋又紧张,恨不得睡觉都睁着眼睛、竖起耳朵,生怕错过防空预警,又怕不能应对实战,耽误防空保卫工作,真正是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精力。高射炮排是一个加强排,有五十多人。当时,配备给我们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高射炮。我们每天都要按照射击规则进行演练,按照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不同高度的模拟演练和实弹射击演练。

记得1941年9月的一天,我到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警卫团服役,还不到一个月。日军的轰炸机队,由战斗机护航向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扑来。我们收到预警信息后,迅速做出反应,组织了强有力的炮火攻击,使敌人的飞机无法进入我飞机厂上空投弹。但是,那些可恶的日军飞机没有轻易离去,绕着我飞机厂转圈,蠢蠢欲动。最后,迫于我强大的高射炮火力网没敢飞到我飞机厂上空,只把一部分炸弹扔到了飞机厂周围的中国村庄,大部分扔到了缅甸境内。就在我们拼命发射炮弹的同时,我方飞虎队的几架战斗机也旋即升空作战,打得敌机狼狈逃窜。那一天,我们是完全胜利了。从那以后,敌人的飞机很长时间没有再敢来我们头上撒野。战斗结束后,我的全身连鞋子和袜子都被汗水浸透了。一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实战,军校所学的知识在战斗中得到检验,二是因为战斗打赢了,有力地保卫了飞机制造厂没有受损失。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倍增。我的那些战友们,战斗素质都相当高,满怀一腔热血要报效国家,敌机来犯时打得异常勇猛,将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可战斗结束才发现,有好几个人受伤了,扭了腰的、崴了脚的、脚手骨折的、皮肉一块块不见了的都有。尤其要说的是,那些高射炮的质量真是好,平时保养也很到位,我们当时发射了许多炮弹,炮管都打红了,那些炮竟然没有出任何故障。

到了1941年年底,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陈纳德飞虎队、英国皇家空军驻缅甸部队的飞机,进行保养、检修和加油。我作为警卫团负责防空任务的高射炮排排长,有幸多次与陈纳德将军近距离接触。陈纳德将军不仅威信高,而且平易近人,每次见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向他敬礼他都会微笑着还礼。那些美国飞行员军衔都很高,地勤服务的美国人军衔也很高,中国职员虽然不穿军装,但是有许多是高级职员。当时我只有18岁,也许在他们眼里还只是个小孩。我认为那些人都是有知识有能力有教养的,是值得我尊敬的,所以不管见谁我都先行军礼,相互之间都很尊重。自从我们高射炮排打赢了发挥作用的那一仗以后,大家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老远就叫:周排长。我感觉大家更喜欢我们高射炮排,我也更受人尊敬了。军人的职业素养,要求军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尽快熟悉周边的地形。所以,我到了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警卫团以后,除了值班训练以外,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走遍了飞机厂周围所有能够走到的地方。

后来,跟飞机制造厂的人熟悉了,知道每次飞机修理好以后,都要经过试飞,合格了,才能交给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使用这一情况,我就想搭乘飞机到天上,去看一看垒允及周边的地形地貌。我觉得试飞的过程是个机会,于是好几次跑去求试飞员,又去找警卫团领导要求。领导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与飞机制造厂相关人员沟通以后批准了我的这一要求。


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

我如愿以偿,搭乘着试飞的飞机上天去,得以从高、中、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地形地貌、山川河流,边境地区中国一方、缅甸一方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都飞过。我感觉从空中观察地面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如果不是在飞机制造厂警卫团工作。一个小排长哪有可能上天俯瞰。当年中缅之间没有国界,叫“中缅未定界”,缅甸一方很大的地盘曾经是中国的国土,两边居住的民族同宗同源、同语同俗,缅甸那些边境一线的居民都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中国人去缅甸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不需要什么证明。交通也很便利,飞机制造厂每天都有车辆往返中国和缅甸。


1939年时,飞机制造厂建厂时期的奠基石

我在空中看过之后,还想实地去缅甸方熟悉一下。我就利用休息时间搭乘飞机制造厂的运货卡车去缅甸,最北边到过公路尽头一个叫“坎底”的地方,也去过一个叫“帕甘”的地方。南边到过曼德勒城,八莫、腊戌、果敢等边境城镇也曾多次去过。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边上有一个很热闹的集市,有理发店、裁缝铺、照相馆、药铺,还有个修鞋铺和一个咖啡店。但最多的是食馆,不仅有云南当地小吃,还有北方饺子店、北方面馆以及缅甸华侨开的广东味道的食馆,还有几个杂货铺。中央飞机制造厂的伙食分为若干食堂和等次,飞虎队的待遇是最好的,有专门的美国厨师,为他们做面包和糕点,听说他们只吃牛肉,所以牛肉属于他们的专门供给。与我在四川中央军校的时候相比,已经是好得不得了喽。我们的营房就在大门里面不远的地方,我站在营房门口就能够与大门口出入的人打招呼。美国飞行员们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经常会从食堂拿来几个罐头或者一些糕点送给炮排的战友们,非常友好,想来在美国飞行人员看来还是觉得我们警卫部队伙食比较差吧。

1942年5月1日,我们突然接到命令:实行焦土抗战。必须马上炸毁所有房屋及设施。必须马上炸毁所有机器设备。必须马上炸毁所有停在机场的飞机。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设施设备。我被分配到炸毁厂房和机器的那一支队伍里。我们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时间又非常紧急、需要一次爆破成功的情况下。为了保险,我们在厂房和设备里填装炸药,还又放了一些手榴弹和子弹,泼上汽油,引爆之后,又爆炸又燃烧,那个爆破声啊,噼里啪啦,呯呯嘭嘭,惊天动地,真是震耳欲聋。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发电厂建在一条沟箐里,箐里树木参天,发电厂就隐蔽在树林里。因为处在战时,所以发电厂除有发电的技术人员值班外,还有武装人员守护,但是到了撤退的时候,相关人员不知是什么情况。我们警卫人员奉命炸毁工厂设施时很仓促,由于事先没有计划,没有认真准备,所以才有把发电厂给炸漏掉的事情发生。炸毁停在机场的飞机,由另外的一支队伍去完成爆破任务的。听说,他们炸毁飞机的时候,许多人都哭了。那曾经是我们保卫的主要对象,是与敌人战斗的重要武器,是多少中国人节衣缩食花大价钱买来的啊。虽然万分舍不得,但是又没有办法,战士们只好含着泪、咬着牙执行任务。等到爆破完成,炸毁所有飞机、厂房和设施设备以后,我们是与警卫团领导一起最后撤离的一批人了。看着凝聚着无数中国人心血和汗水的飞机制造厂,在眼前灰飞湮灭,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凝重而痛苦,很多人都流泪了……


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纪念碑

我们从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撤退的时候,也是相当仓促,可以用“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来形容,但自己的物品该带还是带了的:军校的几十本笔记本,几件简单的行李。我参加敢死队返回去炸发电厂时,按命令把行李物品交给了战友,原定如果自己生还回来就交还本人,如果牺牲则作为遗物邮寄给家属。但是,撤退队伍一路遭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扫射,到了保山城又遭大轰炸大燃烧,之后就一无所有了。我到达保山后就听说惠通桥被炸断了,惠通桥被炸断之后,怒江西岸的公路上停满了车。


惠通桥

那些满载抗战物资的车辆,主要是由回国支援抗战的南侨机工们驾驶的,他们一腔热血只为了抗战,抢运的是抗战物资,为了不让车及车上的物资落入敌人之手,他们把满载货物的卡车开进波涛汹涌的怒江里面去了。有的驾驶员把车开起来以后,人跳下了车,只是车掉到江里去。有的驾驶员把车开到路尽头,人下来了,众人合力把车推到江里去;还有的驾驶员连人带车下了江,当时听说这样开到江里面的车数量还不少,估计有七八十辆嘞,场面相当悲壮。1942年6月,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宣布解散。


作者周伯媛和父亲周定西合照

口述:周定西
作者:周伯媛
编辑:普   珍
文章来源:7号讲解员 为抗战老兵建个馆

版权保护声明:云之南华人频道(yznchinese.com)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请尊重原创内容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 yznchinese 电邮联系。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单位和本人。